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 1934年出生于营口一个曲艺世家，在他七十六岁回顾人生时，如是感慨：
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
在他84岁的起伏人生里，遭遇了两次劫难，险些丧命。
其一是文化大革命，另一个就是1948年的长春围城。
以下是单田芳先生的口述自传：
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好不容易熬到了1948年。
那年的春节与往年截然不同，长春突然断水断电了，拧开水龙头滴水没有，到了晚上不是点蜡就是点煤油灯。
原来共产党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吉林市，吉林市的大丰满发电站都被共产党的军队控制着。长春的水电都由吉林市来供给，吉林的丢失才使长春断水断电，顿时粮价飞涨，人心惶惶，预示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我爸他们一看形势不对，经和朋友们商量后，作出决定，人们都说长春这地方没法待了，我老姨和老姨夫过了春节就回了牡丹江，我父亲打算疏散人口，先把我祖母和我大妹林芝二妹林华三口人送到沈阳去，我们处理善后，然后到沈阳去团聚。结果发现铁路已经不通车了，往来的信件也终止了，我的任务是每天去打煤油，回家擦灯罩。没有水喝咋办？就得花高价买水，那会儿市里头有很多马神井（一抬一落能压出水来），有些人靠着卖水发了财，而且粮食越来越少，断顿的人家已经出现，在此情况下怎么疏散人口呢？
我家倾其所有买了一架花轱辘大车，还买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为了多拉东西，在大车上还钉了个加长的四框，把家里面穿的戴的许多许多的衣物，装在麻袋里，然后放在钉好的架子上，用绳子系结实，中间铺上被褥，供我祖母和两个妹妹休息。他们将要赶车去沈阳，据说从长春到沈阳得走半个月，路上土匪胡子还挺多，不得不有人保护，赶车的把势交给了聪明能干的小刘，他老婆和妹妹也一路同行，还有一个姓律的茶社伙计，为人忠厚，他想带着老婆孩子同车去沈阳，我爸觉得人多了力量大，所以也就同意啦，人们管这种方式叫逃难。
我奶奶他们临走那天，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观众，有人问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回答去沈阳，有人说那么远的道可不好走啊，恐怕个把月的也到不了沈阳，还有人说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你们可千万要当心啊！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我父亲对我祖母说：“俩孩子就交给您了，您可要一路保重啊！到沈阳去找我三弟去。”我爸的三弟叫单永槐，家住沈阳铁西，我奶奶她们就是投奔他去，我爸又拉着小刘的手说：“兄弟，我把这老少可全交给你了！你就多费心吧！”小刘问我爸：“二哥，你们啥时候走啊？”我爸说：“快，我把茶社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就走，顶多也就十天半月吧。”
之后全家人洒泪而别，连看热闹的人流泪的也不少，他们倒不是说多么关心我们，而是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人自危，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哪有不伤心之理，有的人想走还走不了呢。
古人云世事难料，又道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爸说十天半月就走，结果走不了了，在我奶奶她们离开长春的十天后，长春的形势巨变，如果说十天前解放军包围长春还有某些出口之外，比如去沈阳啊、去哈尔滨啊还能行得通，可是十天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大军云集，把长春围了个铁桶似的。我爸一看走不了了，只好等待时机。
