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活着的我不是我——叶文福访谈》 自信笑谈2021-01-30 16:57:21
常乐侠
《将军，不能这样做》（又名《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以下简称《将军》）无疑是一首好诗，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地的腐败妖风初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它掀开了尚处于羞羞答答状态的腐败的盖头。（《将军》诗请见链接：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9&id=16477）
诗的作者叶文福（以下简称“叶”）无疑也是一位不仅具有洞察力而且兼具才华的诗人，否则也不可能在后来那个渗透于整个神州的腐败刚刚开始“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时，就敏锐而激情地写出那么一首针砭时弊传颂一时的好诗来。
叶文福接受中国诗歌流派网独家访谈：《活着的我不是我》
截至读到《活着的我不是我——叶文福访谈》（以下简称《访谈》）之前，叶其诗、其人一直留给我上述的良好印象。不幸，这样的印象在读了该篇访谈之后戛然而止、彻底反转。（《活着的我不是我——叶文福访谈》原文请见链接：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5058 ）
《访谈》很长。读完全篇访谈，令我对叶倒足胃口。原因归结于如下三点：
抬高自己：极度膨胀，嚣喧张狂
《访谈》刚开篇叶就向读者描绘出一幅其《将军》诗发表后如何被一系列报刊竞相转载的“盛况”。紧接着就自我陶醉了：
“这种状况是中国诗前无古人到目前是后无来者的，这是中国诗第一次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了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注：本文所有斜体字均为引述叶的原文）
好家伙！叶毫不谦逊地把自己的这首《将军》诗抬高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新高度，着实令人敬佩他的野心、勇气和想象力——或许还有无知？我只是想在这里弱弱地问一句：光凭着自己的手揪着顶上那几撮头发，真的就能够登月了么？
我是从《将军》一诗发表的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对于当时该诗发表后的社会效应还是有一点记忆的：若说产生过一点影响或许符合事实，要说引发了社会轰动绝对言过其实。本文开篇的两段对于其诗其人的印象，就是从那时的记忆留存下来的。我深信：任何评价只要恰如其分，都能得到历史的认可和记载。然而，一旦评价尤其是自我标榜超出了实际应有的高度，最终只能走向事物的反面，从失去事实支撑的高处跌碎在地上。
到底叶的《将军》诗在“中国诗”中是否具有他自我标榜的那种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地位，我深深感到疑惑。于是我上网查询了相关的信息，发现结果远非如同叶所自我吹嘘的那般傲视同侪。
诗坛上影响力至今仍然炽热不减当年的古人自不必说，那可是一系列汗牛充栋的名册。他们的声望和成就历经时光的磨洗至今如雷贯耳，远非叶所可比肩，何来前无古人？即便历数现、当代的诗人，许多也是叶所望尘莫及的。查“新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首诗词”中，依次为毛泽东的《浪淘沙﹒北戴河》、陈毅的《青松》、朱德的《咏兰》、臧克家的《老黄牛》、叶剑英的《八十抒怀》、刘征的《临江仙﹒北海公园重新开放，园中散步》和《念奴娇﹒追思焦裕禄》、刘章的《山行》、马凯的《山坡羊﹒自在行》、叶嘉莹的《七绝》。即使认为评价这十首诗的政治意味太强，那么列名于“中国新诗十大代表诗人”的则是徐志摩、冯至、戴望舒、艾青、余光中、席慕容、食指、北岛、舒婷、顾城。另一“当代十大诗人排名”依序是胡适（代表作《希望》）、艾青（代表作《我爱这土地》）、徐志摩（代表作《再别康桥》）、海子（代表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洛夫（代表作《烟之外》）、易白（代表作《种子的选择》）、北岛（代表作《回答》）、汪国真和舒婷（并列第八，汪代表作《热爱生命》，舒代表作《双轨船》）、席慕容（代表作《无怨的青春》）、食指（代表作《相信未来》）。