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是诗人北岛的70诞辰。当年英姿勃发的一代诗人，而今依稀，还是少年情怀……
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8月2日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湖州，做过建筑工人、编辑、自由撰稿人。1978年在北京创办文学杂志《今天》，担任主编至今。自1987年起在欧洲和北美居住并任教。现为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与家人定居香港。
北岛是当代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之一。著有诗集《北岛诗歌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陌生的海滩》，散文集《失败之书》和小说《波动》等，代表诗作有《回答》《一切》。作品被译成20余种文字，先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瑞典笔会文学奖、美国西部笔会中心自由写作奖、古根海姆奖等，并被选为美国艺术文学院终身荣誉院士。
摘要：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
“远离故乡是忠于大地的保证”，不熟悉北岛先生的人，不能明白当中的吊诡逻辑。2007年，谁也没想到57岁的北岛会在香港留下，北岛自己也没想到。但这又像是理所当然的，这位具有最高国际知名度的中国诗人，注定会在香港——这个汉语与英语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的小岛——找到自己着力的基点。
然后也像是天注定，60岁前后的北岛，在香港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创办了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度，成为香港，乃至中国最重大的国际诗歌交流活动；二就是一场大病，祸福相倚，给予他下半生新的可能性。
—在长诗《歧路行》的第八章结尾，北岛写道。“耳顺”，以世俗意义来说，北岛在南国小岛上与内地的纷扰很好地保持了距离，风言风语的流传对他几无侵蚀，连愤怒都不必，有时年轻诗人或记者和他见面，传达一些内地诗坛油盐酱醋的八卦，北岛均一笑置之。
以更深层的意义来说，“耳顺”乃“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朱熹注《论语》），北岛在人生的前几十年一直被寄予旗手的位置，马首是瞻，压力和误读都同样的大，而最近10年得以默默整理自身，自传式散文《城门开》与长诗《歧路行》成了他最大的收获，两者均远离所谓的书写热点，执著于挖掘与反思。加上编著《七十年代》《暴风雨的记忆》《给孩子的诗》《给孩子的散文》，也是对其同代人及未来的一种整理，功泽其后。时代的声音回响在他耳际，但以自然的方式通达其身，“不思而得”，亦北岛之福。
一场大病成为北岛的转折点。2012年北岛中风入院，但我记得，北岛从未屈服于这场病，从医院出来没几天，他就打电话给我，困难但是努力去说话，丝毫不像一个刚刚中风了的人。
北岛说中风是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那一瞬间，我束手无策，由医生决定命运。”最大障碍是语言。病后两个月左右，香港言语治疗专家对他摇摇头说，他的语言能力只有50%，不会有根本性变化。“那我只好送比萨打发日子啦。但我不信所谓科学的判断。可以说，这是我对命运的又一次抗争，也有对命运好奇的成分。”北岛说。
病后北岛开始画画，寻找另一种语言，越画越迷，他想，哪怕完全失语，还可以成为一个像样的画家吧。“感谢这场大病，为我打开又一片天地，让我余生多了个陪伴。当然，写作是我的本行，首先得面对语言的挑战。”
