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房本身，出产着蜂蜡，蜂蜜和一个规则非常精确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内，蜜蜂就像一个运转中的钟表零件一样。无论是蜂房，蚁窝，还是猴群，都没有向蜜蜂，蚂蚁或是猴子提供某种伦理系统。相反，所有类型的人类社会----特别是geopolis或领土社会----是个eticopolis，一个伦理或道德的社会。正常人都是出生在一个向他提供一种语言系统，和一种伦理系统的社会里的。 小孩的大脑计算机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意识地，吸收着语言游戏和伦理游戏的规则。随着他所在蜂房的伦理系统，在他的大脑计算机里建立起来之后，这些系统就演变成了一个生物程序，并且从那个时候起，它就按照它自己的法规和生物机制开始运行。在所有人大脑计算机的硬件里，都建立了一种本质上特殊和唯一的一种情感：负罪感。这是伦理系统自有的一种情感机制。 跟羞愧感或是嘲笑感同样，负罪感不是学来的而是遗传的。现在好了，大脑计算机按照在你那个领土社会，这种现行伦理法典在他们的软件中所建立起来的程度高低，来释放出这种情感机制。无论是一个“原始”社会还是一个“文明”社会，都是一个伦理邦，一个受着道德规则规范的伦理社会，这些道德规范就是：这个行动是对的和另一个行动是不好的。 假如一个努尔人----伊文思.普利查德研究的一个苏丹“原始”社会的成员----在大庭广众之下，雷鸣般地从体内“逃逸出”一种有机气体，他就会受到羞愧和成为笑料的情感惩罚的鞭挞， 在这方面跟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没任何区别，他要是不小心在发表“人类的进化”讲演当中发生同样的事情，也是要受到情感惩戒的。双方，“原始人”和“文明人”，不同于猴子的是，都受着严厉之极的禁忌约束，即绝对禁止在公众场合下发出有机声响，否则将受到羞愧和被嘲笑的可怕情感惩罚。 马利诺夫斯基，一位在社会人类学这小小的世界里，辛勤耕耘的著名先驱讲述过特洛布利安特----在太平洋的一个社会----有关乱伦的传说。两兄弟有一次在海滩上相遇。两个人开始奔跑，游水，玩耍和打闹，直到最后在各种游戏中，他们玩了被乱伦所禁止的相互亲吻和性欲拥抱。两个人都遭到负罪感的强烈折磨而最终选择了自杀。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年轻“野蛮人”已经被输入了这种严厉之极的规则（“两兄弟之间做爱是一种坏的行为）的程序。大脑计算机已经收进了这条伦理规则，一当知道这个违规，就向这两个年轻人释放出了最高强度负罪感的可怕打击。假如哈佛大学的教授“堕落”到企图跟自己的女儿做爱----如今在这个“先进”社会里是一种违规----则将受到特洛布利安特传说中，野蛮兄弟同样的负罪感法庭的审判。我知道在米尔瓦乌基（美国）有个四十出头的人，被他自己的女儿们（十岁和九岁）以落入乱伦之井被告到法庭（1986）。他的律师劝他在法官面前拒绝承认这个“不仁”之罪----在英文当中也是felony----。这个人没有听从律师劝告，自我承认guilly,“有罪”。 “为什么你自己宣布有罪呢？”律师问道。“因为在这真理的时刻，我感到这罪恶如此沉重地折磨我，以至于我无法制止我的嘴唇，它们自己就供认了：guilly”。尽管说如今是自由的，放纵的，文明的，进化的时代，无论是特洛布利安特人的“野蛮”社会还是美国的现代社会，都受着有机气体禁忌和乱伦禁忌制约，同样的大脑生物社会和情感机制在发挥着作用。在所有的领土社会里，一部伦理法典制约着所有的其它社会体系：经济的，家庭的，政治的，宗教的。各自的规则会有所变化，但是法典本身不变。有些社会里提倡无神论（即便是猴子也不实行无神论，但这本身是一种宗教程序），但是任何人类社会，最“原始的”也好或是最“进化的”也好，没有一个倡导消灭全部道德的。所有的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伦理社会，在那里反复地将自己的道德观念教导给所有成员，并且把这个程序放入到遗传计划，预先设定在大脑内的位置。 即使是最彻底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把无政府主义当作一种非常严格的伦理制度在推行，在那里政治和经济制度及其代理人们被说成是“坏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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