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 , 总想着一件事件,一件良心上的欠债……
记得,1948年过了新年,龙灯还没有烧去,在一片噪杂的锣鼓声中,我告别了生我养我的农村,父亲将我送到城里一家茶叶店着学徒。
这家店开在东街上,靠近十字路口,口岸好,成日车水马龙,繁华异常。
当徒弟的 , 除了不帮老板娘洗裤杈外,什么活都要干,劈柴、担水、煮饭、擦窗、抹桌 。 另外 ,就是每天早晨扫街。
我最喜欢扫街了,这时 , 老板和师兄都没有起 床,空气清新,天又不怎样亮,我便可以唱一唱,跳一跳,或者翻个筋斗,打个磨盘腿,舒展舒展身体。 只有这个时候“天地”才是我的。”
每扫罢地,悬在电杆上的路灯就由黄变淡了,灯光渐次不见了。
接着,街市上有人走动,最先是“咚咚咚” 拉尿水的车子,再后是小贩断断续续的叫卖声: “称豆芽”,“捻唐场豆腐乳”,“辣菜,辣辣菜”……
这声调婉转,抑扬顿挫,颇像人们哼的山歌小调。在我们铺门当街处有一株杨槐树,两围粗,春绿秋黄,看 了它,就是不翻皇历也知现在是什么时令。
六月,杨槐枝繁叶茂,像撑开的一把伞,在 “伞” 的笼罩下,有不少鸟儿在那里跳来跳去,叽叽喳喳。它们给了我无穷欢乐,使我忘记了学徒生活的枯燥单调 和不快。我常在树下面撮着嘴巴逗弄,和它们一同享受大自然的自由。
不久我发现,每天在我扫地扫到一半的时候,“叮当叮当”,一辆油光水亮、车杠前端包有铜 皮的私包车,飞也似地擦身而过。车身晃映着人影,滚动的车轮扬起一股灰尘,雪亮的钢丝一闪一闪,好似一个旋转的电光圈。
拉车的是个彪形大汉,穿一身青府绸 衣裤,戴一顶宽边沿草帽,脚下一双麻板丝耳草鞋,在草鞋的鼻梁上还系一朵大红绒结。
坐车的是位长发少女,浑身一色白,只有发带是红色的,还有胸口那枚三角 校徽是蓝色的。她腰身纤细,肤色润泽,眉毛黑长黑长,轮廓分明的鼻梁下,嘴唇红得发湿,大眼睛明彻透亮,从不旁视,显示出大家闺秀特有的傲气。
不知是出于标榜豪华,或者是提醒过往行人注意安全,她总是把脚踏板上的铜铃踩得特别响:“ 当当! 当当当! ”。
铜铃震聩我的耳膜,打乱我平静的心,惹得我常常投去愤怒的一瞥:“哼! 洋个啥? 还不是靠你老子几个臭钱? 有本事自己挣,要我才不坐哩!” 有时,真恨不得上前揍她两笤帚,直打得她告饶方解心恨。
是嫉妒,还是“阶级仇恨”,我也说不清,有时深觉自己可笑:别人坐车踩铜铃,碍我什么?生活是一束五色的花,多姿多态,五彩缤纷,给你欢乐也给你忧伤,给 你幸福也给你灾难,给你享受也给你苦酒。
不久,端阳节后的早晨, 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是一个大地铺锦镶绣的好晴天,我打开店铺,和以往一样从井里挑来净水,放下扁担,拿出瓜瓢,满满地盛了瓢又清洌又明净的水 。
正准备向 街面泼去,忽然,槐树上飞来一只相思雀,羽金黄发亮,长长的嘴喙 , 闪着蓝茵茵的光。它叫得挺好听,声音脆得像女孩子的歌喉。
我看着相思雀忘了情,听得入迷,没有注意飞驰而来的私包车,反手当街一瓢水 扬了出去,哗。。。
“哎呀!” 一个尖溜溜 ,圆润润的叫喊声冲得我一怔:
糟糕! 满满的一瓢水 ,全泼了那位坐车少女的身上。
她惊愕地用手挥掸着,白白的衣衫上,湿漉漉一片,紧贴着她丰满的胸脯。
拉车大汉立即放下车杠,挥拳捋袖,横眉怒眼向我逼来,嘴里还不断恶狠狠地骂。
拳头,斗大的拳头,青筋暴绽,贯着风响,眨眼就要落在头上。我葸畏退缩,思谋着对付的办法。
蓦然,又是那个尖溜溜圆润润的声音:“唐师,干啥? 他又不是有意的,快走! 要上课了。”
主人的吆喝,使拉车大汉收回了拳头,不过他的余怒未息,咧嘴龇牙,嚷着说:
“下次再这样,老子捶断你的脊梁。”
“当当当! 当当当!” 私包车一阵旋风般上路了。
晨风,霞光,长发,黑亮亮的车身,渐渐地,渐渐地消失在远处,不见了,不见了……
从此,我不再讨厌和仇视那震耳欲聋的铜铃了,它变得亲切,像和煦轻柔的春风,又像清洌潺潺的泉水,甜人肺腑,沁人心田,给人以美感和享受,似乎老远老远地向我问候: “你好呀! 你好呀!”
