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天明
马思聪是中国20世纪30年代扬名中外的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小提琴曲《内蒙组曲》是马思聪的成名之作，作于1937年，其中的《思乡曲》和《塞外舞曲》是饮誉中外的优秀中国小提琴代表作。
1927年，马思聪考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成为第一个考入这所高等学府的亚洲人。他曾被誉为“音乐神童”，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演奏家。1932年，创办私立广州音乐院，后在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任教，为音乐教育作出过巨大贡献。1949年，马思聪满怀着对祖国、中华民族的热爱、希望和梦想，与柳亚子、马寅初等100多位知名爱国人士一道，被中共的欺世谎言骗回了中国大陆。1950年，任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培养出了林耀基、盛中国等著名小提琴家。
仅仅十几年以后，不堪忍受文革迫害的马思聪一家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从大陆偷渡到香港，又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到美国之后，马思聪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了《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引起世界轰动。
那么，为什么曾经一腔热血回到中国的马思聪，十几年以后，却陷入了深深的绝望，要选择冒死偷渡的方式逃离中国呢？
正如马思聪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所谈到的：“我是音乐家。我珍惜恬静、和平的生活，需要适宜工作的环境。况且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热爱和尊敬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当然，我个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国当前发生的悲剧比起来，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份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越轨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从中国逃跑了……”
49年以后中共发动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马思聪所向往、珍惜的恬静、和平的生活环境变得越来越暴力、血腥和恐怖，渐渐让马思聪感到困惑和沉重。马思聪开始受到批判：引导学生只专不红，要把中央音乐学院办成巴黎音乐学院。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字眼：马思聪演奏舒伯特的《圣母颂》，是将听众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脚下。1954年以后，马思聪自述，很明显他之所以继续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一职，只不过是要用他来撑撑门面，因此，他尽量收敛自己。1963年，西方音乐被禁止后，马思聪就一直待在家里，和妻儿消磨时光，作些曲子。
马思聪和几乎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天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是身为院长，在音乐学院也是见会就躲。这让马思聪在因言获罪的反右运动中，因为没说过什么而侥幸躲过一劫。
可是，到了更加疯狂的文化大革命，马思聪再也躲不过去了。被中共煽动起来的学生给他们的院长贴了大字报。一夜之间，曾经是中南海座上宾、周恩来的好朋友、中共用来装点门面的音乐家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
马思聪和十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被打成“黑帮”，和艺术院校“黑线人物”五百多人一起，被关押在社会主义学院的“牛棚”里。他们中有院校领导、知名教授、画家、音乐家、导演、名演员、作家，每天强迫劳动、学习、交代、检讨、揭发。
1966年8月9日，一辆写有“黑帮专用”的卡车，把马思聪等十多位中央音乐学院的“黑帮”押回学院接受批斗。他们被推赶着下了车，脚还没着地，一桶浆糊就扣在了马思聪的头上，一群人一拥而上往他身上贴大字报，一顶写着“牛鬼”的纸糊高帽子扣在头上，脖子套上一块牌子——“马思聪，资产阶级的特务”。红卫兵交给每人一面铜盘和一根棒子，逼他们边走边敲。这是一场疯狂的游街批斗，红卫兵像一群疯子，叫骂不停、拳脚交加、劈头吐唾沫。
“黑帮”们受尽侮辱，每天早上6点起床，学习、干粗活、扫厕所、写检讨、唱自己有罪的歌曲：“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必须由人民监督，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必须坦白，如不坦白，将我碎尸万段。”
红卫兵任意折磨羞辱他们。有时，强迫马思聪一遍又一遍叙述自己的“罪行”；有时，要他在地上爬；有时，让他们低头在烈日下暴晒；有时，便是拳打脚踢、抽皮带。
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沨回忆说：“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瓦工）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是匹马，只能吃草！’说完，真的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还有一次，我见到一些红卫兵拿着尖刀威胁马思聪说，‘你要老实交代问题！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
马思聪的家人也受到牵连。一天晚上，红卫兵把大标语贴满马思聪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大门口只留下一个一米高的洞口。红卫兵责令马思聪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扫街道，每天写一份揭发马思聪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实，死路一条”。第二天天还没亮，王慕理和孩子们仓皇逃离北京到南京朋友家避难。为了躲避音乐学院红卫兵的追捕，又被迫逃到上海、广州。
11月下旬，马思聪的女儿马瑞雪偷偷回到北京，劝说父亲逃离大陆。经过激烈的思想挣扎，别无选择的马思聪选择了逃离。在家庭厨师贾俊山和朋友、私人针灸医生倪景山的帮助下，父女俩化装离开北京，来到广州郊区的亲戚家。
马思聪失踪后，中央音乐学院红卫兵向公安局报了案，并在马思聪的亲友中查找。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摆在马思聪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继续批斗，不是被打死就是像老舍一样自杀；另一条路是偷渡香港，但万一被抓性命难保，成功则全家安全。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马思聪被迫做出了选择。
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以5万港币的代价，带着夫人、儿子、女儿、还有那把名贵的小提琴，在新州登上电动拖船“002号”，历经艰险，偷渡到了香港。上岸后，马思聪把胸前的毛泽东像章摘下来扔进黑黑的大海。
在香港亲友和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帮助下，马思聪一家登上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寻求美国政府的政治庇护。马思聪到美国初期还有些演出，但很快就只能在家作曲了。因为中共无孔不入地捣乱，使马思聪无法演出。
作为国际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的“叛逃”，曾经轰动世界。中央文革成立“马思聪专案组”（又名“002号专案组”），严厉彻查“马思聪叛国投敌案”。1968年，马思聪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这一罪名直至1985年平反。
马思聪的出逃株连了马家亲戚朋友数十人。马思聪的岳母、侄女、厨师被迫害致死；大哥的两个儿子被判处十二年和七年徒刑；另一个侄子被打致残；妻弟王恒、王友刚、弟媳何琼被判刑、管制。马思聪的二哥、上海外语学院教师马思武不堪折磨，跳楼自杀。消息传至美国，马思聪在日记里悲愤地写到：“国内人民何辜？遭此大劫。我家人何罪，也不免于家散人亡。”马思聪的侄女马之庸在广播电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离审查，被调到麻袋场工作。
马思聪平反后，中央音乐学院领导给他打电话，告诉他“叛国投敌”罪名撤销。已是古稀之年的马思聪听了哈哈大笑，对子女们说：“真没想到我还得了个‘叛国投敌’这么了不起的称号，可惜，现在都没了我才知道啊。”
1985年大年初二，马思聪会见所谓“平反”后第一个前去采访的大陆记者，万分感慨地说：苏武牧羊十九年啊！马思聪一直对他的孩子们说：“我没有对不起祖国……魔鬼害了人，难道会使人觉得冤屈吗？对的就是对的，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此后，尽管马思聪一直都有回国的心愿，但几次邀请都没有促成他回国。文革、逃亡的经历给马思聪带来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对中共心有余悸，以至于他在是否回国这件事上显得尤其小心翼翼。马思聪屡次对亲友说：“还是等国内再稳定些了，等适当的时候再回去吧。”
马思聪最终没有等来这一天。1987年5月20日，因心脏手术失败，一代音乐钜子马思聪与世长辞，终年76岁。马思聪逝世后，夫人在书桌上发现一篇未竟的遗作，题名是——《思乡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