以为印度这样一个在军事和经济方面远比中国软弱的国家，真的会妄想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进行侵略，那是完全不严肃的。
——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O年二月六日通知
许多文官政府对于本国的军事潜力究竟有多大，几乎是全然不了解的，对于他们所发动的战争在军事上应具备哪些条件又几乎是漠不关心的；而军人们却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些文官政府的野心、冲动和失策投入战争中去。
—— 艾尔弗雷德·瓦格兹：《军国主义的历史》
一、山脊和河流
一九六二年夏天，印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边界的西段。印度政府对一些事件经过的说法颠倒是非，宣传说中国蓄意在西段向前推进，企图扩大其控制地区。这种说法虽然对外界达到了掩盖事实真相的目的，却使印度政府受到国内的指责，说它还没有大胆地、断然地迎接中国的挑战。政府事实上是在执行一种孤注一掷的政策，而人家却责怪它过于容忍，甚至是懦弱无能。这意味着尼赫鲁已自行放弃了任何选择的余地。暂停执行前进政策以解除在西段受到的压力，会被看作是投降和对于民族事业的背叛。而且，对于中国在地面上的任何行动，凡可以被解释为新挑衅的，不论情况如何，都不能不采取明显的、强有力的反措施。既然尼赫鲁使公众误以为印度军队有力量对付中国，他就只能以动用军事力量作为印度的对策，而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的目标是把中国部队从印度要求的领土上赶出去，于是就使西段边境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形势。在东段，中国是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的，并没有占据任何印度所要求的领土；然而正是在东段，印度的小规模推进触发了一场边境战争。
自从一九五九年八月的朗久事件后，东段三年来一直平静无事。朗久事件发生后不久，尼赫鲁和周恩来协议双方沿东部边界停止巡逻。印度陆军奉命不在距麦克马洪线两英里以内进行巡逻。然而，前进政策的指令把这些命令都推翻了，使麦克马洪线再度出现紧张的局势。一九六一年十二月陆军总部发出一项指示，命令东部军区将哨所向前推进，要他们尽可能靠近麦克马洪线建立新的哨所，以便有效占领整个边境，并在哨所之间的空隙地带进行巡逻。这些命令使东段印军面临与西段印军同样的困难任务。他们有时要走上几个星期才到达麦克马洪线。而一旦驻守部队按照上级指示把哨所建立起来后，如何供应他们就成了尖锐的问题。同西段一样，他们的全部必需品要靠空投。在西段，在河谷的平地上还容易找到良好的空投场所，可是在东北边境特区险峻的、丛林密布的山脊上却很难找到这种合适的空投场所，气候条件之坏也经常使空投任务接连几个星期无法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最边远的驻军就有断粮饿死的现实危险。
象他们在西段的同僚一样，负责麦克马洪线地段的高级军官指出：把部队派驻在得不到给养的地方是不切实际的。也象在西段的情况那样，上级把他们的意见都撇在一边。一九六二年二月，考尔将军亲自到阿萨姆处理那里的军长乌姆拉欧·辛格(Umrao Singh)中将提出的反对意见，正如一位有关的军人后来说的，“其目的是吓唬那些对设立前沿哨所的整个想法表示不安和怀疑的将军们”。考尔在情报局长马立克及其副手的协助下，根据陆军总部的地图具体规定了新的哨所应设立在哪些地方。结果不是派正规部队就是派了阿萨姆步枪队去执行这项任务。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印军沿麦克马洪线建立了大约二十四个新哨所。
上述部队在东段推行前进政策时困难固然很大，但没有遇到中国方面的对抗行动。只要印度军队还是在麦克马洪线的印度一边，中国就没有作出反应。成为爆发点的是象朗久那样双方对确切的边界走向还有争议的地方。一九六二年，印度方面没有企图重新占领朗久(一九六O年间中国方面就已经从这个村子撤出)。但是当印度军队在麦克马洪线西端的狭长争议地区里建立新哨所时，就点燃了边界战争的星火。
根据英国和西藏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德里签署的那份地图，麦克马洪线的终点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与不丹交界处。这一地区无分水岭可依循，因此麦克马洪就沿着他的地图上所画的显著的山脊地形来划线。可是当印度人在五十年代踏勘东北边境特区这一西北角的时候，他们发现如果要把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上的座标移到地面上来，它的位置就不是在附近的最高的山脊上。靠近边界的西端的最高的地形是塔格拉山脊 [ 译者注：“塔格拉山脊”又译“塘格拉山岭”。 ] ，位于麦克马洪划线以北三、四英里处。有证据说明，印度方面至少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就已经决定把塔格拉山脊作为边界， [ 注：见第二章第一节注 ] 但是一直到该年八月，他们才采取具体行动。当时他们在兼则马尼设立了一个哨所，这个地方无论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或其他的地图都标明是在位于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地方。这就是说，印度对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以北的一块成直角的三角形地区提出了领土要求，并推进到了那里。这一地区的南面大致长十二英里，西面大致长四英里，共计约二十五平方英里。
中国方面立即作出反应。尼赫鲁在当月稍晚一些时候告诉人民院：中国派出一支约二百人的队伍，把阿萨姆步枪队的十至十二人“用武力推了回去”两英里。接着中国部队就撤走了；两天后，印度军队又回到兼则马尼。中国人打算再次把他们推回去，但这次印度军队显然明白表示他们将进行抵抗，于是中国人就让他们留在兼则马尼。新德里在八月十一日照会北京，就这一事件提出抗议，声称兼则马尼是在印度境内，“按照传统和条约地图”，边界是沿塔格拉山脊的。印度的所谓“传统”，指的是南面一个村子里的牧民习惯于在这个地区进行季节性的放牧。然而北面村子里的人也同样使用这块地方。印度声称条约地图表明边界在塔格拉山脊上，而兼则马尼在印度境内，这纯属虚构。条约地图上根本没有画出塔格拉山脊或兼则马尼。但是印度政府在上述抗议照会中却说兼则马尼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六分，而地图上标明的边界则是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四分三十秒处从东向西走的。
中国也对此事件提出了抗议，宣称兼则马尼“无可置疑地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指责印度的行动“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警告说，如果印度哨所不撤出兼则马尼，新德里应对由此而产生的严重后果负责。印度在语气缓和的复照中，建议双方讨论在兼则马尼和其他争议地点的边界线的确切走向， [ 注：见第三章注 ] 并要求中国的人员不要越出塔格拉山脊的北面，使兼则马尼的现状不受干扰。与此同时，印度方面保证不改变这一地区的状况，“以待进一步讨论”。中国提出印度方面如不撤出将产生“严重后果”的含蓄的威胁后，并没有采取行动。以后三年里，印度哨所继续不受干扰地留在兼则马尼。直到印度违背自己的含蓄的保证而建立了另一个哨所之后，中国部队才越过了塔格拉山脊。
