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的诞生(下)
为什么在西欧,不在中国?
国内的一位朋友,一直对基督教有兴趣,多年来与我断断续续讨论基督教。最近他对我说,他曾多次试图通读《圣经》,但每次读到书中的第一段话,就是《旧约》第一部书《创世记》第一章的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觉得读不下去。他从事科研工作,觉得无法接受这样的说法。我认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情况与这位朋友类似,觉得《圣经》不科学,所以心里排斥基督教。
大约四百年前,伽利略也曾面对类似的问题。他一生都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时,他改进了望远镜,然后把它指向天空,观察每个基督徒都觉得神圣和神秘的“天堂”。他的新发现,促使他支持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反对当时天主教廷支持的“地心说“,于是遭遇来自教廷的审查。面对巨大的压力,伽利略严肃地思考,“为什么无限能力与智慧的神,没有在《圣经》里用严谨和科学的语言描述世界?” 后来,他把自己的思考结果,写信给当时的重要人物,美第奇大公夫人。这封信后来成为科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其中写到,“神的目的是教人怎样进入天堂,而不是教人宇宙是怎样运行的… 我不相信同一个神,已经给了人感知、思辨、和智力,却不允许人用这些能力去自己地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而只允许人通用《圣经》来获得这样的知识”[1]。通俗地说,《圣经》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学,而是引导人认识神。神已经把科学研究的能力给了人,所以神要人类自己去探索科学,而没有试图利用《圣经》来传授科学。
《圣经 新约》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神是一种精神,不是一位住在天上的“白胡子老头”。但从《旧约》时代到今天的几千年来,《圣经》的信徒们,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把神看作心中的父亲。因为这样的比拟,最容易使一般人体会神的意义。就如同一对父子,神是大智大能,而人则相对远为愚昧无知。神把《旧约》传给人时,我们中国人聪明的祖先,还在看龟甲裂纹决定战争策略、婚丧嫁娶、治疗疾病呢!那时的人类文明还属于婴儿期。即使后来的《新约》,现在也大约2000岁了。耶稣离开这个世界时,他的大部分信徒是文盲,人类还处在文明的幼稚期。《圣经》成书时,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还很低下,传输思想所依靠的工具,包括文字、纸张、书籍等,都非常稀缺、昂贵、和不方便,以至于大部分人难以获得。所以千百年来,基督徒一直理解,《圣经》就像一位慈父要长久地离开还不懂事的孩子,为孩子留下的一封简短的家书。因为孩子各方面的局限,父亲故意把这封信写得简单,内容贴近孩子的理解能力,但包括了他对孩子最重要的话,让孩子即使无知无能,经过努力,也能大致理解,并且在未来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受益。我们的天父,希望软弱无知的人,听从他的话,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懈努力,逐步获得真理,最后通往美好的未来。
与摩西或耶稣时代相比,现在的人类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我最近重温多年前与父母的通信。读到当年父母对我说的话,我马上感到他们对我的爱、和字里行间体现的良苦用心。当然,事过时迁,信里的很多具体内容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类似地,现在人们读《圣经》,目的也是要体会神对人的爱,理解他的思想实质。而有些具体内容,显然已经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状况,比如《旧约》中的那些对割礼、安息日、和祭祀牺牲等的严格规定。实际上,几千年来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一方面不断地从《圣经》中领悟神,另一方面不断地从神造的另外一本“书”,自然世界,里学习,然后把两种知识结合在一起,人就更深刻地理解了《圣经》也理解了自然,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初学《圣经》的中国人,在读几千年前成书的《圣经》时,必须参考过去几千年里基督徒的实践与进步,才能更好地理解。
关于怎样读《旧约》,圣徒保罗有一段很适用的话。他说,“当我(指信徒)是孩子的时候,我的言语和想法都像孩子,想事的方式也像孩子。当我长大了,我就把身上的孩子气去掉了。现在我们看事情,还像镜中看月,有些模糊不清。以后我们更成熟了,就会像面对面那样看得清楚。现在我们懂得一些事情,未来我们应该懂得全面,就像神懂我们那样”[5]。研读《圣经》,我们需要记得人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人当然与几千年前的犹太人有很多不同,但神所代表的精神是一样的。如果人跟随神,人的未来就有智慧。
