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学习哲学对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很不得要领。我最记忆深刻的是“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 这句话，也就是说做任何研究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都有自己的哲学基础。当年毛泽东搞“小球推动大球” ，的乒乓外交。庄则栋的一篇《闯与创》就被毛泽东青睐，大加赞许，认为他用活了辩证法。当时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大都有类似的“讲用”文章问世。这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有趣的是多年后我在美国学习声乐也遇到了很自觉地用一种哲学思想指导业务的专家。两年多以前我曾随同歌唱家戈顿博士和戈顿夫人学习。这两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常年在教会以音乐侍奉神。他们两位却对佛学理论十分心仪，常常谈一些佛学的东西。我们过去学声乐每个教师都有自己对发声方法的理解和说法，也有很多根据自己经验总结出来的诀窍。这些诀窍不外乎如何吸气，如何调整喉咙开合的程度......等等。学子们都把老师教的方法反复演练，以求达到熟能生巧的地步。我们每学一个技巧都十分兴奋。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对老师教授的东西未必正确掌握了，有时会有很大偏差。这是因为咽喉部与发声有关的肌肉多为不随意肌，并不随我们主管意志支配。比如软腭上提，提多高？喉咙打开，开多大，很难精确判定。再说每个人的咽喉部和声带的解剖特点不同，则造成更大困难。有不少声乐老师不喜欢教曾经学过声乐，又没有完全学好的学生，更喜欢那些从未学过的生手。一般认为生手是一张白纸，毛病少，容易调教。这也就是说，学习声乐最好一开始就有比较好的老师，否则一些不准确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成了习惯就很难纠正，更不能跟着书本学。有时即使你有个好老师，但你未必能够把老师教的东西正确掌握。我们学过一些声乐的人有时一开口就想到过去老师讲过的许多技巧和诀窍。这样的结果是思想负担很重，反而影响发声。
我在一段时期喉咙开得很大，音量听起来也不小，但是自己唱起来总是没有自如和舒适的感觉，上高音也很累。戈顿博士在我的第一个教学音乐会上就介绍说我是有过声乐训练的，但是他正在简化（simplify)我的发声。后来我又转到戈顿夫人的工作室。她叫我在歌唱时忘掉所有的技巧和窍门，一心只专注于音高和节奏。她和戈顿博士的理念相同，即我们的身体知道如何发声，这是人的本能，不须专门教授。发声时要顺其自然，不要刻意追求。如佛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我们不能太执着于口的大小，喉咙的大小等，这些微妙的精细功能只有身体本身方能完美掌控。其实佛法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是指 我们虽是凡夫俗子，但是我们的“佛性”与佛是一样的，一分也不少。我们之所以为凡夫俗子，不能脱离苦海就是因为我们痴迷于自己的感官所感到的，迷失了自己天赋的本能。犹如一个初生的婴儿啼哭，如若没有先天发声器官的缺陷，那么那个声音就是最自然，轻松而动人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我们的发声受到当地方言，父母，师长发声方法的影响，潜移默化地也沾染了很多坏习惯。比如胶东地区和晋西北地区的男士们说起话来声音就很重浊，让人听得很累。云南人讲话就有闭塞性鼻音，而陕西，甘肃及其附近的人就有浓厚的开放性鼻音。声乐教师的工作就是帮助学生去掉毛病，恢复自然松弛和有感染力的声音。有些歌唱爱好者喜欢听一些秘诀，对一些诀窍的追求是多多益善，希望借此很快提高演唱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学声乐时好多时候都是在做减法，去掉毛病，而非一味的做加法，只是按照老师说的诀窍去唱。我在跟戈顿夫人学习的过程中对她的教学理念深表赞同，但是觉得这样还是有实际的操作的难度。当我们歌唱时如果真的能做到只想音高和音准而不考虑发声，那极难做到，常常不自觉地就在试图调解喉部肌肉的动作。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很难控制。根据她的理念，我自己做了一些改动。我就在弹琴时，通常是哈农指法练习时打开节拍器，严格按照节奏来弹。在弹琴的同时唱出所弹的旋律。这时注意就高度集中在所弹曲子的节奏上，很难再考虑其它。这个时候唱，就不会再专注于喉咙的活动，声音就真的很自然而且放松了。这个时候如果还想着如何应用各种发声技巧，那势必会脱板，把节奏或音准弹错。通过这样练习我获益不小。
我现在的老师J博士也是曾经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过的歌唱家，她的教学方法和戈顿夫人很不相同，所注重的技术环节也不一样。她赞同意大利歌剧界主张的“说辅音，唱元音”的说法，但是强调不但要“说辅音”，还要“说元音”，也就是唱歌要和说话一样自然，即使到了很高的音都是如此。从这一点来说，这两位老师的基本理念还是一致的，就是要让发声器官，包括声带，喉咙的肌肉，呼吸肌等保持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前辈大师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弗兰克.卡莱里（Franco Corelli）也是极其强调发声时保持最自然的状态，特别反对“做”声音。这样看来，俗话说的演唱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像说话一样还是很有道理的。
宋乔 2015 年7月4日于 木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