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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的寂寞往往被我们所忽视。我侄女儿的小学要给解放军写慰问信，没人会写毛笔字，于是自告奋勇带回来，让祖父给她写。差不多相同的日子里，父亲想要什么内部资料，想要那些一时不易得手的马列著作，只要告诉祖父，祖父便会一笔不苟地抄了邮来。有一段时候，问祖父讨字留作纪念的人，渐渐多起来，闲着也是闲着，祖父就挨个地写，唐人的诗，宋人的词，毛主席的教导，一张张地写了，寄出去，直到写烦了，人也太老了，写不动为止。
我记得常常陪祖父去四站路以外的王伯祥老人处。这是一位比祖父年龄更大的老人，他们从小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相濡以沫，风风雨雨，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友谊。难能可贵的，是祖父坚持每星期都坐着公共汽车去看望老朋友。祖父订了一份大字《参考》，大概因为级别才订到的，王伯祥老人虽然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级研究员，他似乎没有资格订阅，于是祖父便把自己订的报，带去给他看。每次见面大约两个多小时，一方是郑重其事地还报纸，另一方毕恭毕敬地将新的报纸递过去，然后就喝茶聊天，无主题变奏。 说什么从来不重要，话不投机，酒逢知己，关键是看这一点。有时候，聊天也是一种寂寞，老人害怕寂寞，同时也最能享受寂寞。明白的老人永远是智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这些老人的寂寞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我从老派人的聊天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老派的人所看中的那些旧式情感，今天已经不复存在。时过境迁，生活的节奏突然变快了。寂寞成了奢侈品，热闹反而让我们感到恐惧。 老人最害怕告别，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祖父晚年时，每次和他分手，心里都特别难受。于是大家就不说话，在房间里耗着，他坐在写字桌前写日记，我站在一边，有报纸，随手捞起一张，胡乱看下去。那时候要说话，也是一些和分别无关的话题，想到哪里是哪里，海阔天空。祖父平时很喜欢和我对话，他常常表扬我，说我小小年纪，知道的事却不少，说我的水平似乎超过了同龄人。我记得他总是鼓励我多说话，说讲什么并不重要，人有趣了，说什么话，都会有趣。早在还是一个无知的中学生时，我就是一个善于和老人对话的人。我并不知道祖父喜欢听什么，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曾经真的是觉得自己知道的事多，肚子里学问大，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源于老人的寂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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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绑票杀人案其实早在八年前就发生了，侦查了很久没有结果，基本上已成了一个旧年悬案，搁置在那里。去年，一位名叫吴忠义的刑侦专家随手翻阅旧案卷，偶然地发现案卷中保留着一张绑匪写的纸条。他先匆匆瞟一眼，突然若有所思。很快，他决定重新侦查此案，而侦查的范围，划定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
