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晓阳：我的1976，大地震、国丧、粉碎\'四人帮\'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0-07-29 00:52:43

作家简历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我的1976：大地震、国丧、粉碎"四人帮"

1976年4月中旬，我从乌鲁木齐回到北京。四·五事件刚被镇压，整个北京城沉闷压抑，谣诼交飞，人们有惶惶不可终日之感。

当天晚上，我妈妈跟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全是关于政治形势的：第一夫人如何，老人家如何，邓大人的事情，等等等等。这在我们母子之间还是第一次。自小到大，她从没给我讲过大道理。什么怎么做人、怎么要求进步、国家人民革命传统之类，更不是父母在家庭中使用的词汇。这晚的一席话，像在我灌满正统观念的脑袋里放了一颗炸弹，衷心震动，听呆了。

我贸然对她说：“我抽根烟行吗？”

“抽吧。”

一年前离开家时我还是个孩子，一年后回来，母亲把我当成了大人。我过去都是偷偷摸摸学坏抽着玩儿，自此，在我妈面前大大方方抽起烟来。

我是回来出差的。我们部队有很多出毛病的摩托车，可着整个新疆找不到更换的零件，多年如废铜烂铁一般堆在仓库。北京的供应在全国首屈一指，部队主管长官打起北京的主意，派我回来采购零件。

我认为这事简单，不就是修个摩托吗，又不是找火箭推进器！

前门外有一家销售汽车零件的门市部，我拿着采购单子就去了。门市部的老者把几张单子看了一遍，抬起头，像看外星人一样盯着我：“你想买这些零件？”“对，都是一些小零件吧？”“没有。”“是吗？有其中几种也行。”“一种也没有！”我傻了：“一种也……不会吧？您这儿不是……”老者转过身去，不理我了。“同志！”我叫道，“师傅！那哪儿能买到啊？”他头也不回斩钉截铁地说：“不知道！”

等到我四处碰壁简直走投无路时，才明白不是这位老者态度不好。小小的普通摩托车零件，还真是没有！新疆没有，北京也没有；军队没有，地方上也没有；在全国都是稀缺物资。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工厂还在，只是产量太低，需要上天入地托关系走后门穷尽所有社会关系，才能得到。

那时，又岂止是摩托车零件，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极度匮乏，都需要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搞到手。一斤猪肉，我也要去找并不特熟的初中同学胡斯基，他在北新桥副食店卖肉，要先打上招呼，副食店哪天进肉，他再通知我，我骑上半个小时自行车赶紧过去，这才有肉吃。用后来的话说：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习以为常，在今天，这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中学的一位老师神通广大，是不是为了摩托车零件我忘了，反正那期间我去过他家。他家以前有私产，可能是在运动中被没收了，现在租住在两间逼仄的楼房里，狭小拥挤。他喜欢鸟，在其中一间房里养了好几只，最名贵的一只鹦鹉，他说是印尼总统苏加诺送给周总理的，他由动物园借出来养着——“声色”不知道，“犬马”这类东西，他简直是爱死了。他家海外关系多，当时中美已互设联络处，他在美的亲戚要回大陆探亲访友。他父亲是知名人士，所以有关方面提出给他换个房子。他跟我说：“我就是不换！我就要让我们家亲戚看看我住的什么样儿！”

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

张朴在“三轧钢”热轧车间当工人，让我到工厂找他玩儿，请我喝厂里自制的盐汽水，又冰又爽。他小腿上斑斑点点有不少烫伤，还要经常干夜班，很辛苦，但他自己倒挺乐呵。

左起：我、张朴、“梭克尔”

他们车间有一个师傅，三十多岁，酷好文艺理论。有一次师傅在工作间隙看一本文艺评论集，看着看着，突然把书一摔，大叫一声：“严××，我就操你妈！”张朴早就嘲笑师傅看这种书，赶忙给他摩挲后背，安慰他：“师傅，息怒，息怒！谁让你看的？活该！”书里有一篇严某人的文章，大概是论述“三突出”（在所有人里，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里，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里，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创作原则的，师傅认为胡说八道，上了姓严的当，恨得咬牙切齿。

跟张朴同一班组的，还有一位叫小刘子，也应该三十出头了，是我的老邻居。在我是小屁孩时，他已是青工，家里养了十几只鸽子，站在房顶上一轰，扑棱棱腾空而起，满天空响起动人的哨音，牛逼大了。所以，他在胡同里一站，总有一圈儿人围着他，我是属于挤在圈儿外说不上话的，仰视着而已。他很早就搬了家，多年没见过。张朴告诉我说，他跟小刘子一提我，小刘子说：“小阳子呀，太熟了！”我真受宠若惊。可惜我去工厂那天，他没上班。