北岛说，西医没辙了，幸好有中医。从香港到内地，周游南北，拜访名医——5位大夫5个城市。“好像命运安排的一次传统文化旅行，给我的生命补课。中医让我敬畏，又让我贴近。它的神秘有如诗歌。人生的祸福，哪里说得清。”3年后，北岛的语言能力基本恢复，重新开始写作了。
作为诗人，我们最担心的始终是写作，其实追溯这场大病的缘由，除了策划统筹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操劳—我记得头两届，北岛都是累到病倒，写作长诗的巨大精神消耗，我猜才是最关键的。长诗《歧路行》的篇幅和主题，都是对诗人的沉重压力，每一个字都是饱蘸心血而为。中风后，医生告诫暂不能从事剧烈的精神活动，北岛当然得遵从。
而作为读者，我仍然自私地关心中断的诗，《歧路行》还打算写下去吗？这组诗里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当代史一些重大时刻的反思，这里进行反思的北岛，与30多年前用“我不相信”进行拒绝的北岛，改变了多少？
北岛说他之前并没写过真正意义的长诗，到香港后，渐渐从多年动荡中沉静下来，常有想写的冲动，想弄明白过往的一切意味什么的冲动，在朋友激励下，他开始试着写《歧路行》。亲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漂泊的个人命运，或平行或交织，成为他新作的推动力。两年写了10章，大约500行。
中风突发，写作被中断——也许是长途歇脚，拉开距离，好重新调整自己吧。里尔克的长诗《杜伊诺哀歌》始写于1912年，只写了两三首，搁笔10年，直到1922年2月，“好像一夜间猛醒，随即在一个月内完稿。里尔克需要等待。我也需要等待，如果有足够幸运的话。”
取名《歧路行》用意何在？北岛没有回答，可以联想的典故，应该是“杨朱泣歧路”——杨朱是思想家，断不是因为亡羊而泣，而是因为亡羊的邻人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因为杨朱知道了大路“可以南，可以北”。现在完成的10章诗篇，越往后越见自由，想是北岛以诗人之力对那陷入纷纭歧路的现实的超越。
我们视为歧路的，也许在别人眼里正是盛世。对于诗人，本来就没有什么盛衰出处的困扰，虽然说江山不幸诗家幸。除了诗，诗人还有更多介入民族文化的方式，世间并非只有诗与政治两种选项。曾经的文艺复兴雄心，经历这些年的现实碰撞是否有所改变？在目前中国，民间自我追求的文艺复兴怎样与官方的形象工程进行区分？由这个问题开始，我们有了如下的问答：
北岛：盛世不盛世，我不在乎。我是个悲观者，三千年的历史又有多少改变呢？我关注的是文学文化，那才是中华民族的根。法国作家司汤达说过，时间会让作家和政客互换位置，一百年后谁会记住他们的名字吗？（大意）我厌倦了“文艺复兴”这个说法，成了陈词滥调，我也不在乎民间或官方的说法。重要的是知行合一，和真正的同道互相砥砺，在新的文学变革中推波助澜，路在脚下。
记者：你的《城门开》和主编的《七十年代》等书，都涉及“文革”中的青春，你又如何看待近年红卫兵一代的忏悔？作为游离于同龄人热衷的政治运动的自由人，你从那个年代继承到的最大财富是什么？
北岛：除了《七十年代》和《城门开》，还有《暴风雨的记忆》，我编选的“文革”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糊涂”，几乎迷失了方向。关于“文革”的历史，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坐标，很难做出简单的结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留下见证人和历史细节，以供未来的人们辨认脉络、延展和走向。两百多年前的法国革命，甚至到今天还在争论。