从1948年春节后长春形势紧张，直到7月份也未能缓解，换句话说，长春断粮断水断电已经持续了七八个月。
我那阵儿在大经路正念六年级，有一天我们姜老师给我们上课，带着哭腔对我们说：“同学们哪！老师家断顿了，连饭都没得吃，教不动你们了，看在师生的分上，你们回家后，跟家长说一说给老师送点吃的来，哪怕是一头蒜一棵葱也可以！”说着说着她哭开了，包括我在内也陪着老师掉眼泪，第二天我真给她拿去两棵葱。我的好朋友高起铎突然失踪了，也不上学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那种紧张形势下我也无心过问了。
又过了两天，姜老师没影了，学校也散伙了，没有吃的谁能干得动活。看来金子重要银子重要什么也没有粮食重要，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粮食最解决问题，能够救人性命。我回到家里头把情况一说，父母也是无言以对，现在他们的书也不说了，听众全饿跑了，家里冷冷清清。
国民党守军也断顿了，听说他们内部还发生了哄抢事件，原来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还有得吃喝，可是国民党六十军就不同了，还有那支铁式部队，一万多人都属于杂牌军，就像后娘养的似的，缺吃少烧比老百姓强不了多少，因此国民党守军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我当时闲着在家，唯一的工作是天天往天上看，盯着飞机，因为沈阳的守军知道长春坚守困难，每天分批用运输机空投物品和粮食，开始的时候还挺新鲜，就见天上那些飞机尾巴一撅，跳出许多黑点儿，一会儿黑点儿越变越大，每个黑点儿的上面还有一颗降落伞，当降落伞打开之后就好像朵朵白云，摇摇晃晃，不久落到地上，原来那黑点儿是帆布大口袋，据说每个口袋能装六百斤粮食。我看飞机的目的，一是看热闹，二是怕口袋砸到自家房顶上，在此之前有不少人家受害，有的房子被砸塌了，顶棚被砸漏了。
那时候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解放军虽然还没有飞机，但并不缺少高射炮，他们看见国民党飞机咣咣就是顿高射炮。国民党的飞机怕打着，飞得很高很高，结果降落伞被风一吹，一部分落到城内，大部分被刮到解放区那边了，国民党弄了个劳而无功，最后他们想了个招，不用降落伞了，光扔口袋，您想每个口袋六百斤，从天而降得有多大的分量，因此常有砸死人的现象。
有一次我在院里头放风，抬头盯着天空，我父母在屋里头吃炒豆饼（家里的粮食不多了，有时候也用豆饼充饥）。豆饼真难吃，一是咬着费劲，二是吃完了烧心，连大便都困难，这还是好的，很多人连橡子面都吃不上。这天我正往天上看着，国民党的飞机又来了，不是一架而是几十架，到了长春上空之后，又开始空投了。我的眼睛盯着那些黑点儿，后来看得清清楚楚，那些黑点儿翻着个往下掉，连口袋上包装用的绳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其中有个口袋好像直接奔我家房顶来了，我在外边惊呼道：“爸！快跑！口袋掉下来了！”于是我爸和我妈抱着我三妹和四妹，赶紧跑出家门，躲到新民浴池楼下。
结果我判断错了，口袋并没砸到我家房子，而是落到新民浴池的大门口，这家浴池的门口是条挺宽的马路，那口袋把地砸了个坑，四分五裂，里边装的都是白花花的大米，这可叫天女散花啊，马路上马路旁，到处都是大米。这种现象不光是在我家门口出现过，在很多地方也发生过。你想他们空投也没有目标，一个劲儿瞎扔，可不是落到什么地方的都有嘛。
国民党的守城部队视空投如生命线，每天都开着很多吉普车在街道上巡逻，发现空投物品立即用车拉走，但百密一疏，也有很多口袋没被发现的，或掉到某家院子里，或砸漏了房子落到家里的地上，这些都成了老百姓从天而降的极为珍贵的礼品，有的直到解放长春后还在吃空投大米。