究竟是一张什么样的纸条给了刑侦专家一个重新判断的机会？ 那张纸条上其实只写了十九个字，六个标点符号。其文曰： 过桥，顺墙根，向右，见一亭，亭边一倒凳，其下有信。 写这张纸条的罪犯是在向受害者的家属指点藏信的所在，他竭力想把句子缩到最短，减少信号量，但他忘了，文字越简缩越能显现一个人的文化功底。 请看这十九个字，罪犯为了把藏信的地点说清楚，不用东西南北、几步几米的一般定位法，而是用动词来一路指引，这在修辞上显然是极聪明的选择。四个指引词，“过、顺、向、见”，准确而不重复，简直难于删改。特别是那个“见”字，用在此处，连一般精通文字的写作人也不容易办到。多数会写成“有”，但只有用“见”，才能保持住被指引者的主观视角。更有趣的是，这个句子读起来既有节奏又有音韵，在两个“二三”结构的重复后接一个“五四”结构，每个结构末尾都押韵，十分顺口。罪犯当然不会在这里故意卖弄文采，只能是长期读古文、写旧体诗的习惯的自然流露。如果他自己发觉了这种流露，一定会掩盖的，但他没有发觉，可见实在成了一种表述本能。时至今日，能有这般表述本能的人已经不多，因此侦查的范围可缩得很小。 那地方有一所大学。很快破案，罪犯是一个大学教师。 谁揭发了他？文化。 高智商犯罪，早已屡见不鲜，监狱里关着大量聪明人，这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但对这个人，我们仍会沉思片刻。原因是他与“文化”这个概念牵扯得不明不白，使我们对“文化”也疑惑起来。 他的文化水平高吗？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文化人吗？答案先是肯定的，后是犹豫的。犹豫的理由，是觉得“文化人”这个称呼似乎还应该有一些品德上的限定。但也只是“似乎”而已，实际上限定不到哪里去，因为既然已经承认他文化水平高，那么“文化”这个概念本身，显然没有这方面的限定。 这就是说，文化未必有太大的排恶功能。没有排恶功能的事情多得很，但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太宏大了，形象一大以为它什么都行，于是产生误会。一个人能写一笔漂亮的毛笔宇，连不认识他的人也会猜测他通体文雅；一个孩子捧着一本书在读，做家长的便笑逐颜开；一个求职者取出一份学历证明，单位领导就频频点头；更奇怪的是，一个商人有点文化，就被称之为“儒商”，即便他极尽诈骗之能事也丢不掉这个招牌，相反，一个文化不高的商人哪怕再讲信用，人们仍然会从文化上轻视他。于是他们只能让自己的孩子去读贵族学校之类，只为一洗文化上的耻辱，至于品德人格，则就不管了。这一切已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和心理习惯，诱使更多的人不问青红皂白地去靠贴文化。在未必有排恶功能的地方出现如此拥挤的局面，非出事不可。 我不止一次听人们这样说：“那些年轻人做坏事，是因为缺少文化。”但是，文化在哪一点上，可以防止人们做坏事？有人解释道，文化可以使人读很多书，知道世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足以效仿。那么事实早已反驳，天下最毒辣的阴谋、最凶险的恶念，也是通过文字来传达的，而传达的文宇，很可能是典雅的文言文。 例如我们正在说的这个沦为绑匪的大学教师，他那堪称精雅的文词功能，与他的犯罪是否有根本的冲突？没有。至多与善良人的想象稍稍有一点不协调罢了。他完全可以吟咏着“无毒不丈夫”的句子，翻阅着一本本厚厚的权谋生存典籍，然后用流利的笔触写下心得，一有机会便小试身手。 我觉得在文化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历来有一种一厢情愿的天真。不知被文字坑害了多少年，一见白纸黑字还是付给太多的信任。舞文弄墨的狡诈文人也见过不少，但一听到有人在炫示文史知识还是笑脸相迎。于是，越是见不得人的东西越往文化里钻，文化成了一个宽阔的掩体，一个洗手的金盆。连天下最残酷的社会动乱，也称之为“文化革命”，连明目张胆的诬陷和谋害，也名之曰“文化论争”。这种现象也许可以回答人们百思不解的难题：我们拥有那么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为什么在一系列文明的常识上却需要从头启蒙？ 我知道我已经把事情说得太大，再说下去这篇短文就难以结束了。回到绑匪的纸条，我只能说，文化揭发了他，他也揭发了文化。他揭发了文化什么呢？那就是：“文化”一词涉义太泛，极易藏垢纳污。我们现在至少应该让很多教师和家长明白，文化知识不等于文化素质，文化技能更不等于文化人格。