《圣经》开篇就讲“神造天地”,曾在真实的历史中,强烈地推动了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这句经文告诉人,自然世界来自神,所以神圣。《圣经》把它放在最开头,说明它非常重要,要求人认真对待。几千年来,因为《圣经》的缘故,基督教内部从教皇到一般信众,对自然世界一直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就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思想根源与社会基础。
中世纪后期,文艺复兴之前,基督教已经在西欧实现全覆盖,并逐步成为无可争议的社会核心,主导思想、文化、政治、法律、经济、甚至军事,等等各个领域。但是,在面对这么多权力、利益、和责任的情况下,基督教的最高层总是非常重视和关注有关自然和科学的新发现,虽然它们与权力和利益没有直接关系。教皇经常直接过问科学界的新发展,根本原因就是《圣经》给与自然的崇高地位。比如在十三世纪,西欧各地的神职知识分子对古典文献的恢复和研究越来越深广。教皇克雷芒四世直接与当时的英国大学者罗吉尔·培根联系,希望他写一本全面阐述最新科学知识的书,然后直接送给自己看。当时没有专职科学家。培根自认首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后才是科学家。他所属的教派有一些非常严格的规矩,限制培根做研究,更不许他把自己的著作外传。而热切的求知欲使得教皇竟然私下鼓励培根犯规、继续研究工作。于是,培根冒险写出了涵盖当时主要科学前沿的不朽名著《大著作》。
这种由《圣经》触发的、对自然的强烈求知欲,在基督教内部延续千百年而不衰。1610年,伽利略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星际信使》,讲述他利用自己改良的望远镜,发现了月球上的山谷。这个发现与当时人们按《圣经》字面理解而得出的、对宇宙天体的理解相矛盾。那时一般人认为,所有天上的东西,都是神摆在上面的,都是完美的天堂之物,与地上的东西没有关系,所以月亮上不应该有山谷。伽利略的这本科学专著,出版后迅速成为畅销书。他因此变成了社会名人。当时的老百姓之所以对伽利略艰深的科学著作这样感兴趣,就是因为《圣经》让他们重视所有关于自然界的新发现。试想,这样一部没有军事价值、不能让人发财、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无关、没有娱乐性、又严肃艰涩的科学书,作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如果在中国发表,有可能畅销吗?它只所以受人瞩目,根本的原因就是,当时西欧的大众和精英里,有很多人强烈希望深入理解《圣经》里的话。
《星际信使》的畅销,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中国的孩子们都知道,伽利略曾经在比萨斜塔上扔下轻重两个球,让围观的大众看到它们同时落地,证伪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被教廷和大众接受的,“重物比轻物下落快”的古典物体运动理论。试想,如果某个中国人在明朝、宋朝、或现在做这个实验,皇帝会在乎吗?士大夫会在乎吗?政府会在乎吗?真会有很多老百姓围观这个既不能攒钱,也没有娱乐价值的事件吗?不太可能。伽利略是否在比萨斜塔上做过扔球实验,现在有人质疑。但没有人质疑,伽利略的其他几个简单的物理实验,包括轻重物下落速度对比、以及相同重量的物体从不同高度下落的速度对比,证伪了古典物理学,是现代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开端。这些实验震动了当时西欧社会各界,结果被严肃记载,广泛传播。伽利略的这些纯科学实验,被社会如此重视,归根到底的理由是基督教。而社会的重视,也反过来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像伽利略一样,投入科学研究。
图9:《星际信使》中的插图,出版于1610年。伽利略展示月亮表面的山谷图像。 照片来源: https://catalogue.museogalileo.it/gallery/GalileoGalileiSidereusNunciusFacsimile.html
现在,大多数科学家们相信,我们的宇宙起源于大约14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认真地想想,这与“神创造天地”并不矛盾。比利时人勒梅特在1927年第一次提出“大爆炸”理论。最开始,科学界里也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问世,“大爆炸”成为主流理论,怀疑的声音逐渐减弱,但从来没有完全消失。怀疑,是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都会有。