如果搜寻“影响最广的十首中国现代诗”，则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余光中的《乡愁》、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顾城的《一代人》、北岛的《回答》、卞之琳的《断章》、郑愁予的《错误》、舒婷的《致橡树》和汪国真的《热爱生命》。还有其他许多针砭时弊卓有成就的一大批诗人群体无法一一道来，他们本来都有资格列名于上面各种排名之中的。我努力从各种标准评定出来的诗人排名中，试图寻找出叶的大名，非常遗憾，没有。或许在叶的心目中，以上排名都不屑一顾，只有他自己才是宇宙第一。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诗歌是给人看的。没有作者之外的人欣赏并做出评价和排名，第一无非就是单一，没人在乎。当然，我也不认为当代诗坛史不该给叶留下一席之地，哪怕在犄角旮旯留个名位也不属过分。只是一个诗坛上的匆匆过客，如此自抬身价的确实罕见，也堪称可笑。
1945年当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应柳亚子先生之请，初次发表他的《沁园春﹒雪》时，确实引起过旋风般的社会轰动。一时之间，传颂的、评论的、考证的、抨击的文章占据了几乎所有纸质媒体的版面。重庆的国民党宣传部门还发动了一场竞相仿效的填词运动，试图将毛的《沁园春﹒雪》从气势上、艺术上比下去。可是不比还好，越比越凸显出了毛主席原作的无可超越和强大影响力来。最后当局只得甘拜下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恕我孤陋寡闻，这是我所知道因为一首诗（词）引起社会轰动的唯一一次，我不知道还有谁因发表哪一首诗（词）引出的涟漪竟超出过这一次的？叶先生总不会认为自己的诗发表后的轰动超出了《沁园春﹒雪》吧？
中国诗坛从历史到现实这好一派枝繁叶茂的盛景，怎么到了叶的嘴里却只剩一片荒芜之地（“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是荒芜，还奢谈什么文学呢？”），好像只拜他叶文福的文才宏思才成就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枝独苗？
前不久网络流行一种“凡尔赛体”文学，大致是先拿出某种得到大家认可的参照物（譬如高贵驰名之类）将自己置身其中加以对比，以先抑后扬、明贬暗褒的手法从中炫耀自身优越的一种伎俩。叶也精于此道，只是少了矫揉造作，上来直接就是踩着别人攀高自拔。为了标榜其文学地位，他故弄玄虚抬出历史巨匠与自己做了如下的褒贬对比。看看他是怎样吹嘘自己的：
“无独有偶，在北师大讲演的有两个人：鲁迅和我。几十年间，不断有人挑衅地问我，你觉得你在北师大的讲演比鲁迅的讲演如何？我也就不假思索地迎着挑衅而答：我肯定讲得比他不知好多少倍。他的讲演只不过引起一些研究者的雅兴，而我的讲演惊动了最高统治者，逼得他不得不对我痛下杀手。”
在自鸣得意中，还不忘踩别人一脚：
“讲的过程中，人越来越多，讲演完了挤得教授们站都站不起来。连着两天讲演两次，每次都是4个小时。我当然比鲁迅讲的好得多。”
“鲁迅和我”站在同一讲台演讲，“我当然比鲁迅讲的好得多”：这“无独有偶”仿佛不是叶沾了鲁迅的光，反倒像鲁迅亏欠了他似的。这种“凡尔赛体”的隐晦对比和公然标榜，难免让人产生一种语境上的错觉：似乎历史上在北师大曾经演讲过的巨匠大师只有鲁迅和他“两个人”（大概他如此对比就自以为算得上是文学巨匠诗坛大师了？）。以叶的文化水平，应知这“有两个人”四字表达出的含义实在模糊：是“曾有”、“其中有”还是“只有”？他刻意耍了一个欲扬故隐的把戏：一般人很难不将卡在叶喉咙中那个像浓痰一样没有咳出来的“只”字与“有”发生联想。计鲁迅1932年北师大演讲到叶1981年北师大演讲，中间历时四十九年。我没有详查过其间有多少名人到过北师大演讲，相信那个数字至少应该在三位数，两位数都算趋于保守了，更何况只有鲁迅和叶“两个人”乎？叶忽略其他演讲者而独独拿鲁迅与他齐肩比照，细细品味有点意思：能和文豪鲁迅处于同一层次或者同等待遇上，已属难得；更其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他叶文福还将赫赫有名的大文豪鲁迅都比了下去，而且居然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地“比他不知好多少倍”！这话说得何其飘渺而轻巧啊！
如此对比，足见叶也未能免俗地趋炎于名人效应，处处企图踩着名人的肩膀向上攀爬。瞬间，叶就将那位前央视记者芮成钢说的“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秒杀了，只是其手法、其人格、其境界更嫌拙劣罢了。
叶并不满足于踩着鲁迅和调侃那些听他演讲后“站都站不起来”的教授们来为自己登峰造势，仍继续自我膨胀地做了如下的描述：