小刘子的父亲是国军战犯，中将军衔，辽沈战役中被俘，一直在东北服刑。他母亲后来与他父亲的副官结了婚，我小时候看见的，就是这个继父。他母亲是小学老师，骑一辆很旧的外国坤车，印象里永远穿着深色西服裙套装，收拾得整整齐齐，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成分不好，但她仪态严整，不卑不亢，在胡同里显得另类。

在张朴嘴里，小刘子是个赖叽叽、粘糊糊、不招人待见的人，车间里谁都爱挤兑他，谁挤兑他，他都满嘴犯贱，能跟人搅得昏天黑地。前一年，也就是1975年，特赦了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所有在押犯。他父亲也被特赦了，来到北京，连个住处也没有。他母亲和继父自然是不见，更不会收留。父亲希望儿子女儿能管管他。可小刘子和他姐姐谁也不管。小刘子连自己家的地址都不告诉父亲，父亲只好到“三轧钢”来找他。他父亲一来，他就开溜。老人经常在厂门外一蹲蹲一天。唯一对他感兴趣的，是张朴。

1975年，特赦战犯

张朴觉得他可怜，也蹲在墙根儿，与他聊天。问他是哪部分的，他说原本是张少帅的部下。问他军衔，他说中将阶级。问他今后想怎么办？老人唉声叹气，不发一语。我原来只知道小刘子出身不好，这么详细的情况，都是张朴告诉我的。可惜张朴后来离开了工厂，小刘子和他父亲的事情，就再没听说了。

这时，北京人对足球赛燃起了疯狂的热情，一有球赛，满城的自行车像洪水、像铁流，涌向工人体育场，在东长安街和建国门大街等接近工体的道路上，自行车遮没了机动车道，汽车根本无法挪动。通往工体的各路公交车，则成了弱肉强食的角斗场，只有身强力壮者才有挤上去的希望。在工体的各个入口处，都有大批等退票的人，其中就混有后来被称为“黄牛”的人。天生具有商业头脑的，不论处于多么严苛的环境中，总要施展他的才能。

有一天，我遇到了“三儿”，他问：“看球儿去吗？”“不爱看。”“咳去吧！热闹着哪！别人想找票还找不着呢。”于是我见到了这壮观的景象。

叫“三儿”的人很多，这位三儿有与众不同之处，所有人叫他的时候，都发第三声，很奇特。怎么来的？不知道。他住在苏州胡同东口，忘了是在哪个工厂当工人。他父亲在波兰、匈牙利等好几个大使馆当过厨师，手艺了得。我们的另一个朋友的父亲，与他父亲是同行，据三儿说，那位叔儿刀工好，一个馒头能切50多片。

那天是国际比赛，国家队对非洲某国的球队，所以开赛之前，要全体起立奏*国*歌。三儿伸头一看，说：“哟！小庄儿也来了。”我不明所以：“哪个小庄儿？”三儿指指对面：“则栋啊。”主席台上，庄则栋与外宾并肩肃立，精神焕发，看上去还是个青年人。他从一个运动员一步登上了国家体委主任的宝座，这个位子以前是老元帅、副总理贺龙坐的。老帅虽死，小庄犹嫩。他此时绝不会料到，球赛结束，再过仅仅三四个月，自己便会从这个位子上滚落下来，沦为阶下囚。

比赛开始了。我很吃惊，除了搞政治运动以外，我还从未见过中国人这么狂热。此前，新中国的人民都是内敛的、含蓄的、驯顺的、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在公共场合很少表露个性，即使是参加娱乐活动，也都整齐划一、僵硬拘谨。此刻，他们噢噢大叫，掌声、喝彩声、起哄架秧子的，此起彼伏，尽情宣泄被压抑的情绪。那时，我已是一个被规训的人，对这种气氛感到不适，觉得这像地痞流氓的作风；加之不懂足球，不能理解人们为何如此陶醉。

我母亲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工作。1966年七八月，运动刚开始，院长聂真被打倒，造反群众把我母亲也算做了聂真反（）集团的成员，揪出来批斗，还关了四十多天。1969年随单位下放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有一年她回北京探亲，探完亲说什么也不回去了。领导给她做工作，没用；军代表威胁说扣她工资，她说：“扣吧，你怎么扣的将来怎么还给我！”

