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时年纪小 感同身受2004-09-24 15:31:30

电影院门口挂上了《尼罗河惨案》的宣传画，我看见同学的爸爸把颜料涂到巨大的画布上，画布由木架撑起。没想到画好以后胖侦探会那么可怕，他阴冷的眼睛一直狠狠盯着我从电影院前走过，我永远那么紧张，兜里揣着叠成三角形的香烟壳，旁边走着我的妹妹，她的手腕上套着一条珠链，珠子来自河边一种莽草的果实，表皮坚硬光滑。我们还能从河边采到一种气味浓郁的白色花簇，它们的汁液可以煮出黄色芳香的糯米饭，还有艾叶的嫩芽，用于艾粑的制作，蕨类植物多汁肥厚的芽卷儿也是我们寻觅的对象——那一年，我学会了唱流行歌曲。

院子里仅有的几部黑白电视机前挤满了人群，电视上播放的是张明敏，最早的音乐电视吧，他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多么斯文，他一边走，一边唱，他在湖边唱，我们惊奇地发现，岸上竟然也密密匝匝尽是观望的人头，比电视外的多了一千一万倍。

很快院子里仅有的几部电唱机传出了张明敏的歌声，我学会哼哼“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但我一直以为下一句就是“魔鬼的老牛是我同伴”，现在我觉得小孩不是天使，而是魔鬼，6岁时我们对于魔鬼就远比对于天使更为熟悉。当然大哥哥大姐姐们要比我能唱，他们有神秘的手抄歌本，塑料封面，间以风景彩页，就算表现园林春色，也蒙着一层阴暗的黄光，似乎总在晨昏两极拍摄，还是从一开始那些画面就准备好了陈旧？

唱机表现的是主人的口味，一对年轻夫妇钟情民歌，我在那里学会那些歌儿：“太阳出来罗喂，喜洋洋咧！”“嘿，妹娃要过河，还不是我来推你呀！”外国的也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国王的跳蚤》，我模仿国王大笑的声音，耸动肩膀，抚摩想象中的翘胡子。

在那里我最喜欢播放一张合唱，A面是《阳关三叠》，B面是《黄河大合唱》，8岁时我跟着唱片唱“清和节当春……”歌词里有我不能理解的美，近似神话。对窗远远一丛竹子，烟一般朦胧，歌声就象无数竹叶，连成了海，延伸到了天边，随风起伏。有一天我在桌子上发现一副眼镜，是叔叔的，我拾起来戴上，突然，对面的竹叶不再是一蓬蓬青烟，而是一张一张尖尖的纤毫必现，叶子间隙有着清晰的黑色线条，象木刻一样。到了11岁，我被确认近视，也戴上了150度的眼镜。

那时楼下有一家电器修理店，主要修理收音机录音机什么的，天天播放香港的一出广播剧，剧中女主角为刘百娣，我们熟记当中的台词，奄尖的婆婆要求她未来的儿媳妇拥有关之琳的美貌，近二十年以后，关之琳还象虚构人物那样美丽，可是我们已经老了。

邻居姓梁，两个女儿比我大，我得叫她们姐姐，她们总是知道有关流行的小把戏，成了我和妹妹仰慕的对象，我们包围她们就象包围一眼泉水；一个儿子和我同龄，我们为了得到长辈，包括他的姐姐的眷顾而彼此竞争。

他们的电唱机长年播放徐小凤，因为老幼咸宜。大人尤其喜欢我们高歌“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卖馄饨呀卖呀卖馄饨，卖——馄饨。”“嘿嘿，老板，来盘泡菜！嘿嘿，老板，来盘泡菜！”更别说“小嘛小二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他们以为我们天真无邪，简单快乐，至少他们希望如此。可是他们不知道，初中开始，我的世界已从外星，北极突然降至世俗，琼瑶，三毛，香港世界，这些书籍可自梁家大姐姐那里找到。我的录音机也一样播放梅艳芳，张国荣，谭咏麟。

除了翻录时髦磁带，我们也去广播局买唱片，国产的唱片，红色绿色透明的薄薄一层，有合法的港星原音，也有内地的翻唱，惟妙惟肖的模仿。我们买到英文歌，《单程车票》，《伤感电影》，《老橡树上的黄丝带》，只有我和梁家大姑喜欢听，那时觉得英文歌里有一种波动，可以改变周围环境，创造出神秘刺激的幻象。

梁家搬走以后，我还天天去他们家玩儿。有一天我发现，大人们都以为我恋上了梁家大姑娘。出门时爸爸问我：“去哪？”我装作没听见。身后传来妈妈的咕哝：“他才不想告诉你呢，他这是去找梁家大姑娘。”在梁家，他们的邻居向我打招呼：“啊哈，阿泽又来会我们大姑娘了！”大家都认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的自尊应该小心呵护，我猜他们商量过如何不露痕迹的点醒我。我和大姑娘一起看电视剧《昨夜星辰》，她对我说：“我喜欢主角那种类型的男人，成熟，粗犷。”她看了我一眼。后来她又向我重复电视上的台词：“我觉得里面说的真对，喝茶的跟喝茶的，和咖啡的跟喝咖啡的。你说呢。”她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次，我与她有片刻的对视，她的神色和我一样迷惑，谨慎，一种试探的姿态。但她不知道我的慌乱，我想，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掉落了一级台阶。

高中的学习是繁忙的，我协助朋友，趁他打饭时在广播室代他播放音乐，我惊喜地发现一张梁波罗的唱片，里面有我最感兴趣的一首歌，好象叫《前事》。我放下唱针，走出广播室，靠在栏杆上，透过开着黄色小小绒球的台湾相思的枝叶，看到操场上学生们穿梭于食堂和寝室之间，脚下一只历史悠久的喇叭发出空旷沙哑的声音，在我听来那歌声震耳欲聋，淹没了世间的一切，唱的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