离开了关爱人类的人格基座，文化人便是无可无不可的一群，哪怕他们浑身书卷气，满头博士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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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母亲寄来的东西，要开“中国饭店”实在是不够，好在荷西没有去过台湾，他看看我这个“大厨”神气活现，对我也生起信心来了。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开饭啊，要饿死啦！”白白被他爱了那么多年，回来只知道叫开饭，对太太却是正眼也不瞧一下，我这“黄脸婆”倒是做得放心。话说第一道菜是粉丝煮鸡汤，他喝了一口问我：“咦，什么东西？中国细面吗？”“你岳母万里迢迢替你寄细面来？不是的。”“是什么嘛？再给我一点，很好吃。”我用筷子挑起一根粉丝：“这个啊，叫做‘雨’。”“雨？”他一呆。我说过，我是婚姻自由自在化，说话自然心血来潮随我高兴，“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札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的看看我，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我不置可否。“你还要不要？”回答我：“吹牛大王，我还要。”以后他常吃“春雨”，到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有时想想荷西很笨，所以心里有点悲伤。第二次吃粉丝是做“蚂蚁上树”，将粉丝在平底锅内一炸，再洒上绞碎的肉和汁。荷西下班回来一向是饿的，咬了一大口粉丝，“什么东西？好像是白色的毛线，又好像是塑胶的？”“都不是，是你钓鱼的那种尼龙线，中国人加工变成白白软软的了。”我回答他。他又吃了一口，莞尔一笑，口里说道：“怪名堂真多，如果我们真开饭店，这个菜可卖个好价钱，乖乖！”那天他吃了好多尼龙加工白线。第三次吃粉丝，是夹在东北人的“合子饼”内与菠菜和肉绞得很碎当饼馅。他说：“这个小饼里面你放了沙鱼的翅膀对不对？我听说这种东西很贵，难怪你只放了一点点。”我笑得躺在地上。“以后这只很贵的鱼翅膀，请妈妈不要买了，我要去信谢谢妈妈。”我大乐，回答他：“快去写，我来译信，哈哈！”
有一天他快下班了，我趁他忘了看猪肉干，赶快将藏好的猪肉干用剪刀剪成小小的方块，放在瓶子里，然后藏在毯子里面。恰好那天他鼻子不通，睡觉时要用毛毯，我一时里忘了我的宝贝，自在一旁看那第一千遍《水浒传》。他躺在床上，手里拿个瓶子，左看右看，我一抬头，哗，不得了，“所罗门王宝藏”被他发现了，赶快去抢，口里叫着：“这不是你吃的，是药，是中药。”我鼻子不通，正好吃中药。”他早塞了一大把放在口中，我气极了，又不能叫他吐出来，只好不响了。“怪甜的，是什么？”我没好气的回答他：“喉片，给咳嗽的人顺喉头的。”“肉做的喉片？我是白痴？”第二天醒来，发觉他偷了大半瓶去送同事们吃，从那天起，只要是他同事，看见我都假装咳嗽，想再骗猪肉干吃，包括回教徒在内。（我没再给回教朋友吃，那是不道德的。） 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实在没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饭卷，就是日本人的“寿司”，用紫菜包饭，里面放些唯他肉松。荷西这一下拒吃了。“什么，你居然给我吃印蓝纸，复写纸？”我慢慢问他，“你真不吃？”“不吃，不吃。”好，我大乐，吃了一大堆饭卷。“张开口来我看？”他命令我。“你看，没有蓝色，我是用反面复写纸卷的，不会染到口里去。”反正平日说的是唬人的话，所以常常胡说八道。“你是吹牛大王，虚虚实实，我真恨你，从实招来，是什么嘛？”“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我对我的先生相当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个饭卷。他生气了，用筷子一夹夹了一个，面部大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是了，是海苔。”我跳起来，大叫：“对了，对了，真聪明！”又要跳，头上吃了他一记老大爆栗。 中国东西快吃完了，我的“中国饭店”也舍不得出菜了，西菜又开始上桌。荷西下班来，看见我居然在做牛排，很意外，又高兴，大叫：“要半生的。马铃薯也炸了吗？”