一九六O年双方官员会晤时，印度方面在口头上和他们提出的地图上都主张塔格拉山脊是边界的标志，并把印度、中国、不丹的三国交界处定在北纬二十七度四十八分的地方。虽然印度政府自己对东北边境特区西北角的边界位置看法是明确的、前后一致的，可是，陆军方面却不知道在制图上的变动，或者是陆军总部没有把这事传达下去。在设立兼则马尼哨所时，阿萨姆步枪队是归文官系统指挥，通过阿萨姆邦长来领导的。因此，西端的边界与他们的地图有出入这件事，没有引起陆军方面的注意，至少是没有引起新德里陆军总部下属单位的注意。但是，陆军方面还是奉命不要在兼则马尼以西的麦克马洪线上进行巡逻的。
由于本文现在必须比较详细地谈到印度陆军的编制和各级指挥官，因此需要先说明一下一九六二年夏季时印军的指挥系统。陆军总部当然设在新德里。普·恩·塔帕尔上将任陆军参谋长，考尔中将是他的参谋局长。考尔有一帮他亲自挑选的参谋人员，其中最重要的是他的副手乔·辛·迪隆(J.S.Dhillon)少将和作战处长帕利特(Palit)准将。东部军区司令部设在勒克瑙(Lucknow)，负责从北方邦起，经过麦克马洪线，到缅甸和东巴基斯坦边境这一段漫长的弧形边界，并负责对那加叛乱分子的讨伐。军区司令由前任参谋局长莱·普·森中将担任。下属第三十三军，军部在西隆(距勒克瑙六百英里)，负责整个东部军区防地，军长是乌姆拉欧·辛格中将。该军下辖第四师，师部在距西隆二百英里的提斯浦尔，由尼兰詹·普拉沙德(Niranjan Prasad)少将指挥。该师当时有两个步兵旅。第七旅旅部在达旺，旅长是约翰·达尔维准将。该旅有一个营驻守达旺，另一营驻守德让宗，还有一营驻守邦迪拉。第五旅旅部设在北拉金普尔(North Lakhimpur)。下辖三个营分散驻守东北边境特区的其余地区。原由第四师指挥的第十一旅当时在那加地区执行任务，不属该师建制。
一九六二年头六个月里，陆军总部为了执行前进政策而下令在麦克马洪线上建立的二十四个新哨所，都不在兼则马尼地区。这大概反映陆军总部了解政府已作出保证：如果中国不破坏该地区现状的话，印度也将不予破坏。假使事情果真是如此，总部却没有把兼则马尼三国交界地区的特殊情况下达给第三十三军。因此，一九六二年五月，那个不准在兼则马尼以西进行巡逻的禁令刚撤销后，该军显然是自作主张，下令建立几个哨所，其中之一就在印度、中国、不丹的交界处。(同时下令在麦克马洪线的另一端的印度、中国、缅甸三国交界处建立一个哨所，但那里的地形条件太困难，因而巡逻队无法接近。)
当阿萨姆步枪队一个排的巡逻队在六月份到达西面的三国交界处时，他们也没有理睬自己地图上所标明的麦克马洪线，而是把在该线以北三、四英里的塔格拉山脊当作边界。于是，他们就在六月四日建立了一个哨所，该哨所不是设在三国交界处(因为他们觉得那里地势太高，地形困难，无法上去，不是个设哨所的地方)，而是建立在地图上所标出的边界以北的河谷的平地上。设立哨所的地方叫扯冬(Che Dong)，在一条叫南卡曲(Namka Chu) [ 译者注：南卡曲即克节朗河，以下均译克节朗河。 ] 的小河南岸。但是那位巡逻队长可能由于对哨所的位置有所疑虑，因此他就用地图上所标出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两、三英里的一个山口的名字“多拉”(Dhola)来称呼该哨所所在的地方，从此就引起了许多混乱。
巡逻队派出的侦察小组到达了塔格拉山口，站在山口上看到了一个叫做“勒”(Le)的相当大的西藏村庄，却没有发现中国部队，这证实了中国人所说的他们在东段一直遵守着一九五九年协议，不在实际边界进行巡逻。这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要隔那么久他们才对印度建立多拉哨所作出反应，虽然看来在这一哨所建立后，他们不见得不是马上就知道的。
那位巡逻队长(一名陆军上尉)把这个新建立的哨所留给一个下级军官指挥，自己回到提斯浦尔，直接向师长普拉沙德将军(就是他的叔父)报告。多拉哨所在达尔维准将管辖地区之内。达尔维对建立一个必然会引起中国的反应的哨所是否明智曾提出疑问。但是上级叫他“不要管”，因为建立新哨所事关国家政策——这是加勒万河谷事件的重演。普拉沙德将军鉴于三国交界地区的性质特殊，对多拉哨所的位置选择提出了意见。他建议，如果要把塔格拉山脊当作边界的话，哨所应该移至塔格拉山口。军部把他的报告和建议转了上去，终于送到了外交部。至少从一九五九年起外交部就很清楚关于麦克马洪线西端的一切情况，并一直主张塔格拉山脊是边界的标志。现在印度外交部不顾印度在一九五九年向北京所作的不改变这一地区状况的保证，答复说，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脊的山顶的话，现在它可以这样做了。
如果说印度由于向中国作过保证，因而起先并没有打算在兼则马尼地区设立另一个哨所，那么印度外交部事后批准设立多拉哨所，就标志着事情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假使官员们那时建议说鉴于印度已保证不改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现状，因此应撤销新的哨所，那末哨所本来可以悄悄地撤走，而不致有什么困难。陆军方面肯定不会反对。多拉哨所从战术上看是个负担，如果设在南面几英里处会更好一些。既然中国到那个时候还没有对多拉哨所的建立作出反应，那么把它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也用不着害怕有人会指责政府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也许外交部是忘记了它早先向中国作过的保证。 [ 注：说印度外交部会干脆忘掉这样重要的一件大事，并非无稽之谈。一九六五年，印度政府极力否认库奇-兰恩(Rann of Kutch)地区的印巴边界存在任何争端。外交部简直忘掉了大约八年前，在与巴基斯坦订立的一个协议里，它曾经明确承认这样的争端是存在的。后来有一名记者提醒政府原来有过协议。 ] 不过，看来更可能的是官员们把建立多拉哨所看作是执行要在印度提出要求的所有领土上行使印度的全部权利的前进政策的组成部分。据后来透露，在新德里的军人们也给文官们造成了一种印象，以为陆军在东北边境特区是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一有机会，就能把中国人狠揍一顿。根据那种看法，在麦克马洪线上取得一个局部的胜利，就可以向中国显示印度是真正说到做到的，从而便于在西段向前推进。
总之，设立多拉哨所是被批准了的。但上级却没有对第四师澄清边界的位置，也没有批准把哨所移到塔格拉山脊的主要山口上去的建议。但第四师师部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多拉哨所的建立很可能引起同中国的纠纷。不仅印度陆军自己的地图上都标明该哨所的位置是在中国境内，而且五月间还在该哨所附近发现一块用中文写的木牌，七月份在提斯浦尔译出，原来是宣告：“这是我国山河”。印军为了防范起见，从达旺派了一个步兵连进驻多拉南面的伦坡(Lumpu)，当时估计从伦坡到多拉是一天的路程。
多拉哨所设立后，过了三个月，中国没有采取行动。这段时间里，印度在西段推行前进政策使那里的形势变得十分紧张，双方经常开火，互有伤亡。东段一直还是平静的。到了九月八日上午，中国军队用对付印度在西段的前沿哨所同样的办法，来对付多拉哨所。一支中国部队突然从塔格拉山脊开下来，逼近了哨所。哨所的指挥官已经担心了好几天，因为他派出的一个分队曾与中国部队遭遇，中国部队叫他们马上离开这一地区，否则就把他们撵走。他起初认为朝他的哨所开来的中国部队就是为了实现上述威胁的，后来他承认他向师部报告时夸大了中国部队的人数。第一支中国分队显然只有六十人左右，而他却报告说有六百人左右。他盘算着如果他把比较实在的数字报上去，上级就会叫他用他手头的小部队应付局面；而如果报告说他受到几百名中国部队的威胁，上级就肯定会派陆军来支援他。