“我的讲演一有思想，二有学问，三有信仰，四有语言，五有激情，六有节奏，七讲究身段。怎么能不成功呢？讲完之后，大学生在街上游行，挽着手哭着喊‘叶文福万岁！我们要见叶文福！’把警察都吓坏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舍我其谁数第一？怪不得能令听众着魔般既哭又喊高呼着“叶文福万岁”的口号满大街地游行呢。据说同样的口号还出现过一次：
“1981年，有一次我朗诵《祖国啊，我要燃烧》，朗诵完之后，殷之光激动得满脸是泪水，连鼻涕都流出来了。他扯起嗓子喊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口号：‘叶文福万岁！’”
不知读者看到这里是何反应？我读了上面两段实在肉麻之至的描述，真心忍不住笑喷出来：真是大言不惭的无耻新境界啊！我难以考究这些只有在虚构的马屁文学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之真实性，也不知那些涉事其中又哭又叫的北师大学生、“站都站不起来”的教授、“吓坏了”的警察乃至涕泗交下的殷之光先生是否愿意确认如此不堪的描述。即便是写真纪实，亦属愚昧媚俗，与沉湎于形味描绘排泄物几无差别，绝不值得当事人如此自奉高光实则出乖露丑。叶丝毫不思避嫌地借用他人之口喊出“叶文福万岁”这样无脑无聊无耻的口号，竟连一点点自惭形秽的廉耻心都没有，还一再津津乐道于细枝末节的描述，叶诗人那副隐藏在肺腑深处的丑陋龌龊一经勾连即起涟漪的得意忘形趾高气昂之心态，怎能不令读者反胃作呕？
嘲弄读者：解析标题
回到标题的含义上来。“活着的我不是我”，那么谁才是“我”呢？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白马非马”来。可惜，叶文福不是公孙龙，“活我非我”不是“白马非马”，虽然他的标题看似玄虚，却谈不上什么哲学深度。
按照字面逻辑推理，既然“活着的我不是我”，则很难不让人做出“死了的我才是我”的判断。为什么叶会如是说？是因为“棺不盖论不定”么？是因为活着的时候，“我”是会变化的，昨天的想法与今天的想法不一样，今天的我否定了昨天的我，将来的我再否定今天的我，思想始终处于飘忽不定的变化状态之中？
对于标题，叶是这样自述的：
借用代数表示即：A≠B，A＝C。将原话代入后得出：
活着的我是我的民族的真实；我不是我的民族的真实。
那么，什么是“我的民族的真实”呢？颇为费解。不过，从叶论述他的诗与民族的关系中，我们还是可以窥见一些端倪的。《访谈》标题下，叶谈的都是他的诗，以及诗与民族的关系。可见标题与诗作、与民族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且先看叶怎么谈他的诗与民族：
“36年过去，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包括许多朋友，包括许多正面的评论家和反面的小丑，包括许多赞扬者，至今还在说这首诗是所谓反腐第一枪云云。这个民族的浅薄使我心寒犹彻，这个民族的无耻更使我不寒而栗。”
“36年过去，置身于这个无知的民族，在这个野蛮残酷荒芜的年代，我面对的是这里的聪明的和愚昧的人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故意读不懂我的诗，说我的诗是反腐的利器，要以它为他们认可的政治服务。”
“我的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是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对文学有一点常识的人都应该懂得，在这首诗中，所谓反腐，不过是进入主题的切口。”
这里，叶以四个词、八个字概括了“我的民族的真实”：浅薄，无耻，无知，愚昧。在叶眼里，这个民族多么不济、多么无可救药啊！
看了《访谈》之后，所有曾经读过《将军》诗的人都难免会问一个问题：这首诗的主题除了“反腐”之外，是否还隐藏着一个更加深邃的什么其他主题？或者是否像叶所说的那样它并非是一首“反腐”诗？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不过是通过“反腐”的切口更深入到某个层面批判这个社会？我认真地一再拜读《将军》诗，力求在字里行间发现、挖掘比“反腐”这一主题更深刻的一些蛛丝马迹来。可惜我的思维拙钝，竭尽搜索之能竟毫无所获。
我实在是看不明白：在诗中，明明是赞颂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明明是讴歌“我们解放了”的新中国，明明是以入党誓言和无产阶级本色为位高权重的腐败高官敲响警钟，明明是以周总理的高风亮节对比腐败高官的自私卑鄙，明明是以饱含对于四个现代化的期待去痛斥社会蛀虫的侵蚀。试问：诗中有哪一字、哪一句暗含了通过“反腐”这一道切口，深入到那所谓的虚无主题？哪一行、哪一段发出了“对这一场所谓革命的性质的拷问”？我看不出来，我的朋友们看不出来，乃至我所置身于其中并且为之骄傲、叶置身于其中却为之心寒的民族看不出来。我们原来都自认为已经读懂并欣赏的这首《将军》诗，现在在叶嘴里居然是所有读者乃至整个民族都未曾消化、未曾读懂！这一切叶不仅没有归咎于自己的辞不达意、文不对题——如果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由“反腐”切入的主题的话——反而却归咎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浅薄”、“无耻”、“无知”和“愚昧”所致！
