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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06 作者：何满子
——答邵建《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
■何满子
邵建先生的《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刊发后，我们收到了何满子先生的这篇文章。本报历来倡导争鸣，并尽力为心平气和有理有据的批评提供园地，虽然也理解批评有时难免火气，但初衷毕竟是希望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
关于何满子与邵建的争鸣，或大而言之，关于批评(包括“话语暴力”)，如果您也有话要说，不妨来稿，三言两语也行，毕竟当下的批评怎么看也不能算“寂寞”的。——编 者
邵建先生的《警惕我们的“话语暴力”》一文，是指名道姓地冲着我来的。按他的教训，我该敬谨恭聆、克服自身的“蛮性遗留”才是。但不幸忽然想起了鲁迅的一段话:“所以你无论遇见谁，应该赶紧打拱作揖，让坐献茶，连称‘久仰久仰’才是。这自然也许未必全无好处，但做文人做到这地步，不是很有些近乎*****了么？”(《且介亭杂文二集·再论“文人相轻”》)暂时还不想“近乎*****”，倒想来揭穿一下此文是装得悲天悯人其实是有所偏袒的貌似公正的扯淡。
鲁迅这段文字中提到“*****”。同样是鲁迅说的:骂良家妇女为“*****”，是诬枉与污蔑；但指操皮肉生涯的娼妓称“*****”，则是说的真话。说真话怎能与“话语暴力”等同呢？这道理我还是第一回领教。对于敌伪统治时期走红于政坛和文坛，高踞汪伪中央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张爱玲夫妇，难道必须毕恭毕敬，颂之为“神仙眷属”，才算温柔敦厚，剔除了“蛮性遗留”么？在抗日人民和沦陷区饱受敌伪凌虐的百姓眼里，这对夫妇无疑是一对狗男女，这也是实话实说，不料，骂了一下，竟会伤了一些人的心，实在匪夷所思。比如在南京晓庄学院任教的邵建先生却硬要归之于“话语暴力”。我清楚地记得“晓庄”的创建人，抗战时期名为“育才学校”校长陶行知先生1942年在重庆抗建堂的演讲。他谈抗战形势，提到汪伪政权的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时，就斥之为“民族败类”、“衣冠禽兽”。试问:“禽兽”和“狗男女”有什么差别？难道邵建先生认为“晓庄”创办人，他的同行前辈陶行知先生也有“蛮性遗留”？也是使用“话语暴力”，也该“警惕”么？
邵建先生大概是深受“温柔敦厚”的“诗教”或曰“儒教”的濡染的。但他说“‘张热’＋热的是文学，‘狗男女’肯定在文学之外”云云，将文与人切西瓜似的切割了开来，似乎又忘了儒教的亚圣孟老夫子的训教。《孟子·万章下》曾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文与人怎么能截然分开？何况“论世”，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此敏感的时会，公然大肆宣扬附逆文人连带叫卖其丈夫，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挑衅，对民族气节的嘲弄，难道不是义正辞严的实话实说么？如果不是有正义人士的干预，有关当局的明智制止，便会召开“张爱玲国际讨论会”，演出有胡兰成以正面形象亮相的话剧《张爱玲》，那岂不是远远超过鲁迅在《且介亭末编·这也是生活》一文中所说的“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么？”这不叫“丧心病狂”、“居心叵测”，又能叫什么呢？连中国人自己也如此眷爱和“皇军”合作的人物，则日本右翼政要自然要掩盖血腥侵略的罪责，胡扯进军中国是什么“大东亚共荣”，小泉纯一郎之辈便更可肆无忌惮地参拜靖国神社了。逻辑推演的结果难道不是这样的么？
貌作公正的邵建先生还要责令我“请用道理说服我”。敬谨对曰:我摆都是事实，难道“道理”是事实之外的什么玄之又玄的？“胡扯”么？——对不起，我又用“暴力话话”了。
我所说的无一不是事实。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的确确是冷战初期中美建交前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所组织的了解中国的材料，其目的就是反华反共的。最初版本是英文本，有李欧梵的中译。其主旨就是颠覆中国“五四”新文学以来的鲁迅传统。邵建说它“不是政治书”，我愿再重复引用一下我在拙文《这不是反了么？》中曾引录的该书第二章(李欧梵中译)的文句，看是学术还是政治？
(鲁迅的)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在中共争权的过程中，鲁迅被认作一个受人爱戴的爱国反(蒋)政府发言人，对共产党非常有用。甚至从未轻易赞扬同辈的毛泽东，也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觉得应该向鲁迅致以最高的敬意……捏造出如此一个神话。
瞧，这是学术还是政治？
不是我自卖自夸，在拙作《中国爱情小说史略》(香港、台湾的商务印书馆版易名为《中国爱情与两性关系——中国小说研究》)第五章第六节《传统爱情小说的余波》里，曾专门论及张爱玲，称她是“鸳蝴派”和“西风派”混血作家中的佼佼者，肯定其才情。完全不涉及她和胡兰成等政治性事件，连她五十年代在香港所作的拙劣的反华反共小说也略而不提，自认为是很平恕的。比一比上引夏志清的以自身的政治立场妄贬鲁迅，读者自可公鉴。
话语的情绪化问题自可讨论，恶劣的话语作风也可以斥责。比如，人们曾批判过“文革”时期的造反语言之恶劣和文化污染。但邵建先生此文的关键之处，是以悲天悯人大义凛然的架势，在一件理应同仇敌忾的事件中，以话语为题目，袒护其心欲偏袒的对象，将庄严的主题转移而扯淡之，其用心的深曲在此。
邵文的后半部分追溯了他所谓的“话语暴力”的渊源，指名道姓地点了“五四”前贤钱玄同，也不点名地列举了鲁迅的许多用语。这使我不禁受宠若惊，我原来是秉承了我所崇敬的这些前贤的余绪，区区实在不敢高攀。至于文末大夸胡适，则胡适应是反“话语暴力”的圭臬人物了。手头恰好有一本长江文艺出版社近年新出的《百年百篇经典杂文》，选有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一文，倒真是平和冲淡的，但文末咀咒中国为“懒人国”，把亿万中国人都斥为“懒人”，似乎也不够温柔敦厚，和“话语暴力”是挨边的。可见除了装聋作哑以外，凡要发言，都是难逃触犯邵建先生的诫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