多拉哨所没有被包围。中国军队没有迹象要进攻它。但他们在靠近和可以控制这个哨所的地方驻扎下来。他们重复使用了在西段对付印度向前推进的那套战术。
北京在地面上采取行动后，接着在九月十六日在外交上提出抗议。北京的照会回顾了印度军队“一九五九年侵入了所谓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兼则马尼，“赖在那里不走”。北京指责印度方面现在更侵入了扯冬。“这种步步蚕食的行动充分暴露印方侵略野心之大，也表明印方正积极扩大紧张局势到中印边境全线。”照会最后提出当时人们听惯了的警告，如果印度一意孤行，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责。
印度想单方面对麦克马洪线作局部调整，中国对此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中国虽愿把麦克马洪线当作事实上的边界来遵守，但是这必须是麦克马洪所划的那条线，而不是印度企图加以修改的线。这条线没有经过联合勘测(在印度还没有同意举行全面谈判边界问题前，也不可能进行联合勘测)，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的英藏换文，没有对该线作文字叙述；因此，在任何一个地点，那条线的位置只能由查看双方都保存有的条约原图上的经纬度并且把那些经纬度移到地面上来加以确定。按照这个办法，多拉哨所和塔格拉山脊，与兼则马尼一样，明明白白是在麦克马洪线以北，是在中国境内。在把麦克马洪线确切地移到地面时，如果为了适应地形状况需要作一些修正，那也只能由双方联合进行新的勘测来进行；在这之前，双方应当遵守原图上的边界线的经纬度。如果可以允许一方任意改变边界，北京问道：“中印之间还有什么边界可言呢？”
北京这种态度，无论在实际上和法律上，看来都是正确的。任何一方为了适合地形和自己的方便而单方面地对麦克马洪线进行调整，不可避免地是着眼于使这一方得到好处的。印度所作的一切调整也的确都是把边界线向北推进，扩大了印度行政管辖的范围或增加了印度提出的领土要求。单是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印度政府就不可能把边界往南移而使自己被指控为把印度领土割让出去。由于同样的理由，假使中国从它自己的观点出发，开始单方面地修正麦克马洪线，其结果也只能是把边界推向南面。
然而印度政府却坚持说，大家都知道麦克马洪的原意是要沿着山脊划定边界线，而塔格拉山脊又是在地图标界线稍北处一个明显的特征，因此边界线就一定是沿着塔克拉山脊的。印度政府一向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也只有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东北边界；现在更进一步地坚决认为麦克马洪线的确切位置只能由印度单独决定。三年前，尼赫鲁曾建议同中国进行讨论来决定有关东北边界走向的一些细小的问题。随着多拉哨所的对峙局面日趋严重，驻在当地的中国人员建议印度派出代表同他们的政治官员会晤，商定各方在当地的管辖的界限。这一建议从多拉哨所地区一直上报到当时在伦敦的尼赫鲁那里；他却断然加以拒绝。 [ 注：见下文 ]
在印度政府看来，塔格拉山脊已成为确定的、绝对的边界，多拉哨所象新德里一样，无可争辩地属于印度。对西段的加勒万河哨所或印度已设立的任何其他前沿阵地——这些哨所和前沿阵地都是设立在中国占有、而为印度所主张的领土上，——在理论上也都同样可以这样说。然而由于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理由，印度政府对中国包围多拉哨所的反应，与它对中国针对西段的印度哨所所采取的同样行动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在西段，只是命令受到包围或威胁的哨所坚守下去，问题是看部队的毅力和后勤供应如何。可是政府对多拉哨所的决定却是不但应即予解围，而且应该把中国部队赶到塔格拉山脊以北。
新德里没有去考虑，沿着塔格拉山脊的这段边界线是印度单方面定下来的。新德里也忘掉了，中国派出部队越过了这条线，是对印度的行动的反应——虽然是为时稍晚的反应。新德里只看到中国部队现在已经越过麦克马洪线，其它就不管了。中国是公开的、有意地这样做，而且(新德里认为)是出动了大部队。对印度政府来说，这只能意味着北京已经开始实现它长期以来提出的警告，即如果印度方面坚持企图以武力来实现它在西段的领土要求，中国就可以按照同样的逻辑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东北边境特区。如果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行动是中国执行它自己的“前进政策”的第一步，那么听任它这样做就会招致中国沿麦克马洪线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哨所也就会在东北边境特区建立起来，正象印度的哨所已在西段建立起来一样。由于东部边境线很长，而且印度陆军人力物力已捉襟见肘，一旦中国真正开始逐步入侵，印度将无法加以阻止。所以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必须对付塔格拉山脊的挑战，要给中国一次有力打击使他们不仅缩回到山脊那边去，而且放弃越过麦克马洪线进一步侵犯的念头。
按照印度对局势的看法，这样做的逻辑是很清楚的，然而这种做法却把前进政策推到一个更具有爆炸性的阶段。印度起初的想法只是派巡逻队渗入西段中国占领的领土，中国不会进行报复；后来的想法变为印度设立哨所以切断中国哨所的后路，逼使它们撤退，而中国不会进行报复；现在的想法则是印度向中国部队进攻，迫使他们从已经建立的阵地后撤，而中国也不会进行报复。
即使新德里政界、官方和军方的想法有所不同，然而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两天后印度报纸就报道说这是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入侵，这就意味着，除非印度政府立即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否则就要遭受政界和公众一次新的强烈的批评。虽然议会还在休会期间，但是如果让中国军队留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就不难想象反对党和国大党的后排议员们将会如何利用这次事件。自从人们攻击政府说它允许中国进入阿克赛钦是失职以来，政府的发言人为了部分地开脱责任，就说政府对麦克马洪线沿线保持着戒备状态。他们表示，如果中国胆敢在东段进行侵犯，就会发现印度是象最激烈地批评政府的人所盼望的那样警惕果敢。政府一直坚持麦克马洪线是绝对的、明确的、不可侵犯的，这就使公众相信即使中国进行很小的入侵也是不会被容忍的。再者，官方发言人虽然有意渲染印度军队在西段对付中国部队时所遇到的自然条件和后勤支援上的困难；同时又唱另一个调子来进行辩解，表示沿麦克马洪线的情况刚好相反。他们说，在那里，一切不利因素全是在中国一边，相形之下，印度军队是处在有利于防守边境的地位。