我一看这么多大米落到马路上了，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了我父亲，我们一家人拿着簸箕、铲子、盆各种用具跑到街上这顿划拉啊，捡洋落儿的人成百上千，眨眼之间几乎一个米粒也没剩下，幸好这个口袋没被国民党军发现，所以也没有人追查，回到家里后，我们把捡的大米凑到一起，估计能有十斤左右，一星期内饿不着了。
形势越来越严峻，市内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我亲眼目睹道边上躺着几个人，头一天躺在一个地方，第二天我在那儿路过的时候还躺在那个地方，眼睛瞪得好大好大，脸色还是酱紫色的。
那天晚上下了一场中雨，我还惦记路边那几个人上哪儿避雨去，第二天雨停之后，我从那条路上经过，一眼就看见他们几个还躺在原地，不知是谁出于好心，用麻袋把他们盖上了，只能看见他们的头部和脑门，他们每个人的头部和脑门都变成了红色的，而且散发出刺鼻的臭味，原来他们早已经死了。
我忙跑回家去跟家里人说一遍，我父亲说：“天哪！这得挨到哪一天哪！天天这么死人到啥时候是一站哪！”等我再从那条路上路过时，几具尸体已被清理车拉走了，至今说起这些事情来如在眼前，想要忘也忘不了。
再有一件事，离我家不远，修了一处很大的公共厕所，红砖灰顶很是气派，比周围的住户还要大气，大大解决了人们的方便问题，这也是国民党进城之后为群众做的一次善举吧！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厕所动工之前，我们就跑去看热闹，巴不得它早日完工，早点使用，那会儿公共厕所太少了，方便很不容易，也许我心太急了，听小朋友们说厕所盖好了，可以使用了，于是我们三四个就跑去第一个使用，图个新鲜，进了厕所之后发现空无一人，一拉溜有十几个便坑，干干净净（是旱便），下面的便坑能有两米多深，我随便找了一个坑，就便起来了。刚便了一半，就听见底下有人大骂，谁这么缺德？这下边干活呢你就拉上了。吓得我提上裤子就跑了，闹了半天工程还没结束，下边的工人正抹洋灰。厕所建成后，极大地方便了附近的群众和过往的行人。也就是这座天天必去的地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厕所变成了抛尸场，一夜之间就多几个，几十具尸体被抛在厕所周围，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打那儿之后我再也不敢去了。
不知道是从哪天起，国民党也不空投粮食了，看来长春被困不知道哪一天才能解围，被困在长春的老百姓都在苦苦地挣扎着，每天都在与死亡搏斗，捡来的十几斤大米很快就吃光了。我也感到了恐惧，在我脑袋里浮现出那些饿死人的影像，难道我们也要走那条路吗？像他们似的被抛在厕所周围？
当时新民市场还有几家饭馆开着，有肉也有大米饭，不知道他们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当然吃一顿饭要以金条计算，一般人谁吃得起啊？在路口人比较多的地方，还有些卖吃喝的床子，卖的是什么呢？橡子面的饼子、窝头，还有下水汤。您见过橡子吗？就跟我们现在吃的榛子差不多少，但比榛子还硬，比榛子还黑，那原本就不是食品，可是老百姓饿急了，树皮树叶全吃光了，没的可吃了，就采集了许多橡子，把它磨成粉，贴饼子蒸窝头卖。据说吃了橡子面的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因为它到胃里根本不消化，跟锯末子似的，只能把人的胃撑裂撑破，再说也便不出来，活活地把人堵死。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上一个人晃晃悠悠两眼发直就冲过来了，脸是酱紫色，两手胖肿，还泛起一层亮光，我一看这不是杜叔吗？杜叔是谁啊？他原来在富海茶社当伙计，跟我们相处了一年多，后来茶社黄了，他也回家了，今天在街上偶遇，要不是我眼尖还真是认不出来，我喊了一声杜叔，他似乎没有听见。我就看见他哈腰捡起路边一块砖头，双手抱着啃了起来！啃了两口又把砖头甩掉，然后从我身边消失了。
我说的类似情况都是我亲眼目睹的，我没看到的听说的那就太多了。
