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啸天2020-10-29 09:58:12

第三节    中国的儒家封建神权统治官吏的作为

在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里,中国的一切财富和人口,从本质上言,都属于帝王。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的所有臣民,都是帝王的奴仆。从来就不是真正的“自由人”。帝王的一声令下,所有臣民都得绝对服从。所以秦始皇才能驱使数十万人修建长城和陵墓;隋炀帝才能役使数百万人挖掘大运河;毛泽东才能命令九千多万人大炼钢铁,亿万人开挖防空洞。

一、中国历朝历代政府官员的薪水。现代中国新儒家宣称,中国封建王朝的政府官员的薪水很低,不足以养家糊口,事实上怎样呢?
(一)、现代欧美官员的薪水。在现代欧美国家里,相当于中国镇、县一级的民选官员的薪水非常之低,仅仅只有一点交通补助费,根本不足以养活自己,一部分靠祖产度日,一部分靠打工维生,甚至有些地方民选官员居然靠领取救济金过日子。即使高级民选官员的薪水也不过中产阶级的收入罢了,国家政府首脑或总统的收入,也不过和中等收入的医生、律师、会计师相当;更不能与高收入的商人、私人公司的管理者、银行家、文艺工作者、体育明星、名医生、大律师相提并论。例如: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是美国的前百名“名律师”,他做律师的年收入是他做总统的年收入的几十倍。
(二)、孔子的金钱观。中国的所有财富,都从属于权力。儒家圣人孔子“罕言则”,“则”通“利”《史记·孔子》,其根本原因是追逐到权力,财富自然跟随而至,根本不需要刻意追求。孔子周游列国十四载,其目的就是为了追求权势。不论后世儒生如何美化孔子,把他们的祖师描绘成,追求实现“大同社会”的抱负理想的伟大圣人,但其实质是脱离不了“货与帝王家”的本意;而且孔子追求权势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简直是饥不择食。
而孔子最重要最有名的弟子——子贡,经商而致富,家财达到“千金”;孔子的声名也主要依靠子贡的传播而显耀;子贡所获取的权力也超过孔子:常相鲁卫《史记·货殖》。可是经商致富的子贡,在孔子的眼中,才能普通,仅以祭祀用的物品“瑚琏”来比喻子贡的才能《论语》。
现代中国人相互之间最常用的祝福语“升官发财”,饱含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意识的厚重性。此“祝福语”充分表明权力和财富相互依存联结,财富从属于权力,升官后,自然发财矣!
(三)、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薪水。中国历史上的官吏们的薪水很高,夏、商、周三朝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官吏们的生活水准,是远远超过“刍狗”。西汉最低一级的行政官员——县官,月薪是粟二十斛,钱二千。这笔月薪相当于当时中产阶级五家的总资产。唐朝时的官员薪水与西汉差不多,宋朝时最高,明清时最低,但可以肯定,县官的薪水收入远远超过“刍狗”。例如清朝时,在北京的候补官员(没有正式职位和工作,不干任何事,领干薪)的年薪水收入是一百多两白银,而当时北京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代人同堂的大家庭,不是现代意义的夫妻小家庭)的年总收入不过七、八十两白银。