在科学家们逐渐达到共识后,全世界的基督徒也慢慢接受。2014年,天主教皇方济各对全世界宣称,“大爆炸,现在被认为是宇宙的起点,并不与神造天地相矛盾…”[4]。 其实,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圣经》讲神造天地,再造其他,总体的时间顺序是对的。《圣经》并没有讲到“神造天地”的很多细节,因为那不是《圣经》的目的。千百年来的基督教,早已经懂得这一点,所以从不担心《圣经》与“大爆炸”或其他宇宙产生的科学理论相矛盾。实际上,”大爆炸“理论的发现者,勒梅特,就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可能因为不熟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圣经》的理解过于表面化,才会觉得“神创造天地”不科学。
让我们试一试去感性理解《圣经》为什么这样写。我也是一个父亲。假如我不得不长期离开年幼的儿子,在临走前只能留下短短几句话,我会对他说什么?也许我会说,“要吃好、睡好,才会健康”。长大后,他可能还记得我的话,但疑问,“为什么爸爸临走时与我谈吃、睡?科学家说节食瘦身才健康,不是吃得好才健康。爸爸为什么谈了吃睡,却没有谈学业?”希望他足够聪明,明白我那时的目的是告诉他,健康最重要,要重视饮食。因为怕他听不懂大道理,所以我故意讲得简略,让他能懂,宁可不精准。《圣经》成书时,所面对的局面与要远行的父亲面对的局面类似。《圣经》语言不严谨、但通俗易懂,明确了重点。今天的我们,如果看清“神造天地”怎样在现实中激励了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就理解了《圣经》用语的大智慧。
图10:“大爆炸”理论发现者,乔治·勒梅特(1894-1966),本身就是天主教神父。
中国知识分子们抗拒基督教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能理解“神造人“的观点。这个问题与“神造天地”类似,但因为很多人态度激进、言辞猛烈,所以需要进一步说明。比如中学时,老师们不容分辩、斩钉截铁地讲,“基督教反对进化论”。一位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写道,“虽然基督教一直在演变、分裂和进化,但是它们却不承认进化论,为什么?因为一本圣经还有各种经典教条限制了它们自身,有些事情他们没有办法承认,不然他们就会前后矛盾,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就没有了最基本的根基了“。他还进一步批评西方基督教,”先入为主,教条主义,的确是非常可怕地东西,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6]。持类似观点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他们不懂基督教,比如也不去查一查教廷对生物进化论的正式态度,就大发厥词,如同当年林则徐论断英国士兵。这些人自己先入为主,还要批评别人先入为主。
《旧约 创世记》讲到,在创造了宇宙自然后, “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又把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即使按字面理解,这段经文也只是讲,人的身体来自物质世界,而精神来自神。《创世记》是写给几千年前、文明程度还很低的人类,态度就像一个父亲讲给幼年的孩子。它的目的不是教人科学,所以它语言简略,并没有深入讲述神造人的中间步骤,或延续了多长时间。它没有与进化论直接矛盾。实际上,生物进化论的两个先驱,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发现进化论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达尔文甚至是《圣经》原教义主义者,相信按原文字面理解《圣经》。也许就是因为他原来的想法过分狭隘,在发现进化论后,他对基督教有了新疑问。而华莱士则自始至终是坚定的基督徒,发现生物进化论,只是让他的理解更深刻。
西方基督教分两大流派,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以后,科学界需要时间讨论和验证。天主教的罗马教廷一直有意旁观,不急于发表正式意见,但允许教徒个人在此问题上拥有自己的看法。后来,科学界的意见逐步统一,于是在1950年,教皇庇护十二世第一次表示,进化论与基督教并没有本质冲突。2014年,罗马教宗方济各,在梵谛冈教宗科学院发表演说时宣称,生物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真实的。他说,“当我们读《创世记》时,会很容易地误以为神是一个魔法师…,但那是不对的”。他又说, "神不是神仙,也不是魔术师。他是赋予生命的创造者。…生物进化论本质上与神造万物并不矛盾,因为神造了万物后,它们才能够进化"。[4]