在整个《访谈》中，叶遮遮掩掩、故作神秘地回避和盘托出他《将军》诗中所谓通过“反腐”切入的那个主题到底是什么，因为“要一个作者去解释诗的主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忍受的痛苦”。到底令他痛苦的那个“主题”是什么？为什么他对自己坚称存在《将军》诗中的那个“主题”讳莫如深？难道诗作者自己并不希望读者通过读诗触及到他所谓的“主题”？难道诗的主题一定要晦涩到难以消化、难以读懂才算是好诗么？按照中国“诗言志”的传统，如果整个民族都没有谁能够通过《将军》诗的“反腐”表象切入到那个高难深邃的主题，都不能按照作者自己的“志”（意境或主题）去“消化”、“读懂”这首诗，那我只能做出如下推理：
1、从作者的角度看，假设作者主观上确实存在所谓通过“反腐”而切入的另一深邃“主题”，但客观上却没有能够向整个民族哪怕是一个人传达出其志所言为何，那么作者应该严重怀疑自己的作品是个好作品而非否定整个民族才是。偏偏作者对于作品自鸣得意还不吝篇幅津津乐道于一时的“轰动”，即无异于否定了那个实际上不存在、也难怪读者读不懂的主题。
2、从读者的角度看，即使作者存在着那个无人可及的“主题”，在所有读者都误读了作者主题的情况下却正好迎合了读者或曰时代的胃口，大家都因误读而众口一词地说它是好作品，那也一定是作者表错了什么情，而不应去指责读者的脑子都灌了水无法消化无法读懂，更不应无理指责我们的民族。
3、在下以为，最大的可能性是：作者在写作时确实是以“反腐”作为作品的中心主题而无涉其他，作品又恰恰较为完美地表现了这一主题，读者也准确地把握和读懂了这一主题。这本来是诗创作的最高意境。不幸，作者其后改变了什么（在叶而言，很可能是改变了立场），并且将他改变后的某些东西硬是说成了原来不曾存在过的主题。这就很难怪“这个民族至今没有消化这首诗，也就是说，没有读懂这首诗”了。这不应该是民族的或者是任何其他人的错，而是作者自己的错，错在活在当下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写《将军》诗的“我”、而是蜕变了的“我”。
这就像一个本来具有正常口味的厨师炒出了一盘色香味俱佳的招牌菜，大家吃了赞誉有加。谁知后来厨师口味改变为只嗜好生蛆，又吝于遗弃原来招牌菜的知名度，于是坚称那道招牌菜的色香味只是一道切口，只有从中品出生蛆的味道才算是吃出了真正的精髓。
从“反腐的主题不是主题”到“活着的我不是我”，两者之间好像还真的存在着某种不可割舍的内在联系。上述对于《将军》诗客观主题与作者自己所言那个主观主题之间存在严重矛盾的推理，是否有助于读者对《访谈》标题“活着的我不是我”的理解？请大家判断。
玷污民族、抹黑体制
《访谈》中叶有多处宣泄他对中华民族的积怨和玷污。除了已经引述过的那些段落之外，再举几例：
“是的，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
“我以为我无私的英勇姿态激励了我的民族，定会在全国出现我祈望的强烈反响——这个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训了我。”
“中华民族是一个靠说假话生存的民族，这个讲话有许多在中国是不合时宜的，但幸好，我说的是几十年前的事。”
“我以在中国诗坛活动四十多年的体会无情地回答您：当代中国没有文学评论家！”
什么意思？从以上引述不难看出，叶认为中华民族正处于不幸之中，原因在于“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个民族本应以“我祈望的强烈反响”回应“我无私的英勇姿态”，不幸“这个民族的麻木再一次教训了我”；这个民族“靠说假话生存”。综述这个民族“不认识我”、“麻木”和“说假话”诸缺陷，令“我”不入法眼壮志难酬，所以“当代中国没有文学评论家”！
很清楚：叶对中华民族积怨甚深，源于他认为这个民族没有真正认识他、理解他、按照他的祈望做出强烈反响。进而可以看出，在民族与个人的关系中，叶认为自己的个人地位远高于整个民族的地位，这个民族的引领者、大英雄非他莫属。这是我对以上引述段落的理解。如果我的理解无误，下面的质疑就不属多余：