二、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作为。中国的官吏们,领着皇帝发给他们的高额的薪水,命令和委托他们牧养帝王的“刍狗”,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又干了些什么事情呢?
(一)、“父母官”的职能。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行政体制中,县是最低一级地方政权,县官也是最低级的官员。但是县官的职责非常重要而繁杂。首先,帝王的政令,倚赖县官才能贯彻;其次,地方发生的大小事务,必须通过县官的报告,帝王才可能知晓。县官要“平赋税、听诉讼、兴教化、正风俗、祀神贡土、养老恤孤……”
因为县官所做的主要大事,是直接面对“刍狗”百姓,所以被“刍狗”们称之为“父母官”。而这种“父母”是儒家封建“父母”,是“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父母”。而且,县官的权力非常之大,他集“行政、司法、监察、财政、税收、教育”之权于一身,在该县内,他掌握着所有人的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不受任何制约。他可以让统治下的“刍狗”们魂飞魄散、家破人亡。所以这些所谓的“父母官”们,又被称作“灭门知县”和“破家县令”。
(二)、中国历朝历代官员的德行。“天下熙熙皆为利往,天下攘攘皆为利来”。饱读圣贤书的儒生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真正清廉的官吏极少,几乎不存在,绝对不超过十万分之一。贪婪的欲望是人类固有的本性之一,在不受任何制约的中国儒家各级封建神权占有者们,更是把这种贪婪的欲望,发扬光大到极限。
例如,清朝道光二十五年,朔平知府张集馨调任陕西督粮道,仅仅在北京的“别敬”就花了一万七千两白银。上任后,仅仅按例行的官场惯例——即“官场潜规则”,每年送给陕西巡抚林则徐,就有五千二百两白银,还不计算特别需求时的进贡费用。而林则徐可是中国历史上,被儒生们称颂的名臣。而当时居住在北京城的中产阶级家庭的总年收入,不过七、八十两白银。这些巨款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从“刍狗”们身上搜刮而来的!
(三)、中国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如何搜刮他们统治下的“刍狗”们呢?
A、“耗羡”。中华帝国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刍狗”们纳税完粮。从地方到中央,远距离运输,要耗损;收税的碎银子,需要铸成元宝,也会耗损。而户部收缴的钱粮,却要求足量。所以地方官员们要求“刍狗”们多缴纳这些所谓的耗损,称之为“耗羡”。而这些“耗羡”,是由地方官员们自我制定。
B、地方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强迫集资兴修水利工程、道路、桥梁……还有许多名目繁多的关卡等乱收费。这些搜刮剥削“刍狗”百姓的方法,现代中国仍然不停地重复着。在安徽省有一个穷县,居然征收“刍狗”们“污染环境的炊烟”税,这是世界上闻所未闻、绝无仅有的税收!(《中国农民调查》陈贵棣、春桃)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儒家封建神权的御用文人们,为了转移中国底层“刍狗”们,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沉重捐税的压力下,产生的愤怒的注意力,让“刍狗”们获得心理平衡,居然编造出澳大利亚可能要征收牛羊的“屁税”,理由是牛羊放的“屁”污染环境;甚至有共产党的御用媒体宣传说,澳大利亚已经在征收牛羊的“屁税”。事实上,澳大利亚政府对农牧业实行巨额财政补贴,对一头牛的每天财政补贴,超过现代中国普通“刍狗”的平均每天的饮食生活费(2005年)!如果真正有征收牛羊的“屁税”的这种闻所未闻的事件出现,澳大利亚的农牧民直接要闹翻天……
C、司法不公正,由于县官掌握着所辖县内的不受制约的司法大权,在民事诉讼中两边勒索,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直吃到双方家财已尽,才各打几十大板,草草了事;或者在刑事案件中严刑逼供,草菅人命,榨取钱财;甚至故意制造冤假错案,敲诈勒索。
我家乡有一个年迈的理发师(2002年),他家赖以为生的土地,被镇政府强行征收,却未支付一分钱的土地费用,无法生存,找镇政府理论,一直未有答复;后来发生语言冲突,便把他抓进县公安局的监狱里,以侮辱镇政府官员为名义,勒索1500元的赎身费,每天食宿费用100元,实际不到10元,多关一天,多交纳100元;期间还受到无数精神和肉体上的非人拷打和折磨:与狼狗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戏称为“与狼共舞”;被狼狗用舌头舔脸,戏称为“鬼洗脸”;强迫他用啤酒瓶插在肛门里,两脚举起,不准挨地,戏称为“火箭冲天”,被戴上脚镣手铐,用棍子从中间穿过,由其他犯人提溜起来,来回晃荡,美其名曰“荡秋千”……而他的同样老实巴交的老伴,只好到处借钱,甚至借高利贷,才把他赎回……(注:这是笔者亲身经历、亲耳所闻之事,绝非杜撰)
D、为县官服务的“三班六房”的胥吏、衙役等当然也会为自己谋取私利。他们利用手中微不足道的特权,拼命地压榨、掠夺“刍狗”们的财富。例如,判处杖刑的是县官,而执行杖刑的是衙役;打死或打活是掌握在衙役的手中。而且催收赋税、摊派徭役、管理市场、设置关卡、处理民事、捉拿人犯……这些具体事务,都是胥吏、衙役等的事,其中自然大有文章可做,大有油水可捞。而且,他们是代表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封建帝王最高神权,正大光明地进行敲诈勒索。例如,《儒林外史》中,在山东衮州府汶上县的“三班六房”中,班头李老爹的年收入,是一千多两白银。
“刍狗”们在这种不受制约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封建神权前,只能忍气吞声,除了不停地献出毛皮,甚至血肉;能够勉强保住小命,已经是万幸。呼唤和渴望清官便是“刍狗”们唯一的梦想;“包青天”的神话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如此,我们就明白现代中国的底层执法人员们的贪婪嘴脸,行事如此残忍、毫无人性,而令人恐怖。在内蒙古的一所监狱里,狱卒(监狱看守)简直把犯人当着摇钱树,他们借鉴《水浒传》中,打杀威棒的方法,榨取犯人们的钱财。无钱的穷犯人能够活着爬出那所监狱,已经是前几十代人修行的好结果。几年前,一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在无任何犯罪行为的情况下,被关进广东省的一所看守所里,被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而致死……这些事例不胜枚举,如果一一列举计算,恐怕需要中国制造的最先进的计算机才能存储和处理。而且这些披着合法土匪皮子的底层执法人员们,是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神权的执行者,中国“刍狗”们,只能在儒家封建神权的权杖下痛苦地呻吟!
(三)、基层官吏们不择手段地搜刮剥削压榨“刍狗”们的财富,到哪里去了呢?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进贡给上司。中国儒家封建神权的官吏们之间的等级森严,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下级对上级无任何监督的权利——这就是儒家思想文化意识的“仁”的核心思想之一。否则,就是“以下犯上、大逆不道”,轻则丢官,重则送命。儒家上级官吏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罚下级官吏,把他管辖下的所有人(包括管辖下的小官吏)视为“刍狗”。所以下级官吏“刍狗”们,被迫而必须给上级官吏们缴纳“保护费”,美其名曰“贿赂”,以保护他们自己的儒家封建神权最大利益——官位的保存和升迁不受影响或损害。中国儒家封建官场上,这种“保护费”种类繁多,不胜枚举。
而且,这种缴纳的官场“保护费”,应该至少是从“舜帝”始。舜处罚的“四凶”之一的饕餮“冒于货贿”《史记·五帝》。在严刑峻法的秦王朝,照样盛行,沛县令有好朋友,沛县中的大小官吏都去捧场送礼《史记·汉高祖》。在明清时代,下级官吏给上级官吏缴纳的“保护费”有比较详细的记载。这种缴纳的官场“保护费”有临时性和常规性两种。
A、常规性的大体上是冬季的“碳敬”和夏季的“冰敬”,“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上级官吏及其夫人),“保护费”的多少,由所任职的地方贫穷或富裕,和职位的肥差或苦差而不同。
B、临时性缴纳的“保护费”种类繁多,如上级来视察工作,要送“路费”,到上级衙门办事,要送“使费”或“部费”,还有给上级官吏的守门人送“门敬”,给上级官吏的随身仆人送“跟敬”,离开京城到地方任职,要送“别敬”。
C、更荒唐可笑的是,儒家封建最高神权掌握者——皇帝派遣到地方以“反腐倡廉”为目的的钦差大臣,各级地方政府不论是否涉案,都要集巨资(数万两白银),招待“反腐倡廉”的钦差大臣。
“腐败”是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的必然产物,是儒家帝王神权崇拜产生的高度集权制度的伴随品,也是极权独裁统治社会与生俱来的胎毒。现代中国的贪污腐败,只不过是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腐败文化的延续。而且,麻木不仁的中国“刍狗”们一直视“腐败”现象为正常的社会意识形态,即“腐败”的社会意识“合理化”。

