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幕后工作，除了董事会，公司里少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这并非有见不得光的秘密，因为每家公司一定有自己的商业作业风格，又不可为外界过多知晓的信息，比如利润公式。凡是大众报纸上常见的名字基本分两类，一类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比如CEO；一类是名字也不知道，记者们只写，xx财团,离岛注册机构等等。我在公司不为第一类人工作，我只对第二类人服务，一次养家糊口。
人们看到的是投资经理们工资很高，但没有人会多想一下，那些出资让那些经理们在资本市场上翻云覆雨的人们会不会更加富有。华尔街公司化运作，一切基本上很透明，但有一项不透明，就是资本来源，那时客户机密。如果美国税务部门或者财政部挥着监管部门要想知道，那么华尔街公司会想办法将客户资料放到法律看不到的地方。那些客户才是华尔街真正的主宰，人们都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是怎样一群人，但他们实际在引导华尔街。我为其中几个客户工作，有一年以顾问名义在42街的一间办公室坐了一年。
就是在这一年，我遇到了这个漂亮女同事。
投资部门经理说从大学找了好几个毕业生，问我有没有兴趣看看。我应付了一下，跟着到21楼去。
她的确很漂亮，无论以亚洲人还是欧洲人的眼光看，她都很漂亮。下巴稍圆，鼻梁骨挺直，眼眶下陷。当我和经理走过去时，她从座位上站起来，同经理打招呼，满脸微笑。经理见她没有跟我打招呼，就介绍我是谁谁谁。她这才转过身来，对我笑笑。总之，我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冷淡。时间长了，其他亚洲同事说，她只对白人有兴趣，不愿与亚洲同事合作，白人经理们似乎好几个都与她那个了。我不置可否，各人有自己的喜好。几次在电梯间遇到，她好像不认识我，没有打招呼。
公司又要应付联储的抽查，成立的一个小组负责风险测试。报告我看了，问题不大，但说的太清楚，上交的准备金让几个老头不高兴，我于是加了一些莫名其妙，但有合理合法的公式进去。这是公事公办，但这也相当于否定了那个小组几个月的工作。我的工资不由这个公司发，也无所谓。
我依然每天三杯咖啡，几张报纸，一周看一本小说，在我那个别人的办公室里坐顾问。
有一天，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她，那个不愿同亚洲人打交道的毕业生。我问有什么我能效劳？她用很快的语速说，她要谈谈报告的事情。她的英语语法没问题，但口音很难听。听得出来，好像她是那个小组里负责计算的，我基本上推翻了那些计算，她不满，要跟我discuss。
我笑着说，报告已经交给董事会了，不用讨论了。她开始说，她的计算没有问题，符合巴塞尔协议，也符合监管条例。然后引用了很多大学教材上的理论说谁谁教授作了很多年的研究，那样计算是对的。
我坐在我的椅子上，笑着问，贝塞尔协议为什么那么对呀？她一时说不出来了，支支吾吾地说那是多国协议。然后忽然又想起什么，说由法国和比利时的监管是怎么做的，德国又是怎么做的。我很感兴趣，看来你也了解欧洲的监管？她一下兴奋起来，说她的博士论文就是欧洲与美国的银行监管差异。
我问，那你一定懂法语，看过法国金融管理局和比利时中央银行的监管条例了？她用法语回答是。我于是改用法语问他，法国与比利时的监管也没有完全按照巴塞尔协议作，那时为什么呢？我顺便介绍了一下协议的背景和缺陷。
等我说完，我注意到她一脸茫然。我继续用法语问，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她脸红了，说没有听懂，说她不懂法语。我明白了，没有追问她问什么要用法语回答我，也没有问她怎么做的博士研究。
从那以后，她很远见到我，都对我满脸堆笑，那种小就像蛋糕上放了太多奶酪，奶酪上有覆盖了一层白糖。但我不喜欢甜腻的食物。
我注意到她对其他亚洲人依然不理不睬，而与白人同事有说有笑。有的时候也跑来找我无话找话，甚至约我去吃饭。
我拒绝了。
在一次讨论裁员的时候，董事会问我的看法，我建议投资部门应该专注于投资，不该分散力量做监管研究。第二个星期，那家公司决定，那个小组全体解散。
那位小姐跑来找我，请我推荐工作，我推荐到了一家专门作亚洲业务的基金。据说她最后回到了上海，不知道那里白人多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