所谓历史，没有最终的结论。红卫兵一代是广义的概念，包括我自己，参与者都应该反省这段历史。如果真有这么一个“结论”的话，我认为，首先来自“文革”的语言暴力，它留下的潜伏的线索，多年后借助新媒体或自媒体，在深深的伤口处爆发，释放妖魔。作为父辈，我们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毫无疑问，历史还有另一面，七十年代正好是黑暗的岁月，却埋下精神的种子，所谓的正能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这一点让人感到欣慰。
记者：《今天》杂志，正是这颗种子生长出来的奇树，它不雄伟高大，却一直生命力充沛，并且容纳各种过路的飞鸟。《今天》一直在转变中，而你对它的期待有什么改变？你觉得在目前中国传媒的众声喧哗之中，《今天》扮演着怎么不可取代的角色？
北岛：谈到传媒的众声喧哗，我深感担忧。这个新时代已经到来，铺天盖地，席卷全球。要说只不过刚开始，谁也看不到天边，从新人类到新新人类，看来连造物主也无可奈何。关于《今天》，自从1990年5月在奥斯陆复刊，25年过去了。2015年5月，我在挪威文学节演讲的主题是《今天的寓言》，试图在一个国际场景中，超越后冷战思维，谈一个复杂的故事。
我说过，至少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权力与资本共同瓜分世界的全球化，还有一种是语言和精神的种子在风暴中四海为家的全球化。面对年轻的读者，我希望他们看到另一种全球化的可能，这也是《今天》杂志的努力所在。在四分之一世纪的进程中，特别是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以商业化为主导的全球化席卷而来，我和同行们也傻了眼，几十年经验几乎失效，《今天》的“身份”成了疑问。幸好穿越黑暗的隧道，找到出路。也就是说，在全球化的对抗中，《今天》找到新的动力。
从创刊到复刊，《今天》走过曲折的路，我当年还是小伙子，如今已到暮年。所幸《今天》团队加入了年轻的同行，增添了新的血液，不断壮大，前赴后继。如果说《今天》的意义，坦率地说，就是先锋文学的桅杆，哪怕众声喧哗，哪怕浮华或沉沦。
记者：你的“古老的敌意”演讲，其后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或误读，尤其里面关于“粉丝”文化的部分。演讲中也提到权力和资本对诗人的腐蚀，现在过去几年了，这一切似乎变本加厉，诗歌的生存状况是否更加严峻？对付这种敌意，诗人除了自爱还能怎么样抵抗？
北岛：四年前在香港书展讲到“古老的敌意”，现在看，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值得警醒。对所谓“粉丝”现象，我依然强调每个人独立自主。其实，中国古代哲人早就说过，万变不离其宗。在转瞬即逝的各种病态幻象中，什么才是我们人类的根。诗歌就属于根，一路排除虚假的纷扰，打捞人类可贵的直觉经验，葆有诚实和天真。和树冠相比，根在地下，更大更深。
近10年，内地晚辈诗人对北岛往往持两种极端态度，要么视为先知，要么仍执着于“PASS北岛”，然而，从我们的对答之间，可以看出这些“过度阐释”对于北岛来说其实是“无所违逆”。年轻的他，曾被唤作“老木头”，现在可以看出这木头其实是一个老树桩，上面长满了青苔，也长满密密麻麻的年轮，所以他才有资格谈论“根”，我衷心希望诗歌之根继续给木头以滋养，即便周遭的森林已经面目全非，让他依然保存着30年前的鸟鸣清越。“当暮色在描绘历史，你是唯一的听众……你听到晨光低语的密谋”（《歧路行》）—这未尝不是一个诗人真正的幸福。
七十年代初，我有这么一句格言“生活如此，命运如此”，记不住是谁说的了，很多年，对我来说，在关键时刻牢记在心里。生活和命运之间构成奇妙的转化，交汇在一起。是的，生活如此，命运如此。
还是七十年代。如果按颜色分类的话—红与黑的颜色，那是黑暗的背景中激荡的青春血液。我至今依然感到疼痛与狂喜。
从作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变革，是改变过去、此刻与未来的所有大门的钥匙。
1962年夏天，我从小学考上北京十三中。和小学相比，十三中离家远了一倍，我的世界似乎也大了一倍。