她返京不归之后这一段日子，是如何艰难，我当时没留意，日后也没细问，现在永远不会知道了。记忆当中都是她坚强乐观的一面，比如：她每天早晨5点起床，从北京站坐无轨电车，到北海公园打太极拳，无论严寒酷暑，坚持了很多年。后来她跟我说：“有时候我也真不想去，但是硬逼着自己还是去了。”

这期间，她不断给毛+周+邓等写申诉信，要求给我父亲平反。有的信是放进邮筒寄的，有的是通过关系送上去的，还有的是直接去中（）海投递。投递有套路，她是由朋友（好像是林秉衡）指点才知道的，方法是：进府右街，走西侧（即那个海的西墙对面）的人行道，走到那个海的西门正对面，突然转身过马路，直奔西门而去，这时，自会有一位军官从门内走出来。把信交给军官，什么都不用说，军官也什么都不会问，收了信就闪进门去了。这个方法知道的人不多，送达的可能性最大。

当然，所有的信，都石沉大海了。整个大局不变，某个个人身上是不会发生奇迹的。

现在想：她当年肯定是希望我留在她身边，不远赴新疆当兵的（我由中学应征入伍），但她没有过丝毫的流露。我年少无知，心中只有自己，把她表面上的无保留支持，当了真。我高兴，她就高兴。她的痛苦辛酸，深埋在心底，千方百计不让我们知道。

从上年开始，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在押犯，也陆续释放了一些共产党老干部。聂真因牵扯“61人叛徒集团案”，1967年被逮捕，押在秦城监狱。在我这次回京前不久，关了8年的聂真也放出来了。我妈妈马上去看望了他。聂不仅是我母亲的老领导，与我父亲1938年初在豫北就认识了，关系很深。我父亲脾气怪，有一次朱老总来晋东南，聂真要去汇报工作，让我父亲也一起去，他却说什么都不去。在有的人，会把这当成接触总司令的一次机会，很正常；但在我父亲，不是工作必须就不爱社交。后来在另一个场合，他还对聂说过：“我不靠这个吃饭。”这些事，聂真到老了都没忘。解放后，我父亲鲜少与人来往，聂真什么时候跟人说起他来都说好（据魏震五）。母亲给我讲去聂家的情形说：“聂真看见我都哭了。”我当时只一听，多年后，在对母亲有了更深理解时，方才想到：妈妈那天肯定也哭了。

我出差回到北京，妈妈高兴坏了。洗手做羹汤，恨不得让我一口吃成胖子。那时候我很瘦，满脸青春痘，原来挑食，在新疆饿狠了，变成吃嘛嘛香。我多吃一口饭，她的欣慰就增加一分。可我还是只顾自己，成天上外头转悠，在家里，也是闷头看书，不懂得分担妈妈的操劳烦忧。

7月28日凌晨3点多，我从酣睡中醒来，听到妈妈在另一个房间喊我。睡得糊里糊涂，但意识到是出事了。我倒没害怕，还按部就班地穿裤子，下了地，这才感到地板像波浪一样起伏，房间左右晃摆不停。我朝屋门走，整个大地又上下跳动起来，屋架梁柱发出咔咔的响声，院子里闪过一道道蓝色地光，伴有闷雷似的隆隆地声。

但是很奇怪，我只有惊诧，没有灾难降临的恐惧。

跌跌撞撞穿过客厅，来到了母亲的房间，只听见她在叫我，却找不着人。我手把着门框循声望去，在写字台底下看到了她。她连外衣也没穿，蹲伏在桌下，大喊：“地震了！快过来！快过来！”我忽然觉得挺好笑，对她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可不钻桌子……”地声滚滚，淹没了我的声音。

强震渐渐停歇下来。我们胡乱穿了衣服，走到胡同里。胡同里全是人。邻居家一面山墙塌下来一块，据说砸到一个孩子的额头，不重。其他人都安好，房子也没大问题。但余震不断，谁都不敢再进屋了。

我家南边的地铁已经修通，地面填平，工地上空空旷旷，什么也没有。忽然之间，那里搭满了各家各户的地震棚。东西长安街两边、北京站前面的广场……凡是空地，都成了地震棚的世界。大的棚子可容几十人，小棚子仅一人一身，什么材料什么样式的都有。我家的是两张单人木板床拼在一起，床头床脚绑上竹竿，再用蚊帐和塑料布罩住。棚棚相挨，几无隐私可言，发生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我们周围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互相了解，患难中关系很好。