事实恰好相反。在西藏高原上，调动部队和修筑道路相对地说来是容易的，中国已经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修了一些东西走向的公路，往南又修了一些支线，有几处通到距麦克马洪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些公路都是全天候公路——在山北的西藏那一边，雪也下得小——能够行驶最大的军用车辆。适应气候条件，对中国部队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大批部队在西藏已经驻扎了多年，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参加过平定康巴叛乱的战役；中国士兵在体力上已经适应于在海拔很高的地方居住和作战，而且他们穿着暖和，装备充分。沿着山峰的印度这一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布拉马普特拉河河谷和麦克马洪线之间的地形是山峦起伏、崎岖难行、丛林密布的地带。当地降水量很大，雨季大雨倾盆，冬季积雪很厚。河谷大都是南北走向，因而给东西走向的运动造成极大困难，甚至沿河谷上行也很吃力费时。那里的河流雨季涨水，冬天积雪，激湍倾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不能徒涉。有的地方，象在洛希特河和达旺河上，河水把两岸切成深达三百英尺的悬崖绝壁。一九六二年在这些深涧上曾架过桥，那只是一些用窄木搭起的八字桥或者是用绳索、竹子搭成的吊桥。骡子根本不能过吊桥，过木桥也是十分勉强，而且有危险。要修筑通过这样地带的公路，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而且即使修成，也会被经常发生的山崩和雨季的大雨冲刷所破坏。
在整个东北边境特区，条件对印度方面就是这样地不利的，而印度政府决定要对中国进行直接军事挑战的地方条件最为不利。有一条中国公路通到距离塔格拉山脊只需步行三小时的地方，公路可以行驶载重七吨的车辆。但印度的公路只通到达旺，从达旺到塔格拉地区，要步行六天；而从山麓到达旺，即便道路的情况许可，车辆也经得起颠簸，也还需要五天。这条路，沿着山脊的凹处蜿蜒而行，时而陡然上升，时而急剧下降。它是一年前才修好的——只能通到达旺——完全没有大部队迅速调动所必需的兵站设备和组织。耸峻的山口常有山崩和积雪，经常使这条路无法通行。因此刚从平原调来的部队，就不得不在一万三千多英尺高的地带，携带着他们所能够带的一切装备，徒步行军。他们到达达旺时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常常由于高原反应和用劲过度而得了肺水肿病。 [ 注：这种病常被误认为肺炎。如不把患者送到地势较低的地方去，进行治疗，很快就会丧命。 ]
那么，尼赫鲁和外交部的官员们怎么会到最后还认为东北边境特区的有利条件都在印军一面，认为可以利用这些条件把中国部队好好打一顿呢？考尔和陆军参谋长塔帕尔将军在去年十一月间曾由公路前往达旺，因此，他们应当领会在麦克马洪线上作战所面临的后勤上的困难非常大。但迟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尼赫鲁还在告诉记者们说，东北边境特区的有利条件在印度方面。很清楚，总有人是在搞欺骗。不是尼赫鲁蓄意哄骗公众，就是他的高级军事顾问们蓄意哄骗他。梅农也必定是不幸被人哄骗，或者是他故意哄骗别人。但不论是谁在进行欺骗，到一九六二年九月它在印度已被公认为是事实。因而公众期望政府迅速采取坚决行动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赶回去的心情，就更加迫切，更加不可动摇。
政府并不需要公众的或政界的压力来推着它采取行动。甚至在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发表之前，政府就已经作出了要在该山脊之下打击中国部队的决定。九月九日上午新德里国防部举行会议，决定立即以武力把中国部队赶出去。但是，这是“政府”在作决定吗？“印度政府”倒底算什么呢？
那次会议是由梅农主持的，塔帕尔将军和东部军区的森将军参加了会议。当时考尔还在克什米尔休假。内阁秘书凯拉(S.S.Khera)和国防部一位联合秘书施·克·萨林(S.C.Sarin)，大概还有包括马立克在内的一、两位其他官员也参加了会议。尼赫鲁已经在九月八日前往伦敦出席英联邦总理会议。他的习惯做法是当他离开印度时，对于应由谁实际代他主持政府的工作，一向很小心不作任何表示。倘若他作出表示，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会被当作是他对那个老问题——“谁是尼赫鲁的继承人？”——的各种答案表示倾向性的意见，而尼赫鲁一直到最后是不愿意作任何这种表示的。如果内阁在他不在时开会，通常是由财政部长德赛主持的。但是，这次德赛同总理一起在伦敦。拉尔·巴哈杜尔·夏斯特里，当时的内政部长，是内阁国防委员会留在德里的资历最高的成员。可是梅农不打算召开国防委员会会议或是同夏斯特里商量；他自行作出了必要时使用武力把中国部队赶走的重大决定。
这是尼赫鲁作风的自然结果。尼赫鲁习惯于不同内阁商量而作出重大决定。其他部长有时也如法炮制，处理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务。梅农同尼赫鲁关系最为密切，在这个问题上他断定印度作出强有力的反应的必要性是如此明显，甚至没有理由要同尼赫鲁商量。事实也表明他这个推断是对的。尼赫鲁立即得到了关于事态发展的报告，他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决定就作为他自己的决定。梅农起初并不赞成前进政策(考尔在一九六二年告诉作者和其他人说，这个政策是他想出来的，并且超越过梅农，“兜售”给尼赫鲁)，他倾向于同中国谈判解决问题。可是，他在这些问题上没有能够影响尼赫鲁，反而跟着前进政策走，并且逐渐成为这一政策的最有力的鼓吹者之一。现在他在必须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赶走的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公开的路线。
出席九月九日梅农召开的会议的一些军官，提出与麦克马洪线有联系的多拉哨所的位置问题。他们指出在他们自己的地图上，这一哨所是在中国境内(第四师最先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向陆军总部提出的询问没有得到回答)。梅农交代他们不要去管他们的地图，把塔格拉山脊的山峰作为边界。塔帕尔将军接受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显然没有表示异议。于是，电报就打到第三十三军：命令第九旁遮普联队(9 Punjab)(即最靠近多拉哨所的那个营，其中一个连早已在伦坡)立即进驻多拉哨所，第七旅的其余部分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赶到，所有部队都要准备好投入战斗，“不应示弱”；如有可能应对围困多拉哨所的中国部队进行包围。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的密码代号是“里窝那”(Leghorn)。 [ 注：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服役过的一个印度参谋人员，联想起意大利港口里窝那(即利伏诺Livorno)，所以如此命名。看来这一军事行动不是用Leghorn这个词的另一义(一种白色的鸡)来命名的。 ]
