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中国，北方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在北京残存的旧国会则在直系“恢复法统、恢复旧国会”的支持下开始了史称“国会第二次恢复”的复会活动，南方孙中山护法政府的态度也由一度的反对而转为赞成和鼓励“民八”议员入京去参加准备恢复的老国会。这一切都让自大清灭、民国立以来对中国民主统一翘首以盼的中国人在心底里又复燃起希望的火苗来。而在这些人中热情最高、期盼最大的应该说非尚携带着五四运动余威的中国知识分子莫属了。但过往的历史告诉人们，要在由各地军阀割据着的中国搞全国性的代议制民主，是一件与虎谋皮的事情。在五四运动时期胡适早就是个新文化运动的排头兵了，在社会实践方面他也是个积极主张在教育、文化、社会生活方面进行社会改良的社会实验主义先锋干将。在对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支持下的全国范围内恢复实行国会代议制这个问题上，他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胡适竭力主张的是从社会自治起始进而达到全国联治的政治主张。在当时，恢复法统和联省自治是两个在民主议政一个屋顶下的互相对立、此消彼长的主张。
由于在对中国这个百病缠身的老旧帝国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胡适的实践改良主义与陈独秀的共产主义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胡适选择了与陈独秀主导的《新青年》分道扬镳。尽管随编辑部一起迁去上海后的陈独秀还是愿意共释前嫌，但胡适并不愿与之妥协，而是选择了与一些原来的《新青年》杂志社中主张中国社会应推行改良性改革的编辑同仁们合力创办了一份以“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府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改革的准备”（胡适语）为目的的杂志《努力》周刊（也称《努力周报》，下同），以用来监督政府民主和继续鼓吹全国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并于1922年5月7号在北京举行了创刊首发仪式，由胡适任总编辑。其实，创办这样一份有异于着重在政治领域进行政治思想宣传的《新青年》的刊物，并不是首先由胡适提出来的主意。它的创办其实早在《新青年》编辑部发生分裂前就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它的发端者一直可以追寻到当时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创办人、名誉所长丁文江的身上。丁文江，中国地质学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他的“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的意识则是起缘于当时他所处的中国这个时代的大背景。
武昌起义后，古老的中华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尽管在晚清的十年筹备新政中，开国会，立宪法已经是个社会上人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了。现在虽然满清倒了，但随着民国的成立，人们还是将自己对于国家命运的新希望寄托在了这一据说是可以富国强兵的灵丹妙药尽快成为现实的盼望上了。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都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如何产生一部可以作为救国救民的根基依据-----宪法上。要制定一部宪法，先得有一个制宪机构，于是成立国会就成了推进共和的第一步。但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却万万没有想到，从这一步开始，中国却从此走上了一条为此而需付出千千万万个生命的艰难路程。民国初年，从1911年宋教仁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起，经袁世凯称帝、第一次国会解散、二次革命到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再由因第二次国会的解散而爆发的护法运动到安福国会的倒台，从暗杀到明目张胆的枪毙议员，进而还有发生在由老国会出逃南下的半壁国会分裂而成的南北两个民六和民八国会之间的是是非非更是闹得不可开交，满场飞舞着拿来当枪弹的尖头皮鞋墨水瓶的议会就是整个一直处于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局势之中的中国社会的缩影，国家政治操控在一帮为个人利益打算的大清遗老、旧官僚或政治掮客手里，那些职业的“无业游民”积极地代表着各方势力来你争我夺，却代表不了、也无意代表他们与之脱节的社会民众，争斗使国家继续在腐败在堕落。国会代表权的确认、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端、宪法的通过发布问题不仅无法通过协商解决，还成了争斗的砝码。
在政治界如此混乱的背景下，视政客的贪婪无耻为不齿的已经开始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站了出来。章太炎一针见血地说：“纵令广州国会今再恢复于北京，其为藏垢纳污之薮如故也，其为趋势善变之人如故也”。可以说知识界对政治舞台上身为代议制代表的政客们的表现已经失望至极了。这个国家如何才能有一个清平的环境来重振国家的希望，知识精英们鼓足了为国家和民族前途声张的勇气用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来作了表达。他们公开地主张由社会自己的力量来开动振兴国家的步伐，而不再寄望于那些政治蠢虫们，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再代表民意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努力》杂志对那些只为自己名利勾心斗角的政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嘲讽，也对散若盘沙的社会发出了合力作为的呼吁。在他们眼里并没有什么政治正确之说，无论是军阀还是国父，只要是无耻的就一样地进行鞭挞，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敢于面对、勇于追求的勇气。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那一群人，“他（们）生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得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胡适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