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 | 火烧英国代办处，改变历史走向的一周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19-08-23 17:3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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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时代》封面人物陈毅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日，武汉发生的“百万雄师”绑架王力等人的突发事件，旋即成为一个新的热点。王力等人被解救回京时，机场出现了与姚登山印尼归来时同样隆重的欢迎场面。之后，天安门举行的盛大集会，更是将这位“中央文革”的重要笔杆子，推到了政治声望的巅峰。
王力到京时，姚登山已在外交部参与掌管全局。在此之前，王力一直负责“中央文革”的宣传工作，如今，天安门城楼上的风光无限，使他有了拓展新领域的可能。仅仅十天之后，王力、姚登山——一九六七年的两位风云人物，便有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见面。八月七日晚上九点，王力召集姚登山和“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六名代表，到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谈话，从外交部部长陈毅手里夺权，正是此次谈话的中心话题。
外交部的夺权斗争，早在一九六七年年初已经开始，至七月中旬，达到高潮。罗英才在《陈毅的非常之路》一书中写道：
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揪陈大军”，从7月15日起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进出车辆，阻碍外事活动，扬言要揪出陈毅。周恩来闻讯后，及时紧急约见外交部系统造反派代表，向他们发出严厉警告：假如你们强行冲入外交部揪陈毅，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走向自己的反面，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开去。今后谁也不许再去冲，不管哪一派，谁冲我就扣留谁。你们以为想打倒陈毅，陈毅就倒了？滑稽！（《陈毅的非常之路》，二五五页）
一九六七年一月《时代》上的陈毅等封面人物的链接
八月四日，在首都新闻界声讨港英当局迫害我新闻记者的会上，姚登山谈到外交部运动时，关锋和戚本禹都认为“造反派”到外交部揪陈毅大方向是正确的。戚本禹说：“陈毅，二月份是保了他的，但是他翻了案，我们的保也就收回来了。这是二月的事，现在已是三、四、五月过去了，为什么到现在几个月了，不让下去。”姚登山问：“是中央文革不同意？”戚本禹说：“哦，不，不，不，你怎么知道的？陈毅不下来，和中央文革没有关系，我们中央文革不管。”姚登山追问：“是不是总理一个人……”话没问完，戚本禹就岔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姚登山把这次对话向外交部和部外的“揪陈大军”做了传达，一方面引起连续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如北外“红旗造反团”冲进外交部三十号、四十号院和老部，强行架走乔冠华、姬鹏飞副部长进行审讯，令交代陈毅的罪行，还把两个副部长弄到王府井去卖打倒陈毅的小报……（《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见闻录》，二七〇页）
欢迎谢富治、王力从武汉回到北京
支持王力的宣传画，题目来自《人民日报》社论
王力说：“我们可以明确表态，不赞成这个总部。他们的意见是不对的、错误的。姚登山在印尼造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反，回国后也要造修正主义的反。修正主义就是走资派，你旗帜要鲜明，态度在明确，支持革命派，我们坚决支持你。”最后还说：“对外交部必须有鲜明的态度，这样阵线才能分明，坚决站在造反派一边。这样干部才敢出来亮相。”
……
关于“打倒刘邓陈”的口号，王力说：为什么不能喊？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来接受批评，做检查，就是可以揪。“六一六”对总理的态度是不对，要改。“红旗造反团”、“六一六”揪陈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大方向有什么错？！一点也不错。姚登山插话问：“不是总理不同意喊‘打倒陈毅’的口号吗？”王力说：“总理身份不同嘛。”（《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七〇——一七一页）