这一命令是许多类似的命令的第一个，是陆军总部自始至终所采取的做法的典型。它响应政府的政治要求，尽其职守，但忽视了最基本的军事考虑。它不经事先侦察，也不考虑部队的补给问题，就命令一个旅进驻地形险阻、情况不明的地区。它表现了任何军队中最糟糕的参谋人员所特有的一种疑虑，即认为如果不是自上而下严厉地轰着前方的官兵们向前走，他们就会“表现懦弱”，不去打仗。而且，他们没有获得有关多拉哨所附近中国兵力的可靠情报，就命令印度军队在到达多拉哨所后立即主动出击。这第一道命令还包含了一项警告：在这种军事行动中，政治因素始终是要压倒军事因素的；这一点后来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在新德里的决策人士中，没有人出来阐释真正的军事上的各种考虑，或者，至少没有人能够使得别人听取他对这方面的意见，并且自己有决心一定要使会议在考虑到军事上的因素后再作出决定。后来有一位与塔帕尔共事的文官这样评论他当时所扮演的角色：“他简直是随波逐流，把他的兴趣随时转向别的方面；他不时让他的部下，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可以缓和梅农的脾气的部下，充当他自己和国防部长之间的缓冲。”当时考尔将军固然休假不在场，但参谋局的其他人员也象文职的领导人一样，对军事上的前景一直是抱着一种不在行的、过分乐观的、根本不合理的观点。东部军区司令森将军驯服地把命令接过来，又传下去。部下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一概置之不理或断然拒绝。他还使自己成为新德里的打手，被用来对付那些被认为在前方贯彻命令不力的军官。
随着东部军区和第三十三军关系的破裂，指挥系统中的裂缝不可避免地逐渐扩大。上面的军官随时听从文职领导人及其政治要求，而且相信文职人员提出的中国不会作出激烈反应的保证。而下面的军官却对于后勤的和战术的因素、中国部队的能力以及印度军队的命运，给予较为充分的估量。森将军和第三十三军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之间长期以来的个人怨恨，又加深了这种军事上的分歧。
九月十二日乌姆拉欧·辛格提交了一份关于当时情况的意见书，把看法上的尖锐分歧摆了出来。他向上级军官保证他决心采取迅速的行动，但他提出，这种行动的性质应当根据他的部队的能力来决定。他指出，中国方面能在达旺以北很快地集结一个师的兵力，因此，不管印度能够投入塔格拉地区的增援兵力有多大，中国总是能够超过的。印度给多拉哨所附近的部队的一切补给都要空投，而中国的公路则到达了塔格拉山脊后面仅仅几英里的地方。他的部队要在海拔一万三千至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地作战；冬天就要来临，因此需要厚衣服和帐篷。乌姆拉欧·辛格最后提出建议：多拉哨所应当干脆往南撤三英里左右，撤到地图上所标的边界线上(如同印度在一九五九年撤出了在塔马顿的哨所那样 [ 注：见第一章第一节 ] )；如果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能这样做，那么陆军承担的任务应当只限于两个营，部署在多拉哨所以南和地图上所标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以对付中国军队进一步的推进。
九月十二日，森将军前往提斯浦尔，亲自向乌姆拉欧·辛格、普拉沙德将军(第四师师长)以及其他军官重述了上级的命令：必须把中国军队赶回到塔格拉山脊那边去，因为政府不允许越过麦克马洪线的任何侵犯。不要再去怀疑塔格拉地区的边界走向，也不要去管陆军地图所提供的证据——边界就是沿着塔格拉山脊的。如有中国武装人员进入印度境内，军队可以伺机开枪。为了备案存查，乌姆拉欧·辛格再次说明他自己的以及师长、旅长们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任务是他们力所不能及的看法，并且指出，如果企图这样做，只能使达旺失去掩护。然而森将军重申了上级的命令。
与此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在伦坡集中，并于九月十四日凌晨出发前往多拉哨所。新德里在九月八日发出命令后，只有这个营能够迅速依令行动——该营当时实际兵力也只有半个营，编制是八百名步兵，而当时只有四百名。这些旁遮普士兵是在去年冬季进驻达旺的；虽然他们由于缺乏供应过着艰苦的生活，但却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这个旅的第二个营，即第一锡克联队(1 Sikhs)，驻在色拉(山口)以东的德让宗，因为如果它也驻扎在达旺，补给问题就不好解决。第三个营驻在平原上的米萨马里(Misamari)，正准备上火车到旁遮普去驻防。这个营，即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1/9 Gorkha Rifles)是一支有赫赫战功的精锐部队。不过他们在东北边境特区过了艰苦的三年，已经疲劳不堪，盼望着住到营房里，能够心安理得地休息一番。然而，他们却掉过头来并且奉命开往塔格拉地区。
所以，当第七旅奉命在四十八小时内进驻多拉哨所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营，而且兵额只有半数。如果塔帕尔和森两人对此一无所知，那么，不是他们就是参谋局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或者是双方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九月十四日旁遮普部队开始从伦坡前往多拉哨所时，陆军总部接到报告说，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的数目，比最初估计的要少得多，实际上只有五、六十人。多拉哨所的指挥官把中国部队最初行动的人数说成是六百人，这是决定印度的反应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假如报告的数字比较符合实际，说是六十人左右，印度的反应很可能就不会是那样的强烈。然而，即使现在报来的中国部队的数目大为减少，新德里仍然无意取消赶走中国部队的行动。相反地，陆军总部直接向旁遮普联队发出命令，要他们在九月十九日以前占领塔格拉，并在山脊上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两个山口上修筑工事！这项命令在九月十九日那天才下达到旁遮普联队，当时他们已在沿克节朗河的几英里长的前沿阵地上展开。克节朗河是一条水流湍急、河床很深的山溪，多拉哨所就建立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沿河的中国部队得到山脊后面大部队的支援。他们完全没有能力来执行上级的命令。如果部队要进攻固守的阵地并获得胜利，那么进攻的部队就应当至少有三比一的优势兵力，当然还要有充足的弹药和一些火力支援。旁遮普联队在人数上并没有超过他们可以看得见的中国部队——很明显，中国军队的主力还在山脊后面——而且他们只有子弹带里每人约五十发的子弹。达尔维准将那时刚到多拉哨所地区，他后来说，他“直截了当地拒绝服从这个命令，而且就这样上报师部。师长同意他的意见，并向第三十三军提出了抗议，三十三军则要求东部军区撤回这项命令”。
旁遮普联队在九月十五日一早就到达了克节朗河。从伦坡到克节朗河有两条路。一条比较短，要经过海拔一万三千五百英尺的哈东山口(Hathung La)，有时要爬陡坡(有些地方要用绳子拉脚夫上去)，或沿着长满青苔、很容易滑倒的大圆石的陡坡提心吊胆地往下走。 [ 注：通过这种困难地段的部队感到恼火的是非但靴子不够，而且用于加固鞋底的平头钉和小铁片也很缺乏，背着很多东西的士兵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摔下来，而且摔得很重。 ] 旁遮普联队背着很少的口粮和子弹带里的弹药向前运动，把重武器、炮弹和挖工事的工具都留在伦坡，经过二十四个多小时的强行军，才到达了前沿。那些还不能适应气候条件的部队，要花两整天才能到达河边，再有一天才到多拉哨所。背着东西的脚夫也要花上三天的白天时间才能赶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深谷里，太阳落得很早，在那个季节下午四点过后不久天就黑了。)这条经过哈东山口的路线的不利之处是：部队向克节朗河运动时，中国部队能够观察得清清楚楚。另一条路是从背后绕到多拉哨所去。但是这条路要通过更高、更难攀登的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嘎坡第一山口(Karpo La 1)。与其说行军，不如说是危险的爬山。这两条路上当然都没有蔽身之处。部队要在旷野露宿。旁遮普联队还算有冬衣——虽然不是供下雪天和零度的天气穿的——而其他各营是穿着布军衣在十月里越过那些山口的，挡风的只有薄薄的毛衣，每人只带了一条毯子。