基督教新教,由于信仰特点,没有像教宗那样的权威制定统一教义,每个教徒、每个团体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与理解。所以在新教内部,各种意见都有,和平共处。美国人里,怀疑生物进化论的比例,在西方各国中最高。根据盖洛普2017年的调查,美国人相信与不相信进化论的比例,大约是60%和40%,相信的还是大多数[7]。很多中国人觉得,不相信进化论的美国人还是太多了。其实这种结果很正常。大多数美国人是基督徒。因为《圣经》特别谈到“神造人“,所以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有鲜明的意见。如果没有特别学习进化论,他们自然会按《圣经》的字面理解。依据类似的客观眼光回望中国,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根本不在意“人是进化而来的“还是”神造人”,就更谈不上相信哪一方了。在自以为相信进化论的中国人里,绝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只听说过进化论,从来不知道还有其他选项。这样没有选择的”相信“,意义不大,并不代表对科学的信心更坚定。
图11:“进化论“的两个创始人,达尔文和华莱士,在对神的信仰的感召下,无畏地探索自然。即使明知自己的发现可能冲击自己原有的信仰,也在所不惜,因为《圣经》说“神是爱”,“爱...只喜欢真理”。这就是基督徒无畏地探索科学的信仰源泉。
基督教“神造人“的观念,强烈地推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那时,西欧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突飞猛进,但最明显的是艺术的复苏与进步。人们重新发现了古希腊和罗*****真的人体艺术,并立刻产生共鸣。因为基督徒觉得,人的身体与灵魂都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圣,值得被认真努力描绘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经常充满热诚地赞美人与人体。他们作品的主题经常就是人,并且形象逼真、裸露、毫不遮遮掩掩。类似地,出于对真实的追求,意大利艺术家马萨乔发现了绘画透视学,并迅速被同时代的人接受,大量体现在当时的艺术作品中,也推动了建筑工程设计的发展。
《圣经》说,人与各种生物都是神造的,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进步。为了研究人与动物,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人,大量解刨、研究真实的人体与动物体。荷兰医生维萨里收集死尸,解刨后研究人体皮下的骨骼和肌肉形态。他的成果,既让当时艺术作品中的人体更加逼真,也开创了现代解刨医学。达芬奇解刨动物,研究神经系统。他也解刨人,绘制胎儿在子宫里的真实状态。总之,关注人与动物真实的身体,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多个学科,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全面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里,文化人就缺乏这种对真实或人体的热忱。在艺术里,中国人追求“传神”或“意境”。“传神”与“意境”本身都是好的,但中国艺术,一直没有发展出物体透视关系、人体真实比例等能力,当然也是严重不足。 同样,全面而真实的解刨学,也从来没有在中医里发展起来,思古追远,中国与欧洲这些区别,在于欧洲人在基督教信仰的推动下,严肃到“出格”地研究人、追求真实。
图12:《创造亚当》,米开朗基罗,1512,裸露、求真的人体是画面的主要内容。艺术要表达的就是,崇敬地看待“人来自神”、看待“人”。
图13:《蕉阴结夏图》,仇英(约1494年-1552年),明代著名画家。画面里的人体或自然景观,都不着重真实。
图14:安德雷亚斯·维萨里 (1514-1564)解剖学家、医生,他编写的《人体的构造》第194页。
图15:达芬奇(1452-1519)绘制的胎儿在子宫里的状态,细致逼真。
图16:《存真图》,中医解刨学的高峰,绘制于北宋,大约在12世纪初。长期被后代著作引用,包括出版于1601年的著名明朝针灸学著作,杨继州的《针灸大成》。
对基督教和西方历史了解的越多,我就越觉得,现代科学在西欧诞生和大发展,是非常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完全不是侥幸。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被健全的基督教文化主导,只要没有战争或瘟疫等大的困扰,就一定会产生科学。因为基督教教导人们崇尚原则,追求真相与真理,并无止境地深入思考。现代科学精神与实践,实质就是基督教精神与实践,在自然世界里的具体体现,只此而已,并无特别。
罗马帝国时代,皇权是社会主导,基督教还较弱小,不能主导社会。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变得至贫至弱,又经历了近千年的战乱和流行病肆虐,使得文明没有基本的发展条件。中世纪后期,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从来没有直接掌握政治或军事权力、也没有觊觎过这些权力的基督教,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当时的西欧百废待兴,却让基督教获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完全按自己的思想意图,在一张文明的白纸上画出新图画。以此为起点,在基督教精神的带领下,西欧爆炸式发展,把人类文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见证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工业革命、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等等。以追求自然界真理为己任的现代科学,就是这场大发展的一部分。