我和冷新根等几个朋友去广场上过了一夜。广场虽不准搭地震棚，但满是人。我们在东观礼台上找了个地方，打了一宿扑克牌，拱猪、争上游、打百分儿、信不信，无非这么几种。那时候还没有挂钱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怕地震，在地震棚里熬了几天，白天暴晒，晚上滂沱大雨，实在受罪。我不顾母亲劝阻，回屋里去睡了，让老太太这份儿担心哪！各种传言在北京城一波接一波散播着，什么动物园的老虎不睡觉啦、公马追母马啦、耗子出洞啦……全都是大地震的前兆。听说有个朋友也受不了了，对他父母说：“老虎睡不睡觉跟我有什么关系！”说罢回到他家在第八层的楼房里，死活不再出来。

防震是个持久战，天天寝食难安，老人身体堪忧。我送我妈去了上海，住在她的老乡和同学谷春桂家。上海比北京的政治空气稀薄多了，大家过着小日子，热衷大局面的人不多。我管谷叫老姨。老姨原来是中学校长，已退休，老姨父是上海地下党，圣约翰大学毕业的，曾经留美，解放后长期在大学里工作，他们也不大议论时局。我一个人在淮海路闲逛时，偶遇北京的朋友王言，他在上海有很多朋友，约着一块去游泳，男男女女的，嘎适意，嘎开心，与北京好像是两个世界。

我住了十几天，先回北京，后来我妈也回来了。我们住进家里，在每个床上都搭了一块木板，据说房子震塌的话，木板能抵挡一下。我看心理安抚大于实用。

林伯渠的女儿林利来我家住了几天。她也是刚从秦城出来的，孑然一身。上世纪五十年代，她在苏联时，第一夫人去苏联治病，二人成了好朋友，夫人跟她讲了很多自己的事情。回国后，还邀她到家里，把她介绍给毛主席。运动一开始，林利就被抓了起来，可能是夫人认为她知道的隐私太多了。她温和文雅，胖胖的，皮肤白皙，戴眼镜，说到某某，总是欲言又止，而对秦城的事情，一字不提。她姐姐林秉衡是我母亲的老友，住楼房，觉得还是平房更安全，所以让她来我家住。

9月9日那天，小亮到我家来了，坐着闲聊天。

我和小亮是世交。他一年前复员回来，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科学院热闹异常，邓大人起用胡耀邦、李昌主掌科学院，大刀阔斧搞整顿，人人称快。随着四五事件被镇压，邓大人被再次打倒，胡李又跟着倒了霉。但科学院的大部分人都拥护胡李、拥护邓大人，搞批判也搞不起来。小亮知道很多趣事，讲得津津有味。

大约下午4点，正聊着，忽听我家两道门乒乓一阵响，一个邻居闯了进来，慌乱地大喊：“晓阳，快开收音机……逝世了！”

我俩愣了，打开收音机，一阵哀乐传出。

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从古到今，英雄无数，但以一身之死生而使山河变色、天下摇动的，没有几个，毛主席是其中之一。我们正亲历这一重大的历史时刻。

我俩都有一种要出大事的预感，无心再聊。小亮起身回家，我说我跟他走一段，看看外面有什么动静没有。

邻院有一帮机关干部在干活儿，对震坏的房屋进行修缮。此时他们都坐在一片砖瓦上，低首蹙眉，一声不响。有的人抬眼看我们一下，又赶紧低下头。

我们坐上大1路，延长安街向西而行。广场上静悄悄的，眺望前方，落日西坠，天地昏黄，没有什么异常景象。

过了西单后，我和小亮道别，下车回家。

9月18日，举行追悼大会，电视台实况转播。我和母亲在家看电视转播，好像还有一两个十几岁的邻居来看。当主持人高喊“三鞠躬”时，母亲站起来，随着鞠躬，我们一看，也起立鞠躬。

据说，邻居有一位老干部在看转播时流了泪，对子女说：“我还是挺难过的，跟了他一辈子。”

当时我姐姐在房山当兵，提醒我：现在全军一级战备，你应该回部队吧？我马上去了海淀的通信兵部，打电话给我们部队负责此事的高团长，问他我是不是要归队？高团长说：战备嘛，各方面工作都要进行，你就在北京继续执行你的任务吧。

修摩托车的公干跑了几个月，在陷入绝望的时候，朋友小铁带来了转机。他的一个朋友的父亲是某军队汽车修理厂的厂长，小铁说朋友已经跟父亲讲了，让我直接去他父亲家联系。

我拎着几个哈密瓜，找到了厂长家。自报家门以后，介绍了一下情况，就不知该说什么了。瓜顺手放在椅子旁边。厂长话也不多，没问什么问题，也不看我，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我：“几辆啊？”我大着胆子说：“三辆。”厂长说：“运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