克节朗河因雨季涨水，河面宽达二十到五十英尺，无法涉水而过。象这一地区大部分高山里的溪流一样，河床很深，陡峭的河岸有二、三十英尺高。有几处用两、三根圆木捆在一起架了桥。印度部队溯河而上时，自东至西，把桥编了号。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在第二号桥处，在河流的两岸碰上一个连的中国部队。
中国部队里有一个中国文职官员。他们用印地语喊道：印度部队应当从南卡曲(照他们的叫法是克节朗)地区撤走，因为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们说，印中人民有着牢不可破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应当被小小的边界事件所破坏。他们问道……为什么[印度方面]调来了正规部队？他们声称他们只是中国的边防战士，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最后他们要求[印度方面]派[他们的]当地文职官员来讨论边界的确切位置，以便友好地解决问题，避免开枪和流血。
为了响应中国方面的最后那项要求，负责该地区的印度政务官出发前往会晤他的中国对手。但是他到达伦坡时，却接到不要同中国人进行讨论的命令。这就是前面所述的上报给尼赫鲁的那个建议。
旁遮普联队奉命到达河边去为多拉哨所解围；如果通往哨所的补给线被切断，就要设法打通，并防止中国进一步入侵。因此印度指挥官就把一营人沿着河散开——两个连在下游的各桥旁，还有一个连在靠近第三号桥的多拉哨所附近。他派了一个排去到海拔一万四千五百英尺的居高临下的章多(Tsangdhar)，那里有一块平地适于安放大炮或重迫击炮——假如这种武器能够运到这里来的话。旁遮普联队的各个阵地并不是互相呼应的，而且实际上在将近七英里地段铺开，走路就要化两天。守住这些阵地的目的不是为了防御，更不是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止越界。
在九月十三日晚上达尔维准将得到命令，要他从驻达旺的旅部前往克节朗河。普拉沙德将军从提斯浦尔打电话给他，狠狠地训斥他没有“到前方去”，命令他“立刻”前往。对于命令的后面一点，达尔维置之不理。当时早已天黑，他对师长说，由于静电杂声的干扰，听不清楚普拉沙德的命令。据后来透露，是森将军叫普拉沙德好好训达尔维一顿，命令他到前面去的。这种非要高级军官到前方去不可的固执做法，贯穿在整个塔格拉山脊战役的军事集结中。普拉沙德以后也受到同达尔维一样的屈辱。后来竟从军部派了一名负责礼仪、薪金、年金、福利和军纪的高级参谋在战斗前夕来第七旅报到，这是上述做法荒谬到了极点的表现。达尔维对叫他到克节朗河去的命令有很恰当的评语：“我‘到前面去’干什么呢？旅长的任务不光是赶往‘发生情况的现场’，应当要求他们在一定的距离以外指挥和掌握整个部队，否则他们只会在战斗的混乱中迷失方向，对战术形势不能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他们应当经常到前线去，熟悉地形和战斗形势，如果情况需要也可亲自担任指挥。这完全要由他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他们的上级来决定。”他在几个月之前，曾亲自到兼则马尼-克节朗河地区进行过视察。
达尔维从一九六二年初起指挥第七旅。他当时四十二岁，毕业于印度军事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参加步兵在缅甸服役，受过表扬。大战以后，他的经历是广泛的，提升是正常的；他曾任驻西段军部的参谋，对前进政策在西段所造成的后勤供应上的困难有切身的体会。后来，他自告奋勇提出愿负责指挥第七旅。
当印度军队十分吃力地在克节朗河集结时，在这条小河另一边的中国部队却毫不费力地与他们齐头并进。九月十五日旁遮普联队同原驻在多拉哨所的阿萨姆步枪队那个排会合时，在这条小河与塔格拉山脊之间似乎只有两个中国步兵连。但是第二天又有一个连从塔格拉那边下来了。据情报说，还有一营中国军队驻在塔格拉后面的勒村；到了九月二十日，又有情报说中国方面在该地有两个团(相当印度的两个旅)，师的炮兵和师的其余部分在错那宗，该宗在塔格拉北边，距塔格拉只约二十英里，有一条公路几乎可以直通塔格拉。此外，还有人看到，中国在棒山口(Bum-La)集结部队，达旺的古时商路即通过该山口。新德里的陆军总部收到了这些情报，但在十天至两个星期后才转到前方各级指挥部，如果要对制订计划和采取行动起什么作用的话，就太晚了。前方各级指挥部得到的情报是支离破碎的、没有加以适当评价的，也是不及时的。陆军本身的情报系统已经萎缩，而政府的情报局又不起作用。
印度的军事情报机关(简称M.I.)的衰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末期。一九四七年以前，印度军事情报机关里没有印度人，因此一九四七年后，它的全部人员都是新手。而且，许多事都由警官组成的情报局(简称I.B.)来处理。军事情报机关的作用也缩小了。情报局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增长，而军事情报机关则逐渐萎缩，它的一些高级职位渐渐变成闲职或是往上爬的垫脚石。前面讲过，在现任局长马立克的领导下，情报局在政府举行核心会议时讲话很有分量。这种影响，归根结蒂来自马立克同尼赫鲁的关系。在那些年代里，同总理接近和得到总理的信任，是在政府中具有影响的先决条件，而马立克充分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他原先是一个警官，能说会道，机敏过人。他掌握尼赫鲁的许多同僚和对手的档案材料，而情报工作在印度国内政治斗争中又很重要，这也使他同尼赫鲁关系密切起来。
到了六十年代，马立克对印度国内政治的某些方面的意见愈来愈受到重视，而他对中国的行动的预言也几乎被当作事实一般而为人们欣然接受。他曾判断——还不如说他曾预卜——印度哨所一经设立，中国不会加以干涉；这是建立前进政策的信心基石。现在他又认为，如果印度对塔格拉山脊下面的中国部队使用武力，中国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报复；这种看法同样地加强了文职领导人和新德里的军人们贯彻里窝那作战行动的决心。奇怪的是，这种无需担心中国方面会有强烈反应的信念，甚至否定了情报局本身提出的关于中国部队在麦克马洪线北面的一些地方加紧集结的报告，而且，这种信念也当然使尼赫鲁和他的顾问们充耳不闻北京在外交照会中明确地、反复地提出的警告：中国将作出反应，而且会作出最强烈的反应。马立克所依靠的显然是他的感官以外的知觉，而不是依靠搜集与分析情报的正规的工作规则。而尼赫鲁及其同僚们之所以那么过分地、不合情理地相信他的预言，其原因之一无疑的是他专拣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所要听的话讲。
