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學与治國(一)
死水不扔石頭，就不會激起漣漪；思想不經碰撞，就不會綻出火花；一人獨思，不如眾人辨論；一人獨學，不如多人論戰。
荀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須叟之所學也。”故一人苦思冥想，不如多人集體學習。有人學問雖大，但不能教其子女；皇家地位雖高，公主王子們仍需進學校過集體生活，何哉？
孔子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個人孤獨學習，不如擂臺公開辯論。
習武之理同之：硬功夫不是閉門修練練出來的，而是与人決斗打出來的；
治學之理同之：大學問不是閉門苦修修出來的，而是与人爭論辯出來的。
先秦諸子之所以至今光輝不減，光焰萬丈，正在於那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故治學之道，在於“民主”，在於“自由”。沒有民主和自由，學術就會變成宗教，科學就會變成迷信，知識精英就會變成神學家。
宗教是不容許信徒懷疑的，神學家是不容忍弟子挑戰的。
但是，科學之發展就在於突破和楊棄；學界權威就是立起來供後人挑戰的。無此，何談進步？
故韓愈說：“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故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君子“不恥下問”。
毛主席之地位尊矣，然於學術界，則主張“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反對任何“學術權威”和“學界泰斗”，鼓勵後學之輩“破除權威”，“推翻泰斗”。在他老人家看來，學術一旦產生權威，就會走向反動；學界一旦出現泰斗，就會變身宗教。
故治學之道，只可有民主和自由，不可有權威和泰斗，否則，學界一旦出現教父，學術必定死亡，思想必定僵化，教條必定風行，學風必定沉悶。
隨之而來的後果：政治就會從開明走向黑暗，從進步走向反動，從絕大多數的人民民主走向一小撮精英階級的武斷和專制。
正是為了排除這种黑暗政治出現的可能，毛主席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其目的，就是要破除科學界的迷信和權威，保持學術界的開放，民主和自由，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以避免“罷黜百家，獨尊一門”的局面出現。
歷史經驗證明，治學，治的是純理論，“百家爭鳴”亂不了天下，但會爭出最佳治國理念和方案藍圖，所以必須搞群言堂，一言堂必然使學術走向宗教，理論走向教條；
然而治國則是理論付諸實踐，方案付諸施行的龐大社會工程，藍圖一經選定，則必須堅持一言堂，否則，各吹各打，各執一端，必然導致功難成而事難就，且後患無窮。
中國之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陷入千年戰亂，原因就是武王伐紂之後，在學術上搞一言堂(周禮)，在政治上搞群言堂，沒有集中統一領導，大行分封制，以至數代之後，禮崩樂壞，群雄割据，而周天子弗能征……
到了戰國後期，思想領域一言堂崩潰，學術上群言堂興起，諸子百家爭鳴的結果，爭出了申商韓非之學說，秦始皇用之，中國才得以結束戰亂，天下一統。
秦始皇之所以成功，最關鍵的原因就是他在學術上搞群言堂，在政治上搞一言強。
李斯的一篇《諫逐客疏》，茅焦的一篇罵娘話，兩次改變了秦始皇的國策；每一次決定大事，舉行政策辯論會，秦始皇都充分讓群臣發言，然後擇其優者而從之。一旦指導思想確定，便獨裁專斷，強力推行，所以秦國的崛起和統一決非偶然。
秦始皇的這套做法深得毛的肯定，所以他賦詩贊曰：
“祖龍雖死魂猶在”，
“百代皆行秦政法”。
毛主席把秦始皇的政治制度總結為“民主集中制”，或曰“人民民主專政”。
何謂“民主集中”？
就是學術上搞自由主義，“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以便廣納博采，擇優而從；政治上搞專制，以便“集中力量”干大事；
何謂“人民民主專政”？
就是決策階段搞群言堂，讓大家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誡”，充分發表意見，以便集思廣益， 最大限度避免犯錯誤；而在實施階段則搞一言堂，以便“只爭朝夕”早成事。
治學与治國有著不同的境界：治學之最高境界在“天下大亂”，而治國之最高境界，則在“天下大治”；沒有學術的“天下大亂”，就難有政治的“天下大治”；反之，只有政治的“天下大治”，才能保證學術的“天下大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