同时,发现车里那位少女,既不显得矜骄,也不感觉她娇气了,每当私包车擦身而过时,她总是和善地对我微微一笑,那笑出自心田,出自真诚,好像无声地在说:
“你好,辛苦了!”
我呢,一直目送她,送得很远很 远,希望第二天再看见,如果第二天没有看见,心里便空 空的,像丢失了什么。
我们就这样保持着奇特的“友谊”,彼此心照不宣,把美,一种纯真的美,深深地埋 藏在人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斗转星移,红旗翻飞,三十年河东,三十河西,我们的地位发生了易位。
古老的城市“解放”了! 在“翻身”的锣鼓声中我走上了革命岗位,被分配在区团工委工作。一个受压者骤然伸直腰板,欢蹦的心可以想象。
我觉得自己长高大了,魁梧了,说话也顺理成章了,不论出现在哪里,都受到人们的尊重。 我穿一套四个兜的灰布制服,腰间插一支红绸裹的手枪,扬眉吐气,昂首阔步,神气极了!
很快我发现,在鹦鹉巷的一座黑漆公馆门前,那位昔日来去坐私包 车的她,突然衣著朴素,可怜地守着一个旧货地摊。
地摊是用门板搭的,两端放在条凳上,上面卖的全是些值钱的物品,诸如古色古香的瓷器和陶器,貂皮帽与羔羊 袍,以及玉器手饰等,这是意料中的事。
可我有点同情她,奔走的脚不自主地停下,在地摊前久久不忍离去。
我不是浏览物品,是什么我也说不出。也许我眼光太 热,竟然使她惶恐不安,连织毛衣的手也微微颤抖,几次错了针。
日久天长,我每天都要在她地摊前站个时辰,尔后默默地惬意离开,走不远又回头看,好象遗落了什么值钱的物品。
一天 ,地摊无人围观,她陡然仰起丰润洁白的脖子,嗔怒地盯我一眼,像是不满意的发问 :“你买什么嘛,天天都来看, 我又不是西洋镜。”
这不软不硬的眼神,弄得我进退维谷,哑口无言。
为了掩饰破绽,我故作镇静地笑了笑 。。。
她秀俊 的脸庞上荡起一丝笑容,红得发湿的嘴唇向上一翘,伸出晳白手臂,秀手一指 :“是琥珀手镯,还是翠玉耳环?”
我有点受不了,少年的心被激怒。
我溜了一遍,最后,把眼珠停留在地摊一隅的那串银灰色的项链上——
这项链是她常系之物,下面还吊有个小巧玲珑的银质鸡心,鸡心可以张合,有个活动按扭。 不知什么原因,她此时摘下放在那里。
我指着那项链说买 。
她惊得一怔,织毛衣的竹针险些掉在地上,大眼睛盯着我一动也不动,好象在说:“你这不是故意耍花招,有意刁难我吗?”
但她却不动声色,把黑黑的长眉毛一扬,用手抓上项链,猛地送到我面前。
我嗫嚅了,该怎么办呢? 此时的我,好似一个进入赛场的角斗士 。
买就买! “多少钱?”
“这……” 此刻,她却犹豫了 。
是呵,一个姑娘怎能把自己的心爱之物卖给人,这不等于出卖自己吗? 假戏快结束吧,让我从困境中解 脱出来 。
然而,她不“休战”,长发一甩,继续向我发难 :“五元!”
形势逼迫我不能再考虑,尽管当时五块银元是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必须如此:“买!”