尼赫鲁及其同僚们是多么地相信这种认为可以不费很多周折就能把中国部队赶回塔格拉山脊那边去的看法，这可以从麦克马洪线已被越过这条消息所引起政治反应的强烈程度来测量。这则从提斯浦尔发来的消息，由一家通讯社在九月十日加以传播。印度政府起初想说服那家通讯社撤回这个报道。官员们对企图证实这一报道的新德里记者们说，这一报道是没有根据的。可是，那家通讯社支持它的记者；而且从印度东北部接着又发来别的报道，充实了最初的那个报道的内容；到九月十三日，一位官方发言人证实“有一些中国部队出现于不丹三国交界地区……”。即使在那个时候以及后来几天里，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例行的晚间介绍情况时，对记者们还是闪烁其词，避免直截了当地说中国军队蓄意越过麦克马洪线。他在九月十四日说，“有一些中国部队看来是到了我们这一边。”
关于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消息，印度政府要掩盖或捂住，其企图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政府可以不受激动的政治舆论的牵制，那么不管应当怎么办，政府总能更方便地处理当时的局势。但这种企图自然是注定要失败的。不仅是因为有新闻自由，首都的印度政治记者也有本事，而且政府就象筛子一样把消息泄漏出去。无论什么时候，首都的记者总是能够打听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总是知道得快些，而不是慢些。但这次政府最机密的决定在报上出现的速度之快是惊人的；关于这一点，后面还将讲到。
因此，官方企图缩小塔格拉山脊所发生的事情的严重性就象企图用灭火器去扑灭燎原大火一样。批评政府的人认为，即使只有一名中国兵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而没有把他立刻驱逐出去，那么政府就违背了它向全国承担的责任；如果中国部队大举越过这条线，那么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当然就应该激烈得多。自由党很快提出要尼赫鲁辞职，因为他“完全不能保护印度的边界”，人民社会党则要求政府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议会正在休会，但即使没有这个讲坛，一场政治风暴也显然正在刮起来，而这场风暴会比政府所曾经历过的更为猛烈。议会里的反对党当然是一片狂呼，然而危险的是国大党人对所谓中国再次无端的、横蛮的侵略同样地表示愤慨，对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也同样地越来越感到不耐烦。
政府的发言人和官员后来同记者们的私下谈话又作茧自缚。他们在介绍背景情况时表示，在政府看来，印度不能对中国的挑战不闻不问，因为如果让中国部队在塔格拉山脊下修筑工事，驻扎下来，那么，中国部队就会沿麦克马洪线全线进行一系列的这种试探和渗透活动。向记者介绍背景情况的发言人和官员们就这样含蓄地表示政府将采取行动。之后，他们还表示印度完全能应付塔格拉山脊下面的形势，从而使他们自己处于更加为难的境地。他们就助长了那种主张采取激烈行动的政治要求，也更促使人们指望政府会很快采取行动。
文职官员们的上述表示，只不过是反映了高级将官们，尤其是东部军区的森将军所作的保证。他对第七旅在塔格拉山脊下集中所需时间的估计，一直是盲目乐观的。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他本人和某些参谋人员对东北边境特区情况的无知。地图上只有几英里路，那些在旁遮普平原呆惯的军官们估计部队在几个钟头内就可走到，而实际上部队可能要疲乏不堪地在高山中走上几天。不管如何解释，森将军起初告诉过文职官员，在九月二十一日前，在克节朗河地区将集中一个整旅的部队准备出动迎击中国部队。事实上，一直到十月初，才只有一个连的部队到达克节朗河增援那半营旁遮普部队。
那位替部下撑腰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在第三十三军里必定是在进行拖延，换句话说，他不让陆军总部和东部军区逼着他把部队摆到他不能加以接济的地方，去发动一场他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们明知是不可能的战斗。
塔帕尔将军虽然不接受前方指挥官们的看法，即认为要用能够在这个地区展开的兵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下清除掉在军事上是办不到的；然而他对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可能作出的反应也感到不安。在九月二十二日国防部的会议上，塔帕尔说他觉得中国大概会对西段的印度前沿哨所进行报复，或许会把中国的主张线以东的所有印度哨所都打掉。他以前也曾表示过这种担心，但是文官们总是作出老一套的保证，强调申明中国不会发动全面攻击。国防部和外交部一致估计：在塔格拉山脊下面给中国部队一次猛烈的打击，以显示印度力量，不仅会使他们在那个地区后退，而且会使他们以后对印度在其他地区的行动采取更为默认的方针。他们认为，中国为了保持威信，可能不得不在西段采取一些局部性的小行动，来挽回在塔格拉山脊下面所遭到的失败。一、两个印度哨所，大概包括在加勒万的哨所，也许会丢掉；但为了把中国部队赶回麦克马洪线的另一边去，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这种看法是在外交部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语调和态度后形成的，并且为马立克作出的估计所肯定。此外，与这种看法相吻合的是在新德里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谁也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公开袭击象印度这样孜孜于和平事业的国家。中国尤其不会这样做，因为北京对印度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对它的支持是感激不尽的。
因此，九月二十二日的国防部会议拒绝了塔帕尔关于如果印度坚持在东段执行赶走中国人的计划中国就会在西段进行报复的警告，并重申要陆军把中国部队从塔格拉山脊南面赶出去的命令。塔帕尔乃请求把这项命令写成文字。
在当时情况下，这一请求意味着抗议。梅农两天前已离开新德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所以这位陆军参谋长满可以把他的疑虑讲出来而不必担心挨骂。但实际上塔帕尔提出上述请求只不过是要求按通常的惯例办事而已。按照政府正常的工作程序，这样一项事关重大的命令理应写成文字。而且，在这项命令中，应当联系到参谋局对情况的估计，应当申明采取这一作战行动所根据的国家政策是什么；这项命令应当是高屋建瓴地来谈这一作战行动，以便陆军参谋长了解他可以在其他地区进行什么部署(在这方面的关键问题是万一同中国发生战事，估计巴基斯坦会采取什么行动)。可是，非但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始终没有写成文字，而且自从紧急局面开始出现后，在新德里很少用笔头来肯定一项命令或作会议记录。从讨论中国部队越过塔格拉山脊的第一次会议起，梅农就规定不得作会议记录。他表示，这样更有利于保密。这种措施对保密其实并没有多少好处；不过，到要追查谁应该对会议所作的决定负责的时候，就使得真相难于查明了。
军人们也跟着照这样办事。陆军总部常常是用电话给东部军区下达命令，由塔帕尔打给森，一般不再补发电报予以肯定；森事实上常到新德里参加会议，因此可以当面给他下命令，自然也是口头的命令。当时，只有军部和军以下的单位才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办事，但后来即使在这些单位也不这样做了，也许军官们认为叫他们传达下去的命令是不妥当的或是无法执行的，因此不肯写成文字。这不能说成是改革军队的官僚主义来应付紧急情况。当时机紧迫，生命和国家的安全取决于指挥官们所作的决定的时候，书面记录的必要性不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川流不息的军事电报和报告打成一式双份或三份，抄送给下级和上级单位互通情况，可以最有效地保证一个政府及其军队能根据已经了解的各种因素，经过全面考虑来作出决定，并使作出决定的人承担责任。