这里曾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的王府，1902年，醇贤亲王第七子载涛过继给钟郡王，承袭贝勒爵，搬入府内，故得名涛贝勒府。宣统年间，身为摄政王之弟，载涛任禁卫军训练大臣。张勋复辟，他又当上禁卫军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摇身一变，成了全国政协委员。1925年，载涛把王府长期租给罗马教廷办大学，即辅仁大学。1929年辅仁大学开办附属中学男生部，1952年改名北京第十三中学。
我们学校坐北朝南，大门向东开。中路与东路各有四进院。西路有戏楼、长廊、亭台、假山。岁月如男孩呼啸成群，分三路包抄，灵活的小腿伴随咚咚脚步声，登堂入室，最后消失在西边操场的尘埃中。我们教室紧把着操场入口处。我熟知那脚步声——岁月的去向与动静。
开学头一天，我刚挎书包走进校园就懵了：从那些遮天蔽日的高中生背后，我一眼看到自己的未来——一级级台阶，通向高考的独木桥（下面是深渊），由此进入大学，进入可怕的成人世界。
十三中是男校，没有女生构成的缓冲地带，本来意味着更赤裸的丛林法则。其实不然。我发现，到一定岁数人开始变得狡猾，用智力与意志取代拳头——那才是成人世界的权力来源。
入学那年我十三岁，从身体到智力都晚熟，有照片为证——我和同龄的一凡在楼前合影：他人高马大，眼镜后目光自信，喉结突出，唇上一抹胡须的淡影；我比他矮半头，短裤下露出麻秆似的小腿，满脸稚气，眼神迷茫散乱。那是转变之年，我们从不同的小学考进13中，他在二班，我在四班，就像分组比赛的对手，在决赛前趋近。
班里有个同学外号叫“大脖子”，智力有问题，连蹲两年，若无意外还会继续蹲下去。我们在年级升降的排列组合中相遇。他虎背熊腰，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由于脖上箍着石膏圈，得名“大脖子”。他自称是练双杠失手把脖子戳进去的，要长期做牵引术才能复原。我至今还记得他歉疚的笑容，似乎在为他偶然闯入这个世界而深表歉意。
那时仍在“困难时期”的阴影中。在学校食堂。没有椅子，大家围饭桌站着吃饭，每餐总是在“大脖子”的歌声中结束。他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饭量惊人，按粮食定量难以存活，于是他靠卖唱换粮食，每首歌价码不等，从半个馒头到一个窝头。
“大脖子”嗓音并不好，但他唱得认真 ，从不偷懒，到了高音区，会从石膏圈中抻出一截苍白的脖子。唱罢，他两三口就把换来的馒头窝头吞下去，再像狗一样用目光乞讨。他唱的歌特别，显然和底层生活有关。尤其是那些黄色小调，成了我们最早的性启蒙教育。
我们升初二时，“大脖子”由于蹲班超过年限，被校方开除，他将回到苦力的行列，和我们分道扬镳。最后一次告别午餐，几乎每个人都多给他一个馒头。他唱了很多歌，这回不是卖唱，而是为了友情和他自己未卜的命运。唱到动情处，那咧到脖根的大嘴撮成小圆圈，戛然而止。
02
1962年秋，我家来了个不速之客，他是我的表舅在北大荒的战友卢叔叔。
詠瑶表舅原是北京空军后勤部的青年军官，个头儿不高，英俊结识，是我童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特别是逢年过节，他身穿深绿军装、佩戴领章肩章和武装带，头顶大檐帽，格外神气。表舅站在楼门口跟我说话，小伙伴们惊羡的目光，让我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他走后，我可把牛皮吹大了，说他击落过多少架美军战斗机。我家从窗帘到小褂，飘飘然，都来自表舅给的降落伞布，似乎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他开飞机，我们从天而降。
1958年早春，表舅转业去北大荒。最后一次来我家告别，那时母亲也正要下放到山东农村。他脱下军装，黯然失色，这让我很难过。我悄悄退出大人的视野，溜出门去。“我会来看你的，”表舅临走对我说，转身消失在我童年的地平线以外。