当,当,当, 我从怀里取出五块银元,一枚一枚扔到地摊上。
她此时表情复杂,进退不得,我不敢怠慢,抓起项链飞也似地走了。
自此,我来去绕道,生怕碰上再惹出麻烦,可心里老想去她地摊前站一站,哪怕是一分钟也好! 她的地摊,神秘的地摊,有股摄人魂魄的力量总是拉扯着我。
大约一周后,我远远地从此巷经过,蓦然,她叫住了我:“喂——。”
无名无姓的称呼,使我停下脚步。
“我的项链呢?” 她走近说,声音很低很低,表情羞涩而不自然。
“我不是买了吗?”我有点懵懂,看着她不停钻地的脚尖。
“不卖了,还来,这是你的钱。”她腰肢一扭,显出姑娘特有的娇态。
我瞧着她手里那五枚发光的银元,似笑非笑地:
“哪有成交的 东西叫退? 退也可以,得用十元来取。”
她瞪我一眼,把散发往后甩了甩,抿嘴一笑:
“你比威尼斯商人还贪婪,才七天就打了个利滚利。”
说到这里,她明亮的眸子一转,声音甜得像糖:“我不是叫你退项链,是叫你退鸡心里的东西…”
“鸡心里有东西?”我心里一阵。
我根本不知道,因为我拿回家还从来没打开看过,一直珍藏在箱子里, 现在见她那失悔爱恋样儿,心里有股说不出的喜悦,忍不住问: “什么东西?”
“你呀,小官僚。” 她脸庞绯红,越发不好意思了:
“拿回家也不打开鸡心看一看,那里面有我的照片。”
我一听,顿觉自己胜利了,故意放声大笑:“我——就是买它。”
她生气了,憨嗔地把小嘴一翘道:“你真坏,快还我。”
我忙收敛起笑容,认真地道:“没在身边,我回家取去。”
欲转身,她又说话了:“不要去取了,你就留着吧,但有个条件,不能给第二个人看。”
我应着,心里荡起一股甜丝丝的涟漪,好象得到什么。
很快,我们开始了交往 。
她叫王宝宜,父亲是地主兼银行家,母亲是个师范学生,是名门闺秀。
记得一个春暮,我们相约去公园,公园在城中心,四周环着一条小河,在楠木林的不远处,有座假山,假山有座凉亭,遥对凉亭的是高巍巍的保路纪念碑,除此,还有许多花草。我们沿着小路,缓缓向前走,彼此没有说话,呼吸 的气流直冲对方脸庞。
我很高兴,行动说话都特注意,似乎一下成熟了许多。
她心跳得厉害,胸脯一起一伏,沿途攀折树叶,一点一点扯着。
到了小径的深处,一排杨树遮断行人的视线,这里好静,不知名儿的雀鸟在枝头上唱歌。
夕阳的余辉给大地罩上光环, 此时,我惊奇地发现,她太美丽了:一身合体的阴丹士林旗袍,外罩米黄色 开士米,白套袜,足蹬皮鞋,举止落落大方,说话文文静静。她的眼睛不但光泽明亮,而且饱含喜悦的光芒。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地说:
“我不是无产阶级,却热爱共产党,我最恨有钱人欺负穷人,当官的压迫老百姓。
一次,我爸爸解雇了一个正在生病的职员,那职 员找上门求情,爸爸不同意,推说银行业务不好。我在一旁劝说爸爸,业务再不好也能容下一个人。爸爸只好同意,事后向我说:天下穷人同情不完,我们做生意将 本求利,可不是好善乐施的慈善家。还说中国人吃饭是个大问题,孔夫子和孙中山都解决不了。”
我插言道:“ 共产党就能解决吃饭问题,你看毛主席写的《别了,司徒雷登》吗? ”
她不假思索地回道:“ 看了,还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我很拥护(共产党),可惜我不是无产阶级,纵然心向革命,革命未必要我……”
她的话有些走题,显得哀婉悲伤,我立即纠正:“革命是大海,需要每滴投奔的水珠,我们党从不采取关门主义,毛主席和周总理不也是出身剥削阶级……”
她浅浅一笑,把手里的碎叶扔到河沟里,然后轻轻拍了拍手:“ 但愿如此。”
梧桐叶落,雁去燕归,秋天来到了。
国家渡过了物价暴涨的难关,镇压了叛匪的暴乱,这时,我被派到市郊一个乡 ,担任土改工作组长,工作繁忙,一个心眼放在 追求进步上,顾不得再与她见面。
一天下午,我去区委递交入党申请书,刚一出乡公所大门,就见她站在一株泡桐树的后面,样子焦灼,眼神忧虑。
