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奉马克思主义应当首先解决当代中国穷人问题
（比利时 杨明）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已经一百年了，中华民国的历史也就差不多一百年了，并且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
依然是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所谓尚未成功同志们须努力依然不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得益于现在企业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引进美国欧洲日本的资本和管理经验，加入世贸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有了很大的变化。外汇储备由二百亿美元增长到数以万亿计。
但是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的行政管理从上到下的官员们都没有地一亿以上的贫困人口问题放在第一位。已经发达起来借机富有的一部份人已经靠资本和政治层面的条件获得成功。但是贫困状况日趋严重，二极分化再次成为中国社会的隐忧和不和谐不稳定的痛处。
过去在国民收入有限，年度预算或中期预算捉襟见肘，似乎可以归咎于体制的弊端，而现在在巨额外汇积存于海外而不用于当代下层社会普通存在的问题，就是决策者的渎职问题了。所谓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过去的中国社会，由于财富和土地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屡有杀富济贫，改朝换代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政治学说也主张以暴力对付资本家阶级，但是一百多年的国际共运特别是以苏联东欧的国际共运和计划经济已经屡屡失败。
但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的追求并不是一个过时的命题，劳动创造价值并非原始的进化论观念，它表现了为善于经营和取巧的资本运作提供物化和再生产以及完整的消费过程。在权资本转化为金融酱商业资本的同时，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成为社会行政管理机构从上到下进行决策时道德要面对和考虑的问题。、
所有的人似乎都知道，现代社会原始积累的堆积并不是一个公平的过程，近水楼台，如鱼得水，捷足先登，夺得头魁。在商业法规逐步形成的过程中，追究原罪的细节似无意思。但是，民众普通关切的切身利益应当解决。这是一百年前孙中山推出的民族、民权和民生问题彻底解决的急迫所在。
首先是十三亿人口中的一亿人的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仍然处于贫困状态。他们生活在城市下层和农村以及偏远的山区。由于贪污腐败的违法行为，挪用扶贫资金，救灾资金的犯罪活动依然存在。行政管理部门还没有地解决一亿以上从口贫困问题放在第一位。扶贫解困的缺口难填。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银行贷款却了不出动，成为货款者燃眉之急，并且置放在国外的巨额外汇储备没有发挥济中国人之贫救中国人之困的作用。缺医少药，不是因为没有医生，也不是因为没有药物和医疗设备，而是费用昂贵。在地区和贫穷的家庭，接受教育仍然是一种奢望。富有发达的阶层可以把子女送到国外渡金购置地产，贫穷状态下一亿人口子女就学完成基本教育仍然困难重重。
于是人们就不能不考虑在社会急剧变化，道德普遍沦丧，贫富两极分化的状态下，怎以改变崇拜金钱而丧失公告，医德，师德和类似的各种问题。
保护资本家和创业者的商业利益固然是正确的，但是在一个有良知有智慧的社会里，公平的观念、法制的观念、道德的观念必须在国民普通参与重现每一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权利时才能得到有效保证。这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谓民权问题。中国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依然是当官的说了算，老百姓见官毕恭毕敬，而不是相反，因为官是任命的，而不是老百姓一人一票选举的，最终底层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照顾，纠缠不清的大大小小问题层出不穷。这样并不符合社会有效管理。使所有的人都表达自己的 愿望。健全完整意义上的民主法制愈加急迫重要。
如此，国民权利皆可基本保障，所谓富人者，人也；穷人者，亦人也‘所谓官者，人也；庶黎者，亦人也。人人都有表达个人意愿的社会，才能和谐共生，兴旺发达。、
这种可以通过社会优化管理的境界，包括了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那就是少数民生和少数人的权利都应当得到普遍尊重。像美国这样折种人普通发达的国家黑人尚有机会当选总统，不能不说明先进文化文明程度。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不会因其民族肤色和出身背景得到不公正和歧视的待遇，人们要多考虑的是一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作为取舍。
所以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依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巨额的社会资金和国家财富应当投放到大中架权的教育。没有就业的大学生都可以高薪到边远贫困地区任职一年或若干年，因为现在有财力做这种已于立而立人的社会当中。普通广泛地聘用国际一流学者也非常必要。让教育发情到中国每个省份每个角落。这样，社会有可能在国民经济在整体发展的同时，民族民权民生问题的解决，就不再是一句空话。人们在高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时，就会带到历史歌曲的幽默和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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