塔帕尔将军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请求把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写成文字，时间已经过晚了。这项命令下达给陆军事实上已有十天了。可是塔帕尔的请求仍然使文职官员们一时感到很为难。当时梅农在纽约，由国防部副部长科·拉古拉迈雅(K.Raguramaiah)代理他的职务。他认为肯定一项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命令，超出他正常的职权范围(平时他是管国防生产的，不过问部长的事)，但他总算是给梅农挂了电话。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陆军参谋长对于发出对中国采取作战行动的命令是否妥当提出了疑问，总理和国防部长又都在国外——也没有同国防委员会或者是它的留在新德里的委员商量。
不过，塔帕尔用不着等多久就接到了书面的命令。几个钟头之后，命令来了，措辞如下：
通盘的决定与前几次会议所讨论的相同，即陆军应作好准备，并尽速将中国部队赶走。据此，指示陆军参谋长一俟准备就绪，就应采取行动，赶走在东北边境特区的卡门边区(Kameng Frontier Division) [ 注：卡门是东北边境特区的五个区中最西面的一个区，塔格拉地区算是该区的一部分。 ] 的中国部队。
命令是由国防部一个地位不很高的官员施·克·萨林签署的。
对塔帕尔将军来说，这是经受考验的时刻。根据他军事上的判断，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会引起中国的反应，而他的部队是没有能力对付的，他这种判断已遭到否定。他根据一生的军事经历和受过的训练而提出的警告，被当时在西半球正忙于联合国大会事务的部长撇在一边。塔帕尔的这种处境并不新奇，自从人类有战争以来，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他的出路也是很清楚的。拿破仑曾经简单明了地讲过：
当总司令的人由于执行君主或大臣的命令而在作战中犯了错误，并不能免罪，因为发布命令的人离开战场很远，对最新的形势发展很少了解，或者是完全不了解。所以，任何一个总司令如果执行了他自己都认为是错误的计划，是有罪的。他应当说明理由，坚持改变计划，最后宁可提出辞职，也不要成为毁灭军队的工具。
但是，就印度的情况而言，至少就塔帕尔而言，前例并不能使人感到宽慰。就在三年前，他的前任由于同梅农发生了一场冲突而提出辞职，结果是在维护“文官最高权威”的名义下受了屈辱，丢了面子。塔帕尔比不上蒂迈雅，而且即使蒂迈雅也没有胆量来对抗尼赫鲁。塔帕尔于是接受了上述命令，并把它传达给东部军区。
如果说，蒂迈雅在一九五九年辞职未成是印度陆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走向被中国军队彻底打垮的道路的一个标志，那么塔帕尔在这时未能提出辞职就是另一个标志。他所作关于赶走中国部队的军事行动可能引起的后果的判断被文官当局轻率地否定后，他只有一条路可以继续反抗。在指挥系统中地位比塔帕尔低得多的达尔维准将，当时处境与塔帕尔相同，最后提出辞职来抗议。达尔维后来说得好：“辞职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部队长官所能采取的符合宪法规定的最后手段。这样做可以使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根本性的争端上去，让全国对文官当局和军事当局之间不同的意见进行辩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是对付不称职的、不择手段的、或野心勃勃的政客们的唯一保证。”可是塔帕尔并不这样看。
陆军总部向西部军区传达了经过肯定的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后，告诫他们：即将开始的作战行动会促使中国人进攻一些印度的前沿哨所。因此，部队应处于戒备状态，如有可能，哨所的防卫应予加强。如果受到进攻，应坚持战斗。
当公众的注意力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塔格拉山脊底下的事态发展上面的时候，整个九月份里西段的局势也日趋紧张。前面讲过陆军总部也拒绝了西段的地区指挥官的一切警告和反对意见。西段的地区指挥官与第三十三军的乌姆拉欧·辛格将军一样，也认为如果对中国部队再迫近些，他们就会猛烈地进行报复，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军事上没有力量去对付中国的进攻。中国部队在不久前开始占领那些位于印度前沿哨所的防御圈以外的空投区。九月二十二日，陆军总部下令给西部军区说，对方这种行动今后不能再予容忍；对企图占领空投区和插到空投区与哨所之间的中国部队应当开枪。那年夏天，文官们和新德里的军人们深信中国部队是不会还击的，可以说，印度只要象镇压老百姓那样打一阵枪，就可以暴露出中国部队对前沿哨所的威胁只是虚张声势而已。然而，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对在前沿的印度部队——经常只有一个排的兵力，有时只有一个班——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以想象到的。在每一个场合，他们都是在数量上多五倍至十倍，装备上好得多的中国部队的炮口下面过日子的。
赶走中国部队的命令经过肯定和下达之后，上面就一再催促下面执行。于是森命令普拉沙德从达旺前往推动。当时搞不到直升飞机，这位将军只好长途跋涉赶到伦坡；即使对健壮的作战士兵来讲，走这一程也是够受的，有个目睹者说，普拉沙德走到伦坡时，“看来够狼狈的”。且不说身体上受折磨，命令一个师长到前线去，除了使那些军事上一窍不通的人感到满足——为了尽快实施赶走中国部队的作战行动，一切能做的事都做了——之外，没有别的用处。况且这样做使他在三天的跋涉途中与全师失掉联系，离开师部的时间就更长了。
那时达尔维准将已经把旅部设在伦坡，九月二十五日普拉沙德将军也到了伦坡。森曾下令要准备一份作战行动方案。乌姆拉欧·辛格把这个命令传达给普拉沙德，普拉沙德现在就叫达尔维准备这个方案。普拉沙德象达尔维一样地知道要赶走中国部队在军事上是做不到的，而准备这样一个方案只会加强最高指挥部对赶走中国部队的幻想。然而，如果这个方案把战术的与给养的问题提得足够有力，可能会对东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起教育作用；况且不管怎样，上面已经下令叫准备方案了。
姑且不说给养问题，印度军队所面临的战术问题就是够吓人的。克节朗河仍然不能徒涉，架在河上的狭窄而又滑溜的便桥，全在中国炮火的射程之内。塔格拉山脊由西向东倾斜，因此从东面向前推进要爬陡坡。从中央向前推进，过了河朝山脊的正面上去，也是很陡的，而且中国部队的阵地处于居高临下之势。印度部队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会被交叉火力消灭掉。唯一可行的途径是从西面去接近塔格拉这个目标，就是说，从一个叫章勒(Tsangle)的地方，到叫僧崇(Tsengjong)的山包，从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