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跟1969年一触即发的中苏战争有什么关系呢？前几天我转发了一篇文章“抗美援朝”究竟是谁的胜利？ 有些人为了反驳这篇文章的结论，制造一个虚假的事实为“抗美援朝”辩护，这是一位网友的辩护词：“这场战争（抗美援朝）保证了中国在后来再也没有了实质上的军事威胁。对于一个国家来讲，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他说抗美援朝以后中国没有受到军事威胁，就使我想起了1969年中国面临的具大军事威胁，中苏战争一触即发。
1969年3月2日和15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发生两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中苏两国矛盾长期摩擦的结果。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损失不小，被毁坦克、装甲车达17辆。“珍宝岛事件”爆发后，苏联方面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向蒙古国境内派遣了大约12个师团，在中苏东西段的边境，又投入了大约43个师团，苏联人的武力强悍，不仅增派了陆军，而且还在中苏边境地区部署了防空部队与大量战斗机以配合地面部队，除此之外，苏联人还在边境地区增设了大约35个导弹发生基地，全都指向了中国本土。事后有史实资料统计，当时的苏联共计部署海陆空大约79个师，共投入兵力大约110余万。中国方面北京高层也已经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并于1969年9月，全国全军全民都进入最高级战备状态，时刻准备对抗苏联的入侵。
苏联在珍宝岛冲突吃了亏，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他们力主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苏军又将前战略火箭军副司令调任远东军区司令，这项人事任命发生在这个关键时刻，加上苏军鼓吹“苏联部队的核武器是具有无限度毁灭力量的带核弹头的导弹”，核导弹部队“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毁灭性的核回击”来对付中国。北京认为，此类行动是苏联将对中国先发制人地进行核打击的前奏曲。
1969年８月２８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由其设在总参作战部的办公室承办日常工作。全国深挖防空洞的热潮随之而来，说明北京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空袭可能迫在眉睫。当时我还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在我家后院挖了一个防空洞。
９月３０日林彪认为北京市郊的三大水库犹如三大盆水，高悬在北京上空，一旦苏联击毁了水库的大坝，就会淹没首都。同日晚，他要求北京市尽快把这三个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认为仅在一天内就把水库的水排泄出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同苏联击毁水库大坝的后果相同，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他出面中止了林彪指示的执行。稍后，在１０月１８日晚，即林彪向总参发布紧急指示的当晚，林又嘱咐秘书指示副总长阎仲川采取措施把密云水库的水排泄出去，周恩来再次出面制止。
江青则在她位于钓鱼台的住宅院内修建了一座防空洞，总后部长邱会作督率抢建完工。防空洞建成以后，放置了食品和饮水，她还去观看了几次。江青还抓紧时间，学习如何驾驶汽车，以便在“与苏军突击队遭遇时”，在司机、秘书、警卫均被杀伤的情况下，自己也可以驾车逃脱。
林彪在１０月１５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策，并由周恩来在会上传达毛的指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毛指示，多数中央领导人必须在１０月２０日以前离开北京。至于应变步骤，政治局赞同毛的决定，毛避居武汉运筹大计，林前往苏州策划军事，周恩来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国务院核心机构迁往西山地下指挥部维持日常运转。
１０月１６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远赴武汉。起程前，他正在吃饭，江青来了，要服务员拿碗筷，想与毛一起进餐。毛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江青碰了一个钉子，很不高兴地走了。毛为了尽快离开北京，都顾不得同妻子一起进餐了。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０年４月，毛泽东一直住在武汉东湖宾馆内的梅岭一号。这是他在武汉住得最久的一次。鉴于一场核危机已经烟消云散，他才离开武汉了。
注：以上部分内容摘自《领导者》第３４、３５期，（作者简介：约翰·刘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