连给他吃了三天牛排，他却好似没有胃口，切一块就不吃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要不要去睡一下再起来吃？”“黄脸婆”有时也温柔。“不是生病，是吃得不好。”我一听唬一下跳起来。“吃得不好？吃得不好？你知道牛排多少钱一斤？”“不是的，太太，想吃‘雨’，还是岳母寄来的菜好。”“好啦，中国饭店一星期开张两次，如何？你要多久下一次‘雨’？” 有一天荷西回来对我说：“了不得，今天大老板叫我去。”“加你薪水？”我眼睛一亮。“不是——”我一把抓住他，指甲掐到他肉里去。“不是？完了，你给开除了？天啊，我们——”“别抓我嘛，神经兮兮的，你听我讲，大老板说，我们公司谁都被请过到我家吃饭，就是他们夫妇不请，他在等你请他吃中国菜——”“大老板要我做菜？不干不干，不请他，请同事工友我都乐意，请上司吃饭未免太没骨气，我这个人啊，还谈些气节，你知道，我——”我正要大大宣扬中国人的所谓骨气，又讲不明白，再一接触到荷西的面部表情，这个骨气只好梗在喉咙里啦！ 第二日他问我，“喂，我们有没有笋？”家里筷子那么多，不都是笋吗？”他白了我一眼。“大老板说要吃笋片炒冬菇。”乖乖，真是见过世面的老板，不要小看外国人。“好，明天晚上请他们夫妇来吃饭，没问题，笋会长出来的。”荷西含情脉脉的望了我一眼，婚后他第一次如情人一样的望着我，使我受宠若惊，不巧那天辫子飞散，状如女鬼。 第二天晚上，我先做好三道菜，用文火热着，布置了有蜡炬的桌子，桌上铺了白色的桌布，又加了一块红的铺成斜角，十分美丽。这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不但菜是色香味俱全，我这个太太也打扮得十分干净，居然还穿了长裙子。饭后老板夫妇上车时特别对我说：“如果公共关系室将来有缺，希望你也来参加工作，做公司的一份子。”我眼睛一亮。这全是“笋片炒冬菇”的功劳。 送走老板，夜已深了，我赶快脱下长裙，换上牛仔裤，头发用橡皮筋一绑，大力洗碗洗盆，重做灰姑娘状使我身心自由。荷西十分满意，在我背后问，“喂，这个‘笋片炒冬菇’真好吃，你哪里弄来的笋？”我一面洗碗，一面问他：“什么笋？”今天晚上做的笋片啊！”我哈哈大笑：“哦，你是说小黄瓜炒冬菇吗？”“什么，你，你，你骗了我不算，还敢去骗老板——？”“我没有骗他，这是他一生吃得最好的一次‘嫩笋片炒冬菇’，是他自己说的。” 荷西将我一把抱起来，肥皂水洒了他一头一胡子，口里大叫：“万岁，万岁，你是那只猴子，那只七十二变的，叫什么，什么……。”我拍了一下他的头，“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次不要忘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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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最可贵的，不是绅士风度，而是理性精神。尽管上海人很看重他们的绅士风度，但这种风度多少有点来历不明。即便不是假冒伪劣，至少也是速成的，因此有点飘忽，远不如他们的理性精神来得实在。
理性精神在上海也是无所不在的。就拿乘坐公共汽车来说。北京的做法是一哄而上，然后由售票员在车上大声嚷嚷：“哪位乘客给这位大爷让个座儿！同志们，一个人做点儿好事并不难，只要站起来就行 ”有没有用全靠自觉。上海的做法则是在起点站设“坐队”和“站队”，请退休工人当纠察队员，谁坐谁站，全凭先来后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个别需要重点照顾的残疾人老年人则安排到“坐队”的前面。显然，北京的做法靠道德，上海的做法靠科学。前者基于人情礼数，后者基于理性精神。 又比方说，自行车带人，这本来是违反交通规则的。可如果上下班时不让带孩子，则孩子和自己都得迟到，因此又不能不通融通融。北京的做法是睁只眼闭只眼，成都的做法则是钻政策的空子。交通规则只规定“不许带人”，没说“不许背人”是不是？那我们就背着。成都人本来就有背孩子的习惯，现在则让孩子站在自行车后座上，再拿根带子绑在自己身上。你说是带人，我说是背。上海的做法显然明智得多：干脆规定在某些时候某些路段可以带学龄前儿童。这就既保证了交通安全，又解决了实际问题，无疑是理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