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Since 1900）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著，哈波科林斯出版社（Harper Collins）2007年2月6日出版，精装本752页，定价35美元。
在英语知识界，一直存在着一批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的宣扬者，他们大多信奉保守主义，认为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以及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具有普世价值；相比其他模式，这种模式更适合现代世界。其证据是：英国和美国这两个英语国家能保持长久的繁荣，并相继主导世界进程长达三、四百年之久，而且这种局势迄今仍没有改变的迹象。因是之故，他们认为所有的英语国家应该团结一致，为保卫、甚至推广这种文化而努力，为此可以不惜任何的代价。
这里所谓的英语民族国家指的是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以英语为主要语言的国家，这些国家有着共同的语言和文化，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以及后来的共同反击法西斯的作战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说，丘吉尔（Sir Winston Churchill）属于这种观点的先驱：作为学者，他的名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被后世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宣扬者们奉为经典；而作为政治家和践行者，他与罗斯福总统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推动了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美英特殊关系和英语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协助，他们所创下的典范为后世创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
丘吉尔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以英国历史为中心，讲述了英语民族国家的起源、发展和强大历程，其中既对英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等发展情况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同时也介绍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英语国家的诞生过程以及她们与英国的关系。遗憾的是，该书只讲述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为止。
但丘吉尔的讲述并未就此结束，而是用自己的实践来作为对此后历史的讲述：他先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经历了冷战等重要的阶段，其成果是两部史诗性的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如今则更有他的景仰者，写过《卓越的丘吉尔团队》（Eminent Churchillians, 1994年出版）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接过他的话题，从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逝世、大英帝国开始日渐衰落，年轻的美国已经逐步崛起的年份－－开始，讲述在那以后的英语民族史－－在此期间，丘吉尔本身是最关键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之一。
1901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国家的经历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此前是她们的诞生和发展期，而此后的历史，由于世界格局的变化，相续出现了几次全球性的危机，使得她们不得不在生死关头结成联盟，共同应对敌人。因此，很自然地，《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与丘吉尔著作主要讲英语民族的成长不同，把叙述重点放在了她们的共同作战史上－－其中最为主要的有四次，依次是一战、二战、冷战，以及当前这场还在进行当中的与伊斯兰极端势力之间的战争。
罗伯茨认为，这四场战争对英语民族而言都是非生即死的残酷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是“英语民族”、“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和“美英特殊关系”等身份认同得以形成的最大推动力。的确，这些国家在几次战争中生死与共的决心和友情是让人感动的。比如，在一战期间（1914-1918年），当时只有500万人口的澳大利亚竟然向欧洲战场派出了30万士兵，其中6万人战死沙场；而人口才100多万的新西兰更是派出了总人口11％的作战队伍！加拿大也丝毫不逊色于她们，她以800万的人口，派出了60万人的军队赶赴前线，与其他的英语民族国家一起并肩共战。
英语民族认同的形成不仅对其本身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对世界的和平而言也一样有很大的贡献。这是因为：一者，在上述四场战争中正义的一方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英语民族国家作为中坚力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自不待言；二者，正是英语民族认同和美英特殊关系等因素的作用，二十世纪的最重要的大国权力交接（英交美接）才能得以和平、顺利地完成，大英帝国才能在失去掌握了近200年的霸主地位后，虽然心里也不免会有些许的失落和哀伤，但终归没有心生怨恨，反而感到非常的自豪。
罗伯茨这样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宣扬者们甚至认为，英语民族的崛起对于世界的进步而言亦具有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如同本文开首所说的，在他们看来，源于英国的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法治和新教伦理为特征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现代国家想要健康、繁荣发展，人类想要自由、和平生活的迄今为止最为不坏的选择；英国和美国能够在几个世纪里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主导，并且先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大强敌，这既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优越的证明，同时也为该模式在全世界的推广铺垫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从这一理论出发，罗伯茨他们提出了诸如“英国殖民主义功大于过”－－因为传播和推广了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模式－－以及“以武力手段推广民主是正义的，也是可行的”之类的，在现今的主流历史学看来属于“政治不正确”的修正主义观点。众所周知，自1960年代以来，经过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殖民文化运动的洗礼之后，所谓“殖民主义是西方的罪恶行径”已经成为主流史学中根深蒂固到不能去碰的原则之一了。
布什政府在9·11恐怖袭击之后发动的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首的全球反恐战争被罗伯茨在《1900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一书中归入决定西方尤其是英语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场。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目前美军在伊拉克战场的情况已经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国际社会对之大多不予认可，就连那些在上三次战争中并肩作战的英语民族国家在舆论的压力下也不敢和美国站得太近。更糟糕的是，在伊拉克局势迟迟得不到改善，美军伤亡又不断上升的情况下，美国人自己也开始动摇了。
罗伯茨因此在书里呼吁，所有的英语国家一定要团结一致，和在上三次战争那样，携手共对敌人，因为这是她们的生死存亡关头。罗伯茨认为，只要英语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她们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也就能有一个好的结局，相反，人类文明就会陷入危机，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