批判陈毅文革小报之一
批判陈毅文革小报之二
批判陈毅文革小报之三
我们接到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八月五日的一封信，并附了你讲话的一个摘要。这封信和材料，关锋、戚本禹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认为，革命造反总部这封信的精神是不好的，不对头。戚本禹同志讲的几句话，是正确的。你讲的话，也是对的。这些话引起群情激昂，高呼口号，是好事，是革命的景象。这些，为什么一定要加以反对呢？斗争的矛头究竟要指向谁呢？在要陈毅到群众中去检查的问题上，总理同文革小组的同志是一致的，企图从中寻找什么裂痕是徒劳的。现将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的信和附件送去。
敬礼！
王力 1967年8月8日
（载《东方红》，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东方红兵团，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回到北京的姚登山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于八月十四日上午彻底砸烂了外交部政治部的宣传机构，由联络站和九九兵团联合派出十二人的监督小组，接管了外交部政治部的一切权利负责原政治部日常业务工作并决定取消原总务司人事处，原总务司人事处一切工作归并到政治部。
下午，召开大会，会上，红色外交战士外交部革命领导干部姚登山同志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陈毅不打倒，外交部的其他走资派就打不倒；陈毅不打倒，外交部的文化革命不能进行到底。他还说：陈毅为什么不能打倒？他的这些错误如果有十分之一放在其他人身上，也早就打倒了。姚登山还提出，同意不同意打倒陈毅，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分界线，外交部“总部”“攀险峰”是保守组织，他号召：“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他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不时被掌声所打断。
最后北外红旗勒令姬、乔、刘、符等即日起停止一切业务活动，每日写认罪书，揭发陈毅问题。（《上海风云（专刊）》，上海风云编辑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大量事实的揭发和批判，陈毅的问题就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反罪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在外交部就很明显的出现了“保”和“革”的问题。当人家在打倒陈毅的时候，他就来个打倒无政府主义，什么意思呢？他对陈毅就是保嘛！而且说陈毅同志你犯了错误，你很危险，到了什么边缘……王力同志所以支持我，支持我革命，同志们没有别的，就是在革命中间，就要旗帜鲜明，态度明朗，阵线分明，坚决支持革命派。陈毅是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还是反对毛主席的路线呢？是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呢？还是执行的刘、邓那一套“三降一灭“的反革命路线？我们根据这个给他定性、批判。 （《东方红》，华东纺织工学院的东方红兵团，第七十九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一九六七年八月批斗陈毅大会主席台
批斗大会现场场面
8月26日（星期六）开第三次批陈小会时，发生了劫持陈毅事件。
这次会议原定仍是周恩来主持。开会前，周的外事秘书钱嘉栋来到。钱让人把坐在会场外的姚登山叫进会场说：总理有事要迟来一会儿，委托你先主持开会。可是，会开后不久，就有人要冲会场，劫持陈毅。来冲的人数不少，为首的是北外红旗造反团。姚登山十分吃惊，问钱嘉栋：怎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先连一点消息都不知道？钱嘉栋说：知道是知道，但不知道有这么大的规模。姚说：既然知道，应该事先给我打个招呼。情况紧急，核心组的王中琪、夏义善等安排有关人员保护陈毅通过小会议室内一道暗门后面的小楼梯，将陈毅和他的卫士一起转移到二楼港澳办公室的一个套间里休息。一面通过外间的保密电话，立即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姚登山在外面劝阻来冲的人，叫他们撤出去。