三、“包青天”的神话故事。以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为主导的中国神权社会里,在权力浪尖上起舞的权贵者们,对底层“刍狗”而言,是无任何人性的,他们也不能存有任何人性。任何些微的人性,都是他们神权争夺的绊脚石。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神权崇拜的权力氛围里,任何些微的人性,足以毁灭他的一切而粉身碎骨。要想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权力网络中“混吃梁肉、混喝美酒”,对底层“刍狗”的善良与人性,只能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
官官相卫,是中国官场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对底层“刍狗”真正有善良和人性的好官,在张牙舞爪的儒家封建神权怪兽前,是软弱无力的中国“刍狗”的理想和幻觉,实际生活中根本不可能存在。在中国儒家封建神权文化的历史上,无论哪一个心存善良人性的权贵者,想为“刍狗”伸冤,他至少要了解被处罚的对象是什么背景,如果此人背景复杂,他肯定不会公正地维护“刍狗”的利益。
号称为中国古代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对待法律都持双重标准:失街亭时,他挥泪斩爱将马谡;却对同样不听指挥、违反军令的关羽、张飞网开一面。只因为后者是他的君主——蜀国最高封建帝王神权的掌握者:刘备的结拜兄弟。
即使家喻户晓的包文正,也仅不过是理想化的象征。在正史里,包文正仅仅审过牛舌案,而且仅仅是“刍狗”们之间的事情。据《宋史·包拯传》中,包文正对立皇太子具体是谁的皇家内部敏感之事,都不愿意过问,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所以“包公审郭槐”的皇家案件根本不可能。
可是中国“刍狗”从不吝啬对包文正的感激,应该是在儒家封建神权掌握者们为了自身的统治需要,而推波助澜之下的结果:小说、戏剧、评书中便充满他光辉灿烂的神化后的身影。这样可以给始终处于儒家封建神权奴役虐待下的中华民族的底层“刍狗”,以心灵上的寄托,让他们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
正如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大同社会一样,四千多年的中华民族历史,居然是建立和完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尧、舜、禹时期,即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晚期、奴隶社会的初期,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大同社会!
正如现代中国共产党神权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先进人物的典型,如河南兰考县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为兰考县的老百姓谋取了那么多的利益,号称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可是直到现在,兰考县仍然是中国的最贫穷的县之一,焦裕禄的丰功伟绩到何处去了呢?
所以“包青天”现象,仅仅是儒家封建神权占有者们,为了满足“刍狗”们的美好愿望,在儒家封建神权压榨下,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冤屈中,让无处申诉冤情的“刍狗”们寄托希望于虚幻……而制造的神话传说。
真正为“刍狗”们做点好事实事的有人性的儒家封建权贵者们,却在小说和戏剧中成为反面人物,作为罪该万死的反角,受到鞭打讽刺。如战国时代的商鞅,他让奴隶成为有一定的自由的农民,让底层的“刍狗”,有机会与上层贵族处于同等级别,甚至超越上层贵族。此是真正地为底层“刍狗”——奴隶改善他们艰难的处境,迈出一大步。可是小说《东周列国志》里,他成为罪大恶极者,说老百姓怨声载道,最终是抄家灭族、五马分尸于咸阳,老百姓争啖其肉……宋代王安石,他实际上取消封建权贵者们的部分特权,减轻农民负担。却被掌握着发言权的儒家小说家们,杜撰描绘成万恶不赦的罪恶化身。《警世通言》中,年近八十的老汉都不畏一死,必手刃王安石的头,刳其心肝而食,虽赴鼎锅刀锯,亦无恨;另一老农妇,把她所养的鸡猪都称作王安石;还有数百村农相聚,打算打杀王安石,分而食之……明朝的张居正,他的改革,也是实为减轻农民们的负担,取消剥夺权贵者们的部分特权。他本人虽未遭殃,却让他的后代承受,同样抄家,几乎灭族……
中国共产党开国元勋彭德怀,为了“刍狗”们的切身利益,给毛泽东上“万言书”,其遭遇之惨,令所有具有人性者,都会扼腕叹息;而且,彭德怀却接受到当时几乎所有中国“刍狗”们的批斗……
所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极有人性的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儒家封建神权网络中根本无容身之地,只能辞官回家卖红薯(卖字画)为生,穷困潦倒而终。郑板桥还是处于清朝的号称为乾隆盛世的初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有名的开明时期,是儒生们不遗余力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粉饰太平、鸿笔丽藻的盛世时期,他仅仅因为赈济灾民得罪豪绅而去职……

