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 年5月7日，由远程轰炸机改装的运输机图波洛夫TB-3 从苏联的阿拉木图出发。经由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兰州、哈密飞往延安。飞机上载着援助延安的医疗器材和药品，无线电台的零件，一部供电台动力的发电机和足够发电机运行两三年的燃油。由于超载，飞机爬高受到限制。到达延安之前，TB-3被困在低层浓雾中，几次与山峰相距不足百米，险象环生。5月11日，飞机终于在延安安全着陆。 弗拉基米诺夫步出机舱，觉得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诺夫出身贫寒。他曾经做过机械装配工，参加过红过军。复员后进入莫斯科东方研究院学习，学习成绩优异。他毕业后成为塔斯社驻中国军事记者。这一次再赴中国负有两项任命：塔斯社军事记者和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诺夫的任务是：搜集日军在远东地区的军事情报；评估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军事行动；促使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展开有力打击，阻止日本在东方开辟入侵苏联的第二战场，防止德、日两国形成东西两面夹击之势。
弗拉基米诺夫拥有一项特别权力让中共侧目而视，这个第三国际联络员还有权提出苏联对华军事援助的建议。向苏联要枪要炮，要钱要物。都绕不过这位联络员同志。弗拉基米诺夫角色的重要是显而易见的。以致毛泽东和康生亲自到机场迎接。
机警的苏联布尔什维克很快发觉情报部门头子康生向他提供假情报。
弗拉基米诺夫从心底讨厌康生。那倒不在于康生的热烈的虚伪拥抱、丝丝沙哑的声音和讲起俄语来不正确的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主要是康生的作为令人厌恶。此时毛泽东正发动延安整风，打击王明为代表的“莫斯科国际派”。康生在莫斯科期间追随王明，
每次王明讲演，康生都跳起来拼命鼓掌，还欢呼“王明万岁！” 但是在他看到毛泽东与王明决裂的征兆，马上弃弱投强，成为毛泽东的主要打手。他主持中央社会部和情报处，实施“抢救运动”。通过严刑逼供，拘禁枪毙 ，把大批人打成国民党特务，制造了延安的恐怖气氛。人们在惊惧中向党输诚、向毛泽东献忠以求自保，格外增加了整风效果。
弗拉基米诺夫还认为情报处策划了毒害王明的阴谋；康生促成毛泽东和江青联姻是为了结成毛、江、康三角联盟，意图在党内有个稳固靠山。康生趋炎附势，虚伪冷酷。弗拉基米诺夫认定他是一个危险的敌人，相信中共党员们总有一天会识破他。
弗拉基米诺夫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反共产国际的农民领袖，一个正在兴起的独裁者。为了攫取权力，不在乎国家民族利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受道德约束。毛泽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蒋重于抗日，处心积虑要以日军制蒋和以蒋军耗日。他不在乎国民政府被日本灭亡，反而设想国民政府灭亡后共产党依然生存的前景。
另一方面。毛泽东有求于苏联和第三国际，不得不把弗拉基米诺夫奉为座上宾。毛泽东经常请弗拉基米诺夫到家中做客。几乎每一两个星期都有长夜叙谈。弗拉基米诺夫逐渐能应付毛泽东口音浓重的湘潭话，在这种场合，不需要翻译在场。
毛泽东希望能把共产国际联络员拉到自己一边来。这位苏联情报专家也就扮作理解或者正在理解毛泽东主义的姿态。这让毛氏觉得更应该多做这位国际同志的工作。
弗拉基米诺夫经常出入毛泽东警戒严密的居所，他是延安唯一一个能直接上前敲门而不被卫兵阻拦的人。这令其他的高级干部也对他敞开了大门。他不动声色，在中共军内党内广交朋友，遍结善缘。突破了康生布置的障碍，掌握了不少中共内部情况。
这让人想起一路神仙——中国民间信奉的灶王爷。人们对于灶王爷表面保持着恭敬，心里存在着耍弄。每逢腊月二十三，人们供奉芝麻麦芽糖，这又粘又甜的麦芽糖粘住了灶王爷的嘴，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张不开口，难说人间是非，以求“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弗拉基米诺夫是比灶王爷要狡狤的神仙，他贪吃毛泽东供奉的芝麻麦芽糖，不开口说是非，却用私人日记把中共的种种劣行劣状记录下来，他在笔记中严厉批评毛泽东权欲熏心，背弃马列主义。他私下给康生取了个绰号；FALL MINISTER ——种专职宣判犯人死刑的官吏，有“酷吏”的意思。以后的日记中，直呼“FALL MINISTER”代替康生名字。
有几次毛泽东不用自己的直属电台，而要求用苏联情报组直通斯大林的电台转发他的电文。还有一次是给毛岸英的家信。毛泽东的用意狡猾。委婉向斯大林暗示中共与苏联驻延安代表合作得很好，无形中提高了他汇报材料的可信度。弗拉基米诺夫欣然答应毛泽东的要求，但在电文末尾悄悄加以批注：“以上数字是毛泽东为一批外国记者而准备的，从带有倾向性的材料中摘取的。”甚至在毛泽东向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的高声歌颂的电文后面。弗拉基米诺夫也加以批注，指出毛泽东对苏联心怀异志，却不吝献媚之词。
弗拉基米诺夫在私生活上还算是严谨的。毛泽东关心他：“看上了哪个姑娘没有？” 随后就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出现在他的窑洞为他打扫房间叠被铺床。弗拉基米诺夫以对妻儿的忠诚拒绝了诱惑。当然，这也不排除他的职业警惕性在起作用。在这之前，就有一位漂亮女教师接近苏联小组“学习俄语”。实际是康生安插监视苏联人的眼线。让苏联小组吃了些哑巴亏。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用俄语说应该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白面包”。弗拉基米诺夫深谙其中奥妙，这位贪吃毛泽东麦芽糖的灶王爷，不敢擅自动用毛泽东摆在盘子里的白面包。
1973年，弗拉基米诺夫的儿子整理老爸的生前日记，编汇成俄文版的《中国特区 1942-1945》。1975年，改名《延安日记》用英文发行。这本日记引起世界轰动。
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读后大跌眼镜，他说：“孙平（弗拉基米诺夫的中国名字），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写出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有良心的人才写得出。 ”
师哲的义愤本应该这样发泄：“毛泽东，一个老党员，怎么能做出那样的行径？那样的行径只有伪君子、两面派、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
毛泽东做都做过的事了，孙平为什么说都不能说？
天下咄咄怪事：做过卑鄙行径的人依旧奉为伟大领袖，揭露这种卑鄙行径的人反而成了没良心、两面派？！可见在专制阴影下，滋生的奴隶主义毒素已经侵蚀了师哲的大脑，令他失去正常逻辑思维能力。师哲的脑筋大大地“破锣哈、破锣哈”（Плохой）了。
不过人们得承认，孙平的两面派耍得比毛泽东的两面派更深沉一些。在弗氏和毛氏假做亲密互相利用的过程中，弗氏装憨作痴，玩弄了毛泽东。
弗拉基米诺夫只欠给历史一个回答：他既然能把新兴的毛泽东独裁专制的本质看得如此清楚，为什么不能看穿早已成熟的大独裁者斯大林呢？
不管弗拉基米诺夫是一位斯大林分子也好，还是带有一定民主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也好，重要的是他以目击者身份对延安发生的事做了详尽记录。事实是历史的骨骼。作者的政治倾向性人们会淡忘，人们对他记录的延安发生的事会兴趣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