这些人来的时候，警卫排把他们挡在门口。但来冲的人多，警卫排又临时调来一些战士，手挽手组成人墙，也挡不住。警卫战士一直退到新楼门口（大门在老楼北侧）。这时部里的干部也都出来拦阻，挡住楼门。有几个学生从窗户跳进来，进到楼内，冲进会场。最先进去的是个女生，令她失望的是陈毅外长不在会场里。学生不甘心，在走廊里到处窜，企图找到陈毅。姚登山到外面看到的是秩序很乱，说话没人听，只好大声喊叫，要学生的代表到一楼的一个房间里面去谈。一时来了一二十人，姚不知道他们都是什么单位的。这些人对姚劝告他们立即撤出外交部，根本听不进去，纠缠不休。这时有人给姚送来陈伯达对冲进来的人的四点指示，是中央文革刚刚打来电话传达的。姚登山当即宣读，要他们撤出去。又经过一阵劝告和争论，这些人答应撤人。正在这时，周恩来总理来电话找姚登山。姚走出去接电话时，那些代表要姚转告总理，他们立即撤出外交部，要求总理接见他们。姚登山在二楼第一亚洲司办公室接电话，周总理询问情况，姚汇报说陈总安全，那些人已经答应撤出外交部。姚把看到窗外学生撤退，正在上车的情况也报告了，并且汇报了那些头头特别要他转告总理要求接见等。周表示可以，接见以后另行通知并指示姚登山会同有关人员把陈毅安全送回中南海。
大批学生撤走后，姚登山同核心组商量送陈毅回中南海。姚说：“得换个车吧？学生可能认出陈总的车。”联络站核心组支持这个意见。天快黑的时候，外交部派车由姚登山护送陈毅。出门向东，绕道东四，再折向西，将陈毅平安地送到中南海，进了警卫团驻地的大门，姚才安心回家。（《外交部文革纪实》，一八一——一八二页）
勇敢也罢，狂热也罢，理智也罢，一个人的历史总是会以多种样式书写。四十多年过去，在谈及一九六七年的“文革”风云时，匆匆而来的姚登山，无论如何也不应被忽略，被遗忘。不过，此时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姚登山，乃至王力本人，巅峰时刻其实就是跌落的开始。
火烧英国驻京代办处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恰是在红卫兵绑架陈毅的八月二十六日这一天，人在上海的毛泽东，做出了逮捕王力等人的决定。
一年前，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接受检阅的红卫兵人潮，“破四旧”行动的惨烈，想必仍清晰地留在人们记忆里。一年后，还是这座城市，还是狂热的人流，狂飙再起。不同的是，此次狂飙所向，主要是“外国敌人”。革命与爱国，似乎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融汇一起，激发出空前的激愤、亢奋、激烈。狂飙之中，理性不再重要，外交规则不必顾忌。雅加达陆续发生的针对中国使馆的外交事件，对红卫兵仿佛是一个启发——对待“外国敌人”，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同样的行动。
冲击外国驻华使馆，在1967年8月的北京随处可见
冲击外国使馆之二
八月五日，印尼暴徒袭击我国使馆，我国人民闻讯后怒不可抑，涌向印尼使馆示威抗议。晚九时半，二外和华侨事务委员会的示威者冲进印尼使馆，把这个印尼反动派在我国领土上的据点付之一炬，熊熊大火照天烧，大快人心。
六日，游行队伍仍不断前往示威，使馆周围贴满了“打倒苏哈托！”等大标语，使馆一片死气沉沉；被焚后的楼房窗户，只剩下焦黑的窗框，院子里堆放各种被砸的东西，狼籍一堪。
这次印尼反动派尝到了中国人民的铁拳。打倒印尼反动派！《快讯》【工总司化工系统联络总站化肥农药分部、红卫兵华东化工学院新化工师（筹）动态组编印】，第十一期，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
“火烧印尼使馆”只是一个开始，包括法国、苏联等国使馆，都遭到冲击。八月二十二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真正震惊世界。
与英国发生外交冲突，主要缘于香港的事态发展。自“文革”爆发以来，尚属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左翼”行动此起彼伏，积极呼应着内地红卫兵运动。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因一家工厂发生劳资纠纷，警察拒捕到香港政府去抗议的该厂工会主席和工人代表，局势顿时急转直下：
香港左派人士于是起来声援工人，他们仿效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手持《毛主席语录》，列队走上街头，到港督府去抗议示威，要求港督接受他们的抗议，并且在港督府墙上贴满了大字报。这些示威群众受到防暴警察的抗议，许多人受伤，一些人被捕。……中国银行吧大喇叭安装在其大厦顶上，进行反对港英当局的广播……（《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五六页）
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
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文革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