卢叔叔的出现，令我暗喜：表舅果然从地平线那边派人来了。卢叔叔是拖拉机手。维修拖拉机，他用铁锤敲打部件，一粒铁屑击中右眼。在当地农场医院治疗无效，转到北京同仁医院。他在表舅的介绍下住在我家。
“医生要给我配一只狗的眼睛，”他对我说。这让我有点儿心慌，用狗眼看世界到底会是啥呢？原来是玩笑，医生给他装了一只假眼珠，跟我弹的玻璃球差不多。他常躲进厕所，取出来，放进小玻璃杯冲洗。
表舅常出现在我梦中，他在冰天雪地指挥千军万马的队伍。跟卢叔叔探听，避而不答，想必那是军事秘密。
一天晚上，卢叔叔终于给我讲了个故事。灯光下，他双眼色泽不同，那玻璃眼珠显得过于清澈明亮。“半夜，一只熊瞎子钻进农场库房，翻箱倒柜找食吃。哨兵发现后，我们把它团团围住，先鸣枪警告，它猛扑过来，可惜没击中那胸前白毛的要害部位，只好动用冲锋枪机关枪。它最后倒下了，身上共有39发子弹……”这故事让人多少有点儿失望，但在我讲给同学的版本中，表舅成了这场攻打熊瞎子战役的指挥员。
那年头，北京黑灯瞎火，肚里没食，早早回家歇着了。而卢叔叔却发现了北京的“上流生活”——戏剧舞台。他人生地不熟，没伴儿，总把我带上。我跟他看的话剧有《以革命的名义》《带枪的人》和《伊索》等，印象最深的是人艺的《伊索》。
那是深秋的晚上，刚下过雨，一股落叶霉烂味。首都剧场位于王府井大街。玻璃窗高大明澈，如黄昏的晴空，楼梯上的观众，好像正前往另一个星球，其中有个瘦小的男孩，那是我，还有一个戴玻璃眼珠的叔叔。巨型吊灯明亮而柔和，让我有点儿晕眩。随低沉的钟声响起，灯光转暗，红色帷幕徐徐拉开，古罗马的圆柱和台阶出现在舞台上……
那夜我几乎彻夜未眠。此后着魔一般，我居然能把对白大段大段背下来，并模仿那夸张的舞台腔——伊索附体，我处于半疯癫状态，在同学中宣布：为了自由，宁死也不做考试的奴隶。在课堂上，老师问到水分子式，驴唇不对马嘴，我学伊索的口吻回答：“如果你能把河流和大海分开的话，我就把大海喝干，我的主人……”老师认定我神经出了毛病。
当年粮食定量有限，连请客吃饭都要自备粮票。由于没缴够粮票，父母与卢叔叔之间出现摩擦。我暗中站在他一边，道理很简单，是他把我带出北京幽暗的胡同，进入一个光明而虚幻的世界——那与现实无关的一切令我神往。
03
初中三年无比漫长，而考试有如一扇扇门，阻挡任何通向永恒的可能。我最恨考试，在我看来，那是人类最险恶的阴谋之一，让孩子过早体验人生之苦。
我在小学算术就差，上了中学数学课，才知此生苦海无边：除了切割整数，正负颠倒，进而用乘方开方肢解世界，非把人逼疯不可。我完全迷失在数学的世界中。如果说期末考试是最后审判，测验摸底就如同过堂大刑伺候。不过各有各的求生之道，期末考试前一天我连看两场电影，在黑暗中忘却一切。大概由于心理放松，考试成绩还马马虎虎过得去。
除了数学，再就是俄文难。中苏反目成仇，大多数中学照样学俄文。首先难的是卷舌音，好在北方车把式的吆喝中也有，于是先学赶车再学俄文。在小纸条正反面分别写上中俄文单词，一大早到后海死记硬背。有的用谐音一辈子都忘不了：“星期六”（суббота）——“书包大”；“星期天”（воскресенье）——“袜子搁在鞋里面”；“回家”（домой）——“打毛衣”。到文革下一拨改学英文，没正经上课，用谐音只记住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狼来了前面跑！”
作文课也越来越失去了吸引力，政治开始进入写作。在“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下，不仅要做好事，还得学雷锋叔叔那样写日记。
那天下午，我埋伏在厂桥路口，德内大街由此往北是三四百米的大陡坡。一辆满载货物的平板三轮车上坡，光着脊背的师傅奋力蹬车，我冲过去，从后面弓步助推，亦步亦趋，师傅往后瞥了一眼，点点头。我一直帮他推上坡顶。正赶上旁边是家小饭馆，我请师傅等等，冲进饭馆，用两毛钱买了四个火烧，塞进他手里，弄得人家瞠目结舌。
回家我把这段经历先写成日记，再抄在作文本上，第二天交给老师。语文课上，老师让我当着全班朗读。起初我还有点儿得意，越读越羞愧，竟到了无地自容的地步，比做坏事被当场抓获还糟。此后，我再没写过日记。
