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人物：张蔷
巅峰时期：1985年－1987年
时代特色：几乎一月出一盘新磁带，单盘销量动辄二三百万，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空前绝后。
自述人物：张蔷
一盘磁带销到300万以上
我正式登上唱坛，是在1984年，那时我也就15岁。我参加了第一届北京歌手大奖赛，在海淀影剧院。我找了个朋友，他弹吉他我唱——这形式在当年算是新潮了，当时反响就不错。
在歌手这个圈子里，一个人是什么类型、什么时代出道，都是很清楚的。就通俗歌手而言，我应算是第二代，80年代中期才出来。苏小明、朱明瑛、成方圆、程琳是第一代，80年代初期就成名了。但他们的歌曲、音乐中还有很多民族唱法的成分，真正接近所谓的“流行歌曲”，是从我们这代才开始。当时与我前后成名的，还有张行等人，我的年纪最小，还是个高一的学生。
那时演出市场特别不成熟，没有什么晚会演出，而且一演出就去小地方；电视也不发达，没有电视台找过我做节目，当然更没有MTV。所以当时玩音乐玩得比较高级的都是在音乐棚里，“棚虫子”。我就算“棚虫子”。
当时看一个歌手影响大小，就看谁的带子多、销量大。张行唱得很火，影响很大，但带子出得也不如我多。那会儿就数我带子灌得多，在中国流行歌坛，也算是空前绝后了。
1985年底“云南音像”给我出了第一盘，他们的老板听了很满意，问我能不能和他们签3个月，不给别人唱。
从1985年底开始到我1987年出国，也就两年的时间，我自己就出了十几盘带子。算上跟别人组合的，足有20多盘了。
这十几盘带子里，第二盘、第五盘特别成功，我自己也比较满意，都发行了二三百万。要感谢的是，那个年代还没有盗版带。
那会儿如果只销到50万、100万就算少的了，很惭愧呀。有时音像社的人对我说：“你这盘带子销得不好呀，才50万，怎么也得100万。”那会儿就疯狂到这个程度。
当时钱都是一次给清，三五千元，已是很高的报酬了。当时歌手都跟我比，“张蔷拿了多少？”
第一盘我拿了1400元。后来唱得不错，就涨到4000元了。
火到这程度，但歌迷们只是买我的带子，并不像现在这么追星。有一次跟妈妈逛商店，听见正在放我的歌，我妈让我赶快用纱巾蒙着头别让人认出来。真让人认出来也就一次，大街上给人家签了几个名就跑了。那时电视不发达，歌迷并不熟悉你的脸。
当然有不少人反对我这种唱法，说我唱得不伦不类。换了那些年纪大些的歌手，压力可能就很大了，但我正好岁数太小，根本不拿这些话当事。
编曲、填词、演唱、做发型全靠自己
那会儿中国哪有现成的搞流行音乐的人？作词、作曲、制作、宣传，都没有。磁带封面要“大头的”，说是“大头的”抢眼。而我那些“大头的”发型，全是我自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也没有人专门管这个。
当时大家都是翻唱、学唱国外的歌，我的带子出得多、卖得好，他们普遍反映我比较会选歌，对旋律比较有鉴赏力，一首歌经我一唱，人家听得入耳也能唱得上口。不过按当时的做法，一般每盘带子都是好歌在前头，一盘带子从头到尾都好的太少了。
不少歌带是我家的亲戚从国外带回来的，日本的、欧美的、港台的。英语歌我就注上拼音，日语歌我也听个大概注上读音——虽然我不会说日语，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会“写”，有时找个翻译译出大意。我必须要先用日语唱出来，虽然不知意思，但我要跟着原语找感觉。
一个人能“红”都是有原因的，也有历史方面的因素。
那个年代没什么娱乐，我的唱法也确实沾了“流行”的光，没有人这么唱，于是就流行开了。现在不新鲜了，大家都这么唱。
不过我自己的演唱还是有特点的，与众不同。即使现在，我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化，但我还是喜欢节奏感强的歌，跟15年前没区别。一个人有特点，别人就不容易替代你。
当然我的成功也有我家里的原因。机会是我妈妈给我创造的。她是电影乐团的，有不少同学在不同的乐团。妈妈带着我，唱给这个听听，再唱给那个听听，慢慢就有人知道了，“噢，谁谁的孩子能唱歌，唱得挺好听”。这样有人来找歌手，比如“云南音像”，就有人对我妈妈说，“哎，你女儿去试试。”这样机会就来了。
我相信当时也有一些人就被埋没了。肯定有人比我唱得好，在某一个角落里，但是没有出来。所以我觉得对歌手来说，机会太重要了。天时、地利、人和，少一样都不行。我当时就轻而易举地出来了，也没觉得费多大周折。
那时我还是初中生，回到家一边写作业，一边听歌，家里有好几十盘，有国外的，也有头一拨儿通俗歌手的。当时我最喜欢朱明瑛，电视里她一唱，我就不许家里人说话，拿着“板砖”就录。
就这么凭兴趣听着、唱着，然后就出来了。高一时，有一天我们班同学去听演唱会，看到节目单上有张蔷，就说是不是我们班的张蔷。我一上台，还真是。第二天，他们又来了，举着标语。
虽然年纪小，但在时代变化的时候，往往能学习得更快，也就走在了前头。当时也有很有名的、有年纪的作曲家——我就不说是谁了，找到我让我唱他的东西，说是一唱肯定能火。但他们也是刚开始试着写流行歌曲，对国外流行歌曲可能还不如我熟悉。写出那曲真不行，实在没法唱。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也就从不觉得累。有一次我妈带我去乐团，她们给李谷一伴奏，我坐在一旁听，一声不敢吭。但我在心里想，我也想唱，也想让别人给我伴奏。后来这个愿望算是很快就实现了。
粗制滥造逼我出国
我当然也努力，很辛苦——毕竟还是个16岁的孩子，但也没苦到要和人诉苦的程度。只是到后来有点儿厌烦了。
因为到了后期，我翻唱的东西总是不如人家原唱的好。我虽然年纪不大，但还是挺有主意的，也可以说是自己的追求。但那些带子太粗制滥造了。有的音像社为了省棚费，不给我好好弄。
那会儿我们家到夜里12点都坐着人谈事，没法轰走。最糙的一盘是晚上9点进棚，早上7点出棚，一盘就录完了。哪有这样录的？效果能好吗？
所以最后我出国，这也是主要原因。实在是烦了、累了。有什么意思呢？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东西。录出来的应是我很喜欢的东西，但如果我自己都不认可了，让别人怎么认可？还不如上学呢。
1987年我就去了澳大利亚，但1988年就回来了。
这些年差不多每年出一盘专辑，每盘也就销一二十万，也不宣传，有一点赚就行。
我现在对音乐的理解、把握当然要远远强于当初，但也比那时多了小心、顾忌，不可能像以前那么自由自在了。那时，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