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佩荣
不要以为道德反省不重要，那可是人从小到大都不可或缺的生命素质。
寒假期间，稍有空闲，乃应邀为中部地区的学生作一场演讲，题目即是“道德反省”。
谈道德
谈起道德，大家都有些压力，一方面没有人敢于忽视它的重要，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在教室课堂，否则谁要是侃侃而言道德，就有可能招来“伪善”的批评，因为道德世界没有完美的人。
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关起门来假设自己在上课，然后，要如何谈道德呢？对西方人来说，道德主要是宗教界劝善的效果。的确，从宗教角度谈道德，理由十分充分，因为人死之后的报应，不论审判或轮回，都必定会把生前的善恶行为考虑进去。
不过，且先别说各大宗教的教义千差万别，世间还是有许多人无缘信仰任何宗教，那么他们（其中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如何省思道德呢？最简单的问题是：“实然”能否带来“应然”？亦即，“你是儿子”（这是事实），能否接着说“你该孝顺”（这是道德要求）？从哲学观点看来，似乎无法得到肯定的答案，因为分析“儿子”这个概念，无法找出“孝顺”的要求。换言之，孝顺是社会上“外加于”儿子的责任。当然，不孝顺到某种程度，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法律并非道德。法律再怎么完善，也无法让子女都去孝顺父母。
西方哲学谈道德
于是，西方哲学界想出许多办法来鼓励道德行为。有三派值得介绍。一是效益主义（旧译为“功利主义”），主张：人应该行善，因为“善”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譬如，我们说话诚实、尊敬长辈、扶助弱小，都是整体而言对社会有利的。问题是：有些行为处于模糊地带，不易分辨其效益，并且，效益所涉及的大多数人，难免因为时空条件而调整其范围，然后假如行动者正好被排除于外，那么他个人不是要为道德而牺牲了吗？他为什么不能也以个人效益来考虑？
面对这些问题，最后还是必须诉诸一套规则，如西方许多国家所实行的民主制度。表面上说的是“服从多数，尊重少数”，但是事实上少数往往是被牺牲的。并且，民主制度距离我们所谓的道德，不可说不远啊。
其次，第二派是“义务论”，标举的口号是“只问该不该做，不问效益如何”。康得是此派代表，他认为人应该“为义务而行动”，义务是随着人的理解而出现的。譬如，我理解了“人应该诚实”，我就没有任何理由违背这个原则。这种诉诸理性的要求，足以彰显人的价值与尊严。因此，人不能把自己当成工具或手段来使用，也自然不能如此对待别人。这种观念十分高尚，但是不太切合实际的情况。譬如，我到医院探视朋友，如果秉持义务论，就会对朋友说：“我来看你，不是因为我喜欢你，也不是因为我俩的交情，而是因为你是‘朋友’。”意思是：只要是“朋友”，我都会去探病，而不是因为你这个人的缘故。这种话固然大公无私，但是朋友却未必领情。把道德要求与情感苦乐完全分开，似乎是强人所难的事。
第三派称为“德行论”，主张德行在于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把某些合宜的行为“内化”了。人初生时并非一张白纸，但是也没有什么本善可言，而是需要“培养”一种爱好德行的气质，让自己经常处于“适中”的状态，不要过度也不要不及，而是要向上提升，寻求卓越的品格。
以上三派如果分工合作，倒也可以回应人生的需求。道德不是孤立的，无法关起门来修行。因此，面对人群时，不妨循效益主义，找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行为准则。个人在动机上则须以义务论来自我期许，只问一件事该不该做，并且把每一个人都当成目的来互相尊重。至于走在人生之途上，则德行论所说的气质与习惯，又怎能被忽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