四、中国儒家封建神权网络。每当中国建立一个新王朝以后,总会形成一个皇族,除一人当皇帝外,其他皇族成员也要求分沾利益,大家才能尽可能地压抑自己,不争夺帝位,忠心地凝聚在朝廷这个中心,这就形成皇族的特权;开国功臣,封官是一个办法,为了使这一批人以及整个阶层,永远成为政权的支柱,必须给他们更大更长远的利益,所以这些权贵者们的后代,不必经过考试,理所当然地做某一级别的官,这就形成世袭贵族的特权;不遗余力地维护封建帝王神权、封建思想礼教和封建社会秩序的儒生们,自然也要分享神权,这就构成儒士豪绅特权阶层。
如此以来,构成权力的遗传,构成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形成各种特权阶层,不同层次的阶层有不同的特权利益,而且各种特权互相纠结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式的特权网络,帝王神权就被供奉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各层特权阶层保持各自的特权利益,痛苦的只是底层无依无靠、无权无势的“刍狗”!而且,政府必须每年为特权阶级的后代们,安排很多职位,日积月累,形成政府中大量的冗员,导致工作上相互推诿扯皮,办事效率低下,唯一积极而高效率的是对“刍狗”们进行掠夺、搜刮、敲诈、勒索……如此就知道,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官僚机构臃肿,政府也妄想进行机构精简,可是越精简越庞大,越精简越臃肿的根本原因……

