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民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德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正面评价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
负面评价
到了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开始有人对这种把革命视为正面影响、进而可能衍生“革命崇拜”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章士钊晚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太不知何许。”又如中国大陆的思想史学家李泽厚、刘再复等人，认为在20世纪初的中国，保留君主的渐进改革比暴力的革命更能使中国在稳定中发展，袁世凯、康梁、严复、杨度等君主立宪的主张比孙中山更适合于当时的中国。
西方学者，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也有很多研究。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价辛亥革命仅仅是“政体的变革”，而“基本上是一场失败”。高慕柯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大于它所有领袖的革命，是一次“没有真正领导者的革命”。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纳散尼尔8226;佩弗（Nathaniel Petter）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试图建立起的共和整体给予很低的评价：“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据地。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