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至死未能化解（ZT）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0-08-01 20:20:46

沈从文与丁玲的恩怨

同时爱上瞿秋白的王剑虹与丁玲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夫妇是患难之交的挚友。胡也频和丁玲先后被捕后，沈从文都曾参与营救。几十年后，沈从文与丁玲之间却产生芥蒂，彼此不相往来。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究竟因何而起？ 

　　沈从文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23年冬天，他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一间陋室。此后几年中，他便成了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了。 

　　丁玲是1924年来到北京的，她希望投考大学，开始住在香山脚下，1925年3月，搬到西城辟才胡同的一间公寓里。在北京，她认识了也是流浪北京来的胡也频。他们同居了，住在西山碧云寺脚下的一个村子里，过着十分窘迫的生活。他们也曾住在沙滩附近的小公寓里，那里住着一些穷苦的大学生和流浪青年。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同沈从文相识的，由于他们都是衣食无着而又执著于文学事业的文学青年，大家患难与共，便很快成了挚友。 

　　在北京的那几年，丁玲和胡也频的生活是十分贫困的，住在远郊区的山村里，没有棉衣穿。挨饿是经常的。一次，胡也频的一个老同学来看他，当时，他手头只剩下了一元钱，他便把这一元钱全部为朋友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时常把好一点的衣物送进当铺换回几个钱。冬天很冷的时候，便整天在外边晒太阳，只到晚上才生一次火炉。天天吃菠菜面条。 

　　沈从文的生活条件似乎比丁玲、胡也频他们略好一点，他的稿费收入多些，又是单身一人。他还由梁启超介绍，到熊希龄办的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每月有微薄的收入。 

　　沈从文于1928年1月去了上海，春天，丁玲和胡也频也先后到了上海。在上海，他们之间的交往更多了，并且在一起办出版社，办刊物。

       沈从文向《京报》投稿，胡也频是该报文艺编辑，当时丁玲与胡也频虽住在一起，但未同居，听说沈“长得好看”，又是老乡，就和胡去见他。沈对丁的第一印象是“圆脸长眉大眼睛的女孩子”，虽偏胖，却姓丁。

      因房租便宜，三人均住在香山，丁玲与胡也频不善理财，生活靠丁母汇款接济，常为小事争吵，沈从文居间说和。为了谋生，丁玲曾给鲁迅写信求助，但她的字体极像沈从文，鲁迅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性戏耍他，由此产生误会。

       1926年，沈从文写了《呈小莎》一诗，称：“你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光明跟随在你身边：/男人在你跟前默默无言，/好像到上帝前虔诚一片——/在你后边举十字架的那个人，/默默看着十字架腐朽霉烂。”很多人认为“小莎”就是丁玲。

      1928年，丁玲因《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而红，鉴于北京文坛日渐萧条，丁玲等也决定南下上海。但因丁玲爱上了冯雪峰，丁、胡此时爆发了感情危机。

      丁玲曾想去日本留学，朋友推荐冯雪峰教她日语，冯雪峰“长得很丑”，而且穷，可两人一见钟情，惹得胡也频曾拳脚相向。但由于冯雪峰始终不向丁玲表白，再三犹豫后，丁玲还是选择了胡也频，两人从同住成为同居。

      在上海，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住在一个公寓，被小报炒作为“三角恋爱”，还说三人“大被同眠”。

    丁玲在《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中写到了他们三个人在上海的一些共同活动：

     1929年1月，胡也频父亲来上海，准备入股一家菜馆，但在胡也频劝说下，胡父改为支持儿子创业，投资1000元，月息3分。红黑出版社因而诞生。

     丁、胡、沈三人期望建立自己的事业，但他们都没有经营能力，且摊子铺得太大，一上来要出《红黑》、《人生》月刊，还有7本书。合作中，分歧渐渐显露出来，丁玲曾说：“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他（也频）是一个喜欢实际行动的人；不像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既反对统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

    《红黑》第8期组稿时，三人发生了冲突，因丁玲、胡也频坚持发《二月花》，这是一篇新人之作，反映了童工的惨况，沈从文坚决不同意，认为会“惹麻烦”。争执不下，只好散伙。其实散伙的真正原因是资金出了问题，杂志交书店发行，却收不回现金，《红黑》总共发过48篇文章，三人作品就占37篇，自然无法被读者认可。

     公司倒了，债还要还，沈从文给了300多元，胡也频只好去山东教书，全部工资也只有300多元，还差350元，是丁玲母亲给补上的。

　　胡也频和丁玲在上海也呆不下去了，因为办“红黑出版社”负了债，出版社垮了，为了还债，胡也频便一个人跑到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一个多月后，丁玲也去了济南。在济南，因为他们激烈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普罗文学，组织学生参加革命活动，受到了省政府的通缉，这才匆匆离开济南去青岛，几天后又从青岛去上海。在上海，他们参加了左联，胡也频还被选为左联的执行委员，担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的主席。丁玲写了小说《1930年春上海》，胡也频写出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不久，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常去参加一些秘密会议。