五、儒家思想文化的“做官术”。孔子教导弟子如何做官:“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学干禄》其大意是:做官的人,要把可怀疑困难的地方避开,谨慎地说出简单的事情,就能少犯错误;把危险艰难的事情避开,就能减少后悔。加官进爵自在其中……
如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共官僚体系中,那些整天无所事事,只会溜须拍马的庸碌之辈,反而得到重用的根本原因。此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儒家思想文明意识的必然产物。
如果从心里学角度分析,在充满血腥的儒家封建神权争夺的社会里,神权占有者们,当然不希望下属比自己更加聪明能干,以对自己的权力构成威胁或潜在威胁;何况在儒家封建官僚体系中,下级必须绝对地服从上级的任何指示命令,绝对禁止“以下犯上”。所以,在儒家封建神权体系中,只要拥有溜须拍马的才能,便可以在儒家官僚体系中游刃有余,其它所谓的才能智慧都毫无用处。如此,就能明白在现代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外行领导内行,而且外行具有决策权的根本原因。也会明白在中国官僚体系中工作效率低下,官员们相互推诿扯皮的根本原因。

六、中国式的改革。当儒家封建神权的特权网络肆无忌惮地侵犯“刍狗”们的利益,底层“刍狗”们的民心逐渐离弃王朝,发动各式各样的抗争运动,形成王朝的统治基础不稳定之时,明智的封建神权最高掌握者——帝王,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压抑或取消特权阶级的部分特权,为底层“刍狗”施舍部分人性。
然而势必触动各层权贵者们的既得利益,势必激起权贵者们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儒士豪绅阶层,他们的圣人——孔子极端鄙视底层从事农业劳动的“刍狗”,又为了拍他们直接上司——封建皇族和贵族的马屁,更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不受损害。根据历史经验证明:改朝换代对儒士豪绅阶层的冲击并不很大,几乎无影响。儒生们在所谓的维护传统的幌子下,根本无视底层“刍狗”们的生死存亡,“大同”社会仅仅是他们的一句挂在嘴上的虚无缥缈的口号。反对改革新政的派别中,以儒生们的反对势力最强大,声音最响亮。
所以,明朝有些微人性的改革家张居正,废除儒生议政,不让他们空发无用有害的议论。事实上,在毛王朝时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亲自推动的红卫兵之间的、对社会思想文化意识根本无用的派系大辩论,就是历代儒生空发议论的遗存。
当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利益,而强烈反对改革,就可能立即动摇最高封建神权掌握者——帝王的统治基础,所以皇帝只能妥协。虽然从长远利益而言,压抑或取消权贵者们的部分特权,有利于皇族的长期统治。当帝王的个人统治受到威胁时,只能处罚有人性的改革者!
西汉时晁错,为了维护帝王的统治,实施改革;晁错的父亲责问他,“上初即位,公为政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汉景帝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袁盎、晁错》所以古话说,“变古乱常,不死则亡”。
所以,当胡耀邦和赵紫阳想进行政治制度深化改革,即政治民主改革,可能动摇共产党神权独裁统治的基础,即邓小平的个人封建最高神权时,以邓力群为首的所谓极左派反对最为激烈。而这些反对最激烈的极左派人士,正是以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为幌子,竭尽所能地维护中共封建神权的儒家正宗传人,他们和毛王朝时代,竭尽所能地维护毛泽东的个人封建神权的那帮人,无任何不同。当然,都是以共产主义革命的彩衣,掩盖维护儒家封建神权崇拜和争夺神权利益的实质。

附记:陈平。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史记·陈丞相》。
陈平最终成为西汉初期的贤相,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名臣,他是以“帝王屠刀”来宰割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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