我甚为不屑叶竟公然发出“这个民族至今不认识我。这不是我的不幸，是我的民族的不幸”这种对于中华民族大为不敬的张狂喧嚣。请问：你凭什么大德大能大才值得这个民族去以认识你为民族之幸？是这个民族正在承受着无尽的剥削、压迫，一直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靠追求你的指点迷津才有望获得独立解放？还是这个民族顽愚拙钝，靠感知你的大德大能才有望生出聪明才智？是这个民族羸弱可欺，靠受惠于你的英勇无畏流血牺牲才有望受到尊重敬畏？还是这个民族自甘腐败堕落，靠受益于你的无私奉献才有望走向清正廉洁？是这个民族偏爱自缚自虐的封建专制（叶对封建专制的叙述见后），靠接受你的奔放思想才有望享受平等自由？还是这个民族未曾进化仍滞于茹毛饮血，靠等候你的发明创造才有望步入现代文明？看来，叶仍然痴迷于将“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奉为神明，只是那个人不叫“仲尼”，叫“叶文福”而已。
对于《将军》诗曾热情讴歌的新社会建立起来的体制，叶在《访谈》中做了新的解读：
“回望中华民族的历史，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是以我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这个时代的中国人，不去考求历史的得失，不去彻底铲除生长腐败的土壤，反腐根本没用，或者说只是制造一个口号，来迷惑这个极易满足的人人都自以为聪明的愚昧民族而已。”
“中华民族之弱，弱在哪里？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弱就弱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造出来的专制文化，彻底摧毁了这个民族的正常人性心理。”
叶一边宣称“对所谓反腐根本没兴趣”，一边却兴趣盎然地大谈特谈自己以反腐为主题的《将军》诗；称自己作品的主题不是反腐，却让人完全看不出除了反腐之外还有什么其他主题；明明他自夸《将军》诗“是中国诗第一次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了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其“适时”二字已经充分肯定“中国病态社会”肇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否则何来“适时”？叶之前的作品对时代多有歌颂从未涉及反腐，就证明他的这首反腐诗确实适时而生。这里，他扯出另一个与其作品几乎没有任何联系的反封建专制，而且是所谓“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似乎这种专制在他讴歌过的“解放了”、“周总理庄严宣告的四个现代化”和“今天新的长征”都未曾中断。按照叶的认知，如果这种专制几千年一直延续，“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那么腐败应该早在“解放了”的新社会就始终“孪生”着。何以他之前不曾“适时而准确地点中”“中国病态社会的死穴”，反要拖到三十年后才来写这一并不“适时”的反腐诗？不合逻辑啊！
详查叶的成长轨迹，看得出他曾经属于伴随着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而受益的那一代人。照理，他身上应该具有与那一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是的，他曾经有过，而且直到《将军》诗发表时，还能看出他仍然具有这一与时代、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特点。然而自此之后，从《访谈》中可以感受到他经历了一些打击和挫折——毫不奇怪，人生中有时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挫折和打击。大概从这时起，叶对社会、对民族开始产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疏离感和抱怨情绪，认为他所遇到的不平不公对待，都是社会、体制和民族强加给他的。由是，在他心中逐渐生出一种对社会、对体制、对民族的怨恨来。
我们不妨从《将军》诗开始分析叶的思想变化。
很明显直至写《将军》诗的时候，叶仍然发自内心地讴歌新中国的体制、歌颂现代革命历史的丰功伟绩（长征、解放），对七十年代末刚露头角的腐败现象表达了深恶痛绝的强烈情怀。任何人读了叶的《将军》诗，都不会怀疑作者歌颂新社会的真诚、抨击体制内腐败现象的愤慨，都不会否认作者在维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与破坏这一事业的腐败之间所持泾渭分明的立场，更无法品出在“反腐”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主题。在经历了《将军》诗发表后来自于体制内部、当权高层的打压后，叶对于“反腐”的初衷明显有所改观。他不仅看不清自己所受到的打压正是来自于侵蚀体制的腐败后盾——资本主义当权势力，反误认为是社会主义体制本身产生了腐败，进而消磨了反腐的斗志，产生出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体制的立场。