　　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走的已是两条不同的道路了。胡也频和丁玲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沈从文却是远离开政治，专事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但他们仍然是好朋友，他们还在继续着过去的友谊，倾心相与，互相帮助。

胡也频与丁玲

　　胡也频要到江西去，丁玲想把孩子送回湖南老家去。然而，意外的事情便在此时发生了。丁玲在1950年11月写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这样写道：

　　一月十七号了，也频要走的日子临近了。他最近常常去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机关接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着走。这天早晨，他告诉我要去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后就去从文那里借两块钱买挽联布送房东，要我等他吃午饭。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但中午他没有回来。下午从文来了，是来写挽联的。他告诉我也频十二点钟才从他那里出来，说好买了布就回来吃饭，并且约好他下午来写挽联。从文没有写挽联，我们无声地坐在房里等着。我没有地方可去，我不知道能够到哪里去找他。我抱着孩子，呆呆地望着窗外的灰色的天空。从文坐了一会走了。我还是只能静静地等着命运的拨弄。 

　　下午李达和王会悟把我接到他们家里去住，我不得不离开了万宜坊。第二天沈从文带了二百元给我，是郑振铎借给我的稿费，并且由郑振铎和陈望道署名写了一封信给邵力子，要我去找他。我只有一颗要救也频的心，没有什么办法，我决定去南京找邵力子。不知什么人介绍了一下可以出钱买的办法，我也去做，托了人去买，我又找了老闸捕房的律师，律师打听了向我说，人已经转到了公安局。我又去找公安局的律师，回信又说人已转在龙华司令部。…… 

胡也频与丁玲

　　天气很冷，飘着小小的雪花，我请沈从文陪我去看他。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上午，答应把送去的被子，换洗衣服交进去，人不准见。我们想了半天，又请求送十元钱进去，并要求能得到一张收条。这时铁门前探监的人都走完了。只剩我们两人。看守答应了。一会儿，我们听到里面有一阵人声，在两重铁栅门里的院子里走过了几个人，我什么也没有看清，沈从文却看见了一个熟识的影子，我们断定是也频出来领东西，写收条，于是聚精会神地等着，果然，我看见他了，我大声喊起来：“频！频！我在这里！”也频掉过头来，他也看见我了，他正要喊时，巡警又把他推走了。我对从文说：“你看他那样子多有精神啊！”他还穿那件海虎绒袍子，手放在衣衩子里，像把袍子撩起来，免得沾着泥一样。后来我才明白他手为什么是那样，因为他为着走路方便，是提着镣走的。他们一进去就都戴着镣。……我到家的时候，从文也来了，交给我一张黄色粗纸，上边是铅笔写的字，我一看就认出是也频的笔迹。我如获至宝，读下去，证实也频被捕了，他是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会的机关中被捕的。他的口供是随朋友去看朋友。他要我们安心，要我再转告组织，他是决不会投降的。他现住在老闸捕房。我紧紧握着这张纸，我能怎样呢？我向从文说：“我要设法救他，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 

　　二月七号夜晚，我和沈从文从南京搭夜车回来。沈从文是不懂政治的，他并不懂得陈立夫就是刽子手，他幻想国民党的宣传部长（那时是宣传部长）也许看他作家的面上，帮助另一个作家。我也太幼稚，不懂得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究居何等位置。沈从文回来告诉我，说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他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当时我虽不懂得这是假话，是套，但我从心里不爱听这句话，我说：“这是办不到的。也频也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我很后悔沈从文去找他，尤其是后来，对国民党更明白些后，觉得那时真愚昧，为什么在敌人的屠刀下，希望他的伸援！从文知道这事困难，也就不再说话。…… 

　　沈从文去找了邵洵美，把我又带了去，看见了一个像册子，里面有也频，还有柔石。也频穿着海虎绒袍子，没戴眼镜，是被捕后的照像。谁也没说什么，我更明白了，我回家就睡了。这天夜晚十二点的时候，沈从文又来了。他告诉我确实消息，是二月七号晚上牺牲的，就在龙华。我说：“嗯！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是为营救胡也频出过很多力的，他尽到了一个朋友应该尽的责任。 

胡也频丁玲与儿子蒋祖林1930年于上海

　　由丁玲本人记述的这些事，当然是可靠的。我们从其他方面也可看到沈从文营救胡也频的蛛丝马迹。如： 

　　1931年1月20日的胡适日记中说：“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所几处，拿了廿七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 

　　胡适1931年2月24日日记中附有蔡元培1931年2月20日给他的复信，信中说：“自京回沪，大驾已北上，不克恭送，甚歉。沈从文君到京，携有尊函，属营救胡也频君，弟曾为作两函，托张岳军设法，然至今尚未开释也。” 

　　1931年2月，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先住在李达、王会悟家中，后又搬到沈从文兄妹的住处，4月初，她向郑振铎借了2元的路费，由沈从文陪同回到湖南家中。丁玲只在家中住了三天，把孩子交给母亲抚养，她便又回上海了。沈从文兄妹随即就离开上海去了北方。 

