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文革时期度过的，那时的记忆是零散的、支离破碎的。太多的血腥和恐怖事件过早地进入了我的生活、留在我的记忆中，至今无法消失，一幕幕流血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文革始初，我在上小学。为了参与这场“史无前列”的大革命，学校几乎停课两年。好不容易盼到复课了，但前提却是“复课闹革命”。每日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三呼万岁”。赞美领袖之后是大批判，斗私批修。从上批到下，互相批，把自己从里到外翻过来掉过去地批。上课的内容大多是学毛著，学社论，了解社会上还有什么东西还没被批判。
随着文革的进展，这种校内的大小批判活动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计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于是学校和社会联合行动起来，让少年儿童参与社会上的批斗大会、观看被游街的“犯人”。几乎每隔几个月都有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被枪毙。每次的批斗大会和游街都是当时最热闹的事情，当时的人们似乎很喜欢看别人被杀。
记得被批斗和游街的“犯人”有的是被五花大绑地捆着，也有的双臂被人架起做成“飞机式”。“犯人”不能说话，因为他们的舌头也被绳索绞起来了。血液顺着被勒破的舌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学生是当时领袖利用的最有效工具，因为孩子们并不懂得领袖在做什么，认为只有领袖才是正确的。批斗会上，让学生们来喊口号，口号声越大代表“民愤”也就越大，这样杀起人来就理直气壮。
当时我认为被杀的“犯人”是敌人，敌人就是坏蛋。既然是坏蛋就应该被杀掉，因为只有“好人”才有权活着。可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从来也没弄明白。后来一件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让我对“好”与“坏”的鉴别越发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