尽管叶在《访谈》中回避了《将军》诗的主题到底是什么，这里似乎和盘托出了他极力想要掩盖或者说是极力想要强塞进去的那个“主题”：反封建专制。
现在回头再品味《将军》诗，除了“反腐”之外，恐怕也难以找出反封建专制的一毫一毛蛛丝马迹。
“封建专制有多长，腐败就有多长，腐败与专制是孪生子”，以叶的观点推论：则西方的“民主”体制理论上应该杜绝了腐败。今天西方的“民主”体制是否真的杜绝了腐败？叶应该站出来用他的观点论证：或者今天西方的腐败都不算腐败；或者今天西方的体制仍然是封建专制。二者必居其一。如果叶难以自圆其说，那必然是其观点错误。
准确地说，腐败与私有制才是孪生子。这就完全解释了腐败不仅在封建主义“专制”下，而且在资本主义“民主”下都长盛不衰的现象。
最后，还有必要稍加分析叶《访谈》中对邓小平和毛主席的评价。请看：
“我很荣幸地当上了被邓小平冠之以所谓自由化的代表。他恶意地给了我作为诗人的最高荣誉。可惜他死了，假如没死，我或者可以反问一句：‘我是自由化的代表，我很光荣。诗人是自由的化身。你呢？你是什么的代表？你有胆量像我这样诚实地回答么？’”
“毛泽东死了三十多年，还在那里躺着用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所谓理论指挥这个不思进取的民族。”
腐败，在公有制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三十年中不曾完全杜绝，但第一代领袖始终坚持与腐败做殊死斗争一度令腐败式微，是铁一般不争的事实。否则人民群众不会在今天如此深情地缅怀第一代领导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第一代领导核心刚一离去，腐败马上就死灰复燃形成燎原之势——贪污泛滥、资产流失、道德沦丧、工农兵阶层地位急剧下降？难道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走资派篡取领导权后的必然结果吗？邓倡导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将社会引导到什么方向上，老百姓体会最深。山西一位老农民感叹：“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解放前我们村原来有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一句话胜过多少精英理论，实在入木三分！
所以，邓小平是走资派的代表，这是我对叶上述问题所做的结论。
在否定邓小平问题上，我与叶倒是貌似一致。但我必须指出，这种所谓的观点一致，立场上其实存在着根本性原则区别。就个人而言，我与邓素无恩怨。我否定邓小平是基于邓“打着白旗反红旗”的走资派政治立场，是因为邓小平背叛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误导中国走上一条外向国际资本俯首称臣、内对人民群众剥削压迫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而叶否定邓小平是从其个人际遇出发，因邓将其视为自由化文人令其受到打压，从此郁郁不得志而愤愤不平，导致他对邓恨之入骨走入偏锋，连同其成名作《将军》所讴歌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并整个民族一概加以否定，即通常所说的“倒洗澡水连孩子也倒掉”了。与叶一样，现实生活中同样还存在一些以个人恩怨决定立场的知识分子，因为得益于邓小平所谓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政策明明是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功劳却被邓所窃取）而对邓大唱颂歌。这种以个人利益而非以民族和大众利益决定臧否政治人物的立场，因为眼光短浅，总是失于偏颇而经不起历史进程的检验。
综述以上三点，尝试为《访谈》做一个小结：
觉得自己牛逼的人，一为圈子太小，二为视角太低，三为心胸太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说过一句话，也许对于我们所有稍具知识的人都有启发：“知识分子最严重的身份错认，就是常常记不住自己不是上帝。”信哉斯言！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