《圣经》写到,“神是爱”,《圣经》又写到,“爱...只喜欢真理”。耶稣和他的门徒们,早在两千年前就深刻地懂得,基督教的神兼容真理,可以和真理“欢愉地”共存[1]。中世纪的罗马教廷继承了这套思想,所以在面对被重新发现的古典知识体系时,明知它将在很多具体事务上挑战教廷原来的观点,还是非常自信地决定全面拥抱它所带来的理性主义,从此奠定了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根本合作关系。本质上讲,那时的教廷维护了神的精神,主动让出对物质世界的解释权。而后来历代教廷和西欧教会,都坚持了这种原则性安排。于是,西欧的科学家们可以毫无顾忌的按科学的内在要求探索真理。《天主教教理》是教廷出版的权威教义文本。它这样描述信仰与科学的关系,“在信仰与理性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给与我们理智和信仰的是同一个神,…神不会否认神,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每项科学研究,如果真的遵循科学方法和伦理,就不会与信仰有矛盾”[2]。
形象地讲,现代科学是基督教的孩子。基督教孕育、抚养、教导了现代科学。科学的灵魂是一方面严格地要求与事实相符,另一方面永无穷尽地探求事实背后的规律、以及规律背后更深刻的规律。科学从基督教继承了这样的灵魂。类似地,科学也从基督教继承了其他关键要素,比如对自然世界与人的重视、机构组织原则等。在现代科学的萌芽期,基督教为它培养了几乎所有重要人才,从哥白尼到牛顿。基督教也为现代科学提供了最初的研究题目,比如天体如何运转、人类怎样起源等。最开始时,现代科学少有实际的应用,比如伽利略研究“日心说”、达尔文与华莱士探求“人类起源”等,除了回答《圣经》引发的问题,没有其他用处。是基督教会长期、稳定地在财务和物资上支持了这些科学家们的工作。教会还多次为科学研究做质量把关,比如对“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仲裁。基督教如父亲一般的照管,使得处于幼儿期的现代科学,在健康的轨道上迅速成长。
就像所有的父子关系,基督教与科学之间的矛盾也不可避免,尤其在科学快速成长、即将从基督教中独立出来的时期,比如大家熟知的伽利略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各持己见。生活中,一个不知深浅的外人,看到了父子之间的争执和矛盾,可能误以为他们仇恨彼此,而忽略了父子间血浓于水的强大纽带。同理,我们在中国受教育的知识分子,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科学,但被刻意屏蔽了有关基督教的关键知识。大家只听说过几百年来一些西方人对宗教的片面和极端的抱怨,比如马克思对基督教的抨击,而很少有人看清基督教对科学的呵护与培养,所以很多人误以为科学和基督教在历史上水火不容,那是大错特错了。科学与基督教原本就是一家人。现在科学成熟了、独立了,但它们依然相互尊重和需要。绝大部分西方科学家是基督徒。未来科学的健康发展,也离不开基督信仰。比如西方科学家们也面临政治压力或财富诱惑。为了保证科学精神得到贯彻,科学不被压力和诱惑引向歧途,科学界的决策人,内心需要坚信科学精神。科学家和任何人一样,他们的这种对原则的坚信,源头就是神。
反观中国,有些社会经验的人都懂,“不要想太多”、“不要较真”,因为这样做,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做的人会倒霉。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奥妙,虽然看似复杂,其实大家都很懂,可能很多人比我懂得更深刻和具体,所以我这里就不详述了。要指出的是,中国整个国家层面的情况也类似,就是不容任何人深入思考,真话和真实没有地位。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大一统“格局的顶层设计者们,头脑非常清晰和聪明,早就预测了这样的制度结果。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战乱不断。孔子和他的追随者,厌恶眼前的乱世,急于探求出路,于是设计出了这套儒家社会蓝图。这个蓝图的最高社会目标就是“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手段包括要求天下人忠于一人一姓。儒家大师们那时就懂,这个制度禁不起人民相互深入交流、结党,或大胆思考。因为如果天下人如此做的话,对一人一姓的 “忠”就不会长久,社会也就没有“治”,这个系统就要崩溃了。之后的历朝历代,对此心领神会,从来没有允许人们自由思考或自由交流,当然也没有像基督徒那样,让出对自然的解释权。而没有了思想探索的自由,没有了相互交流的自由,怎么可能有现代科学?看清了中国文化的总体设计,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诞生在中国了。
二零一八年九月于美国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