我心里有点紧张, 生怕别人看见,急忙向她递眼色,意思让她快到前面去。
五十年代初期纪律挺严格,稍不注意就有“乱搞关系”之嫌,因此,我和女同志接近触上,惟恐出漏子,影响政治生命。所以,我和她订有“默契”,非万不得已,不要来机关找我。
“宝宜,有什么事吗?” 我们快步进入城边一条没人行走的巷子后,我才大着胆子问。
她没有回答,把修长的眉毛皱了皱,无声地继续向前走。
巷子很静,少有店铺,多是住户人家。路面用方块石板铺砌的。石板经多年雨淋水冲,光滑得发亮,脚步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响声。走出巷子,前面便是城 墙,城墙边长了许多丝茅草,风一吹不停地摇曳。
我们站在一个大池塘的石栏杆前,望着浑浊的、长满浮萍的塘水。这口塘是前清开造的,传说里面有金鸭子,但谁 也没有看见。而今有不少红鲫鱼,在水塘里游去游来。
她神情抑郁,心事重重。我猜想着她不快的原因 。。。 哦,未必是夏湛的事?
她曾向我讲过,在她十岁的时候,爸 爸的银行面临倒闭危险,存户纷纷提款,一个姓夏的师长拿出军饷解了这个急。为感谢恩人,爸爸将她许给了师长的儿子夏湛。她高中还未毕业,夏师长就要给儿子 完婚,她坚决反对,借口说大学不毕业不结婚,爸爸为难,但拗不过她。一九四九年,夏师长又来信催,她还是不同意。
“宝宜,你说话呀!”我有些急了,心里惦记着去区上递交入党申请书。
她脸色阴沉,叹口气后才缓缓说:“ 我要走了 。。。 妈已经买好去重庆的汽车票。我想不 去,家里生活一天比一天困难。 该卖的东西全卖了。夏湛在重庆的百货公司当会计,来信要我去,不去,此地又没工作……”
这话太明白了,只要此地有工作她就不走,我虽然不是个什么负责干部,但介绍个工作倒也容易,可我怎敢贸然介绍呢? 她是地主成份呀! 今后审干必然牵出这个关系……我犹豫着,思考着对策 。。。
怕什么,她又不是反革命,介绍个工作有什么了不起? 但当我的手无意碰到了怀里的入党申请书,断然坚定了立场:政治生命高于一切啊! 我不能为一个女孩子断送前程呀?
“泽荣,你能不能暂时给我找个工作。” 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张口提了出来。
我不敢正面回答,故意转换话题,“重庆是个不错的地方,西南行署也在那里,能看到许多大干部……”
“你!”她喉头硬结了,眼眶骤然红润,一个亮晶晶的东西在闪动。
天空渐渐黑下来,街灯一盏盏地亮了,塘水变成了一块铅板,隐约现出 月亮和星星。晚风把她的长发吹得飘起,乍看似幅轻柔的纱巾。
我转开脸,狠着心肠,拔下口袋上的金星笔:“请带上,作为我们相识的纪念。”
她愣了,把牙一咬,抓过笔,向黑沉沉的街巷跑去。她的脚步零乱,沉重杂碎,跑得歪歪斜斜,像一个醉汉,又像受了惊吓的梦中人。一句话,她的心碎了,散了。
我长久地望着黑洞洞的街巷,心中有不可言状的悸痛和惆怅。
唉 ,她走了,走了,今后能重逢吗? 我又有些懊悔,觉得应该答应她的要求,在这困难中 帮帮人,何况这种要求是那样低微,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我想追去,腿却拔不动:不行呵,我是穷人的儿子,工人阶级的一员,我正在入党,怎么能和一个地主阶级 出身的小姐划不清界限……
她走后不久,她家原住的公馆作了抵押,父母搬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我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打听。好长一段时间,我脑屏里都跳动着她黑长黑长的眉毛,明亮清澈的大眼睛,轮廓分明的鼻子,红得发湿的嘴唇,以及纤细的腰肢,洁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