由于情况太严峻，我家不得不采取措施，我爸认识个朋友叫刘玉庆，在五马路开了一座刺绣商店，就是绣锦旗锦帐之类的东西。刘玉庆比较有神通，日子过得也很殷实，他家住了一所日本小独楼，还是门市房，环境比我家强多了。
也不知我爸是跟他怎么商量的，我们家五口人都搬到刘玉庆家里去了，两家合伙儿住在一起，由刘玉庆家提供粮食和吃的。
他家住一楼，我家住阁楼上，我还记得阁楼上并没有床也没有炕，铺了几张草垫子，把被褥往上一放就可以睡觉了。老刘家也是四口人，刘玉庆夫妻和两个儿子，刘大印和刘二印，我们天天吃小米饭，炒盐豆子，每天都是如此，吃得又胀肚又放屁，楼上楼下没有好味儿。我心说老刘家的人太好了，为什么还管我们吃喝住呢？只不过是普通朋友而已。
后来我爸对我说：“傻孩子，天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咱们跟老刘家是有条约的，是十两黄金达成的协议，老刘家提供我们三个月到四个月的食住，如果时局发生变化，或者违约，十两黄金概不退换。”
刘玉庆人不错，说话也挺随和，刘玉庆的老婆差点儿劲，天天沉着个寡妇脸，不爱说话，我管她叫伯母，她连理也不理。我跟大印二印倒成了好朋友，别看粮食如此紧张，我们还没饿着，所以有时候我们仨上街还玩儿去。有一次大印对我说：“你们就在我家住吧，我家有的是粮食。”我吃惊地问：“咋那么多粮，从哪儿来的？”二印说：“我爸一看时局紧张，花高价买了好几袋子粮食，还买了好几袋子黄豆。”我听完之后又羡慕又妒忌，怪我爸爸为啥不像老刘家似的多买点儿粮食呢？现在寄人篱下还得看人家脸色行事。
小孩儿就是小孩儿，再担心也忘不了玩儿。大人则不同了，他们每天掉到愁坑里，想着如何从长春逃出去，也盼着老天爷睁眼，长春早点解围，几十万人就都活了。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姓方的国民党连长，经常出入老刘家，有时候还把我爸叫到老刘家窃窃私议。这个姓方的连长穿过一次官衣以后就改穿便衣了，我爸叫我管他叫方叔，我看着他带着手枪，挺害怕的。有一天他们都到我家的阁楼上去谈事，让我和我妈都躲到楼下去了。过了很长时间姓方的走了，刘玉庆和我爸也先后从阁楼上下来，就听刘玉庆对我爸说：“永魁，这个事可就这么定了，不能变卦啊。”我爸连忙回答：“那是那是。”
当时十三岁的我脑袋也开始明白事了，对许多事情也充满了好奇，总想弄个水落石出。天黑了，因为没有电灯，家家户户睡得都比较早。我们头顶上点了一支洋蜡，我爸和我妈小声地唠着嗑儿，我竖着耳朵偷听，原来姓方的可以帮助老刘家和我家共十四口人从长春逃出去，条件是黄金若干两，总数是多少我记不清了，我家这一份是七两。我爸跟我妈说七两就七两吧，只要咱五口人能逃出去也值。我爸回头一看我正支棱着耳朵听呢，就严厉警告我说：“可不能往外说啊，一旦传出去咱们谁也活不了。”
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这回可能有救了，我们能逃出长春去了，至于黄金什么时候交给的方连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达成的协议我也不清楚，就知道答谢会是在一家饭馆吃的是大米饭和酒肉，老方带着媳妇和孩子都参加了，自然还是以黄金结的账，饭后我们又请方家三口到老刘家谈心。最可恨的就是刘玉庆，为了讨好方连长，当着众人的面对我妈说：“弟妹啊！你不是有一块钻石表吗？我看就送给方夫人吧！”我妈稍微愣了一下，赶紧到阁楼上把钻石表取出来，给了方连长的老婆。
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我妈放声大哭：“刘玉庆是个什么人，这不是拿咱们送人情吗？明明讲好的七两黄金外加一顿饭，怎么还把我的手表送给人了？”我爸劝解道：“算了，破财免灾，什么钻石表不钻石表的，活命是最主要的。”
我妈说：“那块钻石表也值几两黄金，那不是钱吗？有那咱自己送人好不好？刘玉庆装的哪门子好人？”我听了之后也怪心疼的！又过了几天，姓方的又来了，告诉我们说：“快准备吧，下星期肯定能出去，那两天我值班，正好能送送你们。”我一听兴奋起来了：“天哪，终于可以逃出长春这座魔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