1931年春，胡也频遇难后，沈从文（右一）护送丁玲（右二）母子回湖南，途径武昌时和陈西滢（左一）凌叔华（左二）夫妇合影

　　丁玲在环龙路租了三层楼上的一间小房子，独自过着寂寞，穷困的日子。她向党的组织要求去江西苏区，因为工作需要，她又被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 

　　正当丁玲处于寂寞孤寂中时，冯达走进了她的生活。冯达是个单身汉，没有恋爱过，他只是平平静静地工作。他原是史沫特莱女士的私人秘书，是左翼社会科学联盟的一个盟员，他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原有每月100元的丰厚收入，后来把职务辞掉，在党中央宣传部下属的工农通讯社工作，每月只拿15元生活费后来，丁玲便和冯达同居了。关于冯达其人，以及他们同居的经过，丁玲在《魍魉世界》里写道：

　　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因为从事秘密工作，为了迷惑敌人，他穿戴整齐，腋下常常夹几张外文报纸。他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有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的亭子间。这年十一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予家。沈起予住三楼，我们住二楼，每月我们给沈家廿元房租，和楼下的一家一同搭伙吃饭，每月给她廿元饭钱，并和他们共拥一个阿姨。“一·二八”后不久我们离开善钟路。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和工作安全的需要，我们东住几天，西住几天，经常搬家，最后搬到昆山花园。三个月后，即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被捕了。

　　丁玲被捕后，被解押到南京，被囚禁处先后换了几个地方，但那皆不是监狱，而是什么“旅馆”、“公馆”、“住所”之类的什么地方，过的虽不是监狱生活，但却是没有自由的囚禁地。敌人变换种种手段向她恐吓、诱降，徐恩曾、顾顺章、张道藩等都曾多次与她谈话。这其间，她曾想过种种办法，希图把消息送到组织那里，也想逃走，甚至还想到了自杀。她曾写信给沈从文。她在《魍魉世界》中写道：

　　这时，我写了一封信，是给沈从文的。在信里，拜托他在我死后请他看在也频的面上，照顾我的母亲和也频的孩子。这封信只是为了表明，我对国民党从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我将视死如归。为什么我写给沈从文呢？因为那时在我认识的故人中，只有他给予人的印象是属于胡适、陈西滢、徐志摩等一个派系的。以当时的社会地位，只有他不会因为人给他写信而受到连累。我更希望，也只希望从他那里透露出一点信息：让朋友们和同志们知道，我现在南京，我准备做最后的牺牲。自然，徐恩曾也要从我信的内容来了解我的内心思想，他怎么会把这封信真发出去呢。全国解放后，见到沈从文，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这封信，只说当时他无从打听我的消息。

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在苏州，1935年萧乾摄

　　在这篇回忆录中，谈及沈从文时，丁玲又写道：

　　第二步，我稍稍开了一点门。老朋友谭惕吾来看我了。当年她虽是国民党员，以国民党员的面貌来看我，却仍然保持着一九二四年时对我的纯真的爱护与关心。她告诉我，听说我被绑架后，她曾经四处打听我的消息；她明说国民党对我是不会宽容的，曾想杀我灭口。只是因为有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世界名人的援救，才没有敢动手。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1933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1929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204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们和我母亲住二层楼。1931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我同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十一天，即五月廿五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六月四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52号、53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主编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使我们很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六月一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他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是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他见我在一场大病后，身体没有复元，劝我做点事，弄点钱，养息身体。他说，如果我愿意的话，他可以向王世杰去说，请他帮忙。王世杰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我自然不会同意去国民党的教育部去做事，我谢绝了这番好意。

　　然而，事实是不是像丁玲所写的这样呢？丁玲对沈从文的这种印象，一方面来自她的感觉，另一方面是听别人的叙说。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在前面所引的丁玲的回忆录中，我们已知在丁玲被捕之后，事情的真相尚未公开之时，沈从文就写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加入了营救的阵营。在1994年12月由黄山书社影印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中，有1933年6月4日沈从文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这封信便是求胡适去营救丁玲的。兹将此信抄录如下：

　　这封信便是沈从文营救丁玲的一个实证。 

　　看来，还是在丁玲被囚禁在南京那个时候，她对沈从文就有了他“胆小怕事”、怕受牵连的看法，对于她这个曾与之患难与共的老朋友，在政治上、性格上都有自己的认识。虽然，在胡也频、丁玲先后被捕后，沈从文都曾真心实意地去营救，并且在生活上给与一些具体帮助。但丁玲还是觉得沈从文并不是自己同一营垒中的战友，也不是理想中的朋友。对于他在政治上和性格上的脆弱，她是看不上眼，有些鄙视的。而且她感到，他们之间在内心上已经产生了芥蒂。以后，随着岁月的流逝，丁玲走了坚定的革命道路，沈从文却仍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营垒中晃荡，他们之间也就越来隔膜了。 

　　全国解放后，丁玲从解放区来到北京，她此时已是文艺界的一位名人和领导了，而沈从文却正处于思想混乱、情感受到熬煎，心神不定，精神趋于崩溃之时，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感情皆有相当大的距离。走投无路的沈从文听说丁玲就住在离不远的地方，便去拜访这位老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