04
初二下学期进入尾声，期末考试在即。教师食堂开小灶，而学生食堂大锅熬，好在学生食堂每周三换花样，总算有点儿盼头。一个周三中午，学生食堂供应菜包子外加蛋花汤，同学们排着队，喜气洋洋的。
我端着菜包子和蛋花汤回到教室，与同学们边吃边聊。突然在菜包子里咬到异物，吐出一看，竟是只死蟑螂。我拍案而起，在几个同学簇拥下冲向食堂。盛汤的大师傅正要收工，他含糊其辞，说这事得找食堂管理员。我像丹柯一样举着菜包子，率众包围了食堂办公室。
管理员老李白皙，尖嘴猴腮，三角眼，负责食堂管理和采购，整天悠闲地骑车穿过校园，满筐鸡鸭鱼肉，均与学生食堂无关。听完我的慷慨陈词，他说：“我看这么办吧，让大师傅再给你换个菜包子。”
“什么？”我火了，提高嗓门说：“换个包子就行啦？”
我一时语塞，愣住，转而理直气壮宣称：“今后要检查卫生，改善伙食，并向全体同学公开道歉！”
“那你怎么证明那是蟑螂，而不是海米呢？”老李反问道。
我转身发动群众：“大家说说，咱们食堂在菜包子里放过海米吗？”“没有！”冲老李大叫大喊：“我向食堂抗议！”“抗议！”群情激奋，跟着我喊口号，一时有点儿失控。
“你还反了？”老李大吼一声，脸色煞白。“赵振开，你一贯调皮捣蛋。我告诉你，你再无理取闹，先取消你入伙资格，我再告到校长办公室，给你记过处分，直到开除。哪个同学跟着他，一样下场！”
这威胁果然奏效，大多数人散去，只剩下我和两三个同班同学。一想到开除和父母的反应，我也含糊了。那两三个同学不见了，只剩下我和老李僵持，怒目相向。上课铃响，我把菜包子狠狠摔在地上，悻悻而去。
我平生头一次聚众造反，以失败告终。我悟出权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蟑螂就是海米；也悟出要造反，内心必须强大到足以承受任何后果才行。
当年在北京中学生有这么个说法：八中的会，三中的费，四中的近视眼，十三中的军乐队。军乐队是十三中的骄傲。那些铜管乐器都是从辅仁附中继承下来的，坑坑疤疤，特别是大圆号还打着补丁。尽管如此，在北京中学运动会和各种大型集会上，顶属十三中最神气。
1963年暑假，我和一凡都参加了北京中学生的“小八路夏令营”。一凡是班长，走在二班队列前头，我是白丁，加上个头矮小，混在四班队尾。从学校操场出发，走在最前面的是军乐队，阳光在铜管乐器上闪着乌光。突然间鼓号齐鸣，惊天动地。调整队列时，我和一凡交错而过，我们得意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油印版《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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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妹妹赵姗姗
（诗四首）
右一赵珊珊（诗人北岛的妹妹，1976年因下水救人而不幸遇难）；左一 朱建平；中间曹一平（邻居、小学同学）
小木房的歌
为了你，
春天在歌唱
草绿了，花红了
小蜜蜂在酒浆里荡桨。
为了你，白杨树弯到地上
松鼠窜，杜鹃啼
惊醒了密林中的大灰狼。
为了你，乌云筛了筛星廊
雨珠落，水花飞
洒在如痴的小河上。
为了你, 风鼓云帆去远航
潮儿涌，波儿碎
拍打着河边的小木房。
为了你，小木房打开一扇窗
长眠的哥哥醒来了
睁开眼睛向外望。
为了你，小窗漏出一束光
他蘸着心中的红墨水
写下歪歪斜斜的字行。
黄昏：丁家滩
黄昏，黄昏
丁家滩是你蓝色的身影
黄昏 黄昏
情侣的头发在你的肩头飘动
是她，抱着一束白玫瑰
用睫毛掸去上面的灰尘
那是自由写在大地上
殉难者圣洁的姓名
是他，用指头去穿透
从天边滚来烟圈般的月亮
那是一枚订婚的金戒指
姑娘黄金般缄默的嘴唇
嘴唇就是嘴唇
即使没有一个字
呼吸也会在山谷里
找到共同的回声
黄昏就是黄昏
即使有重重阴影
阳光也会同时落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