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民主墻親歷者第一部較全面回憶錄 17年磨一書《獄中獄與獄外獄》 佑卿2021-06-11 03:48:43
1978民主墻親歷者第一部較全面回憶錄
17年磨一書《獄中獄與獄外獄》
2021年6月25日在台灣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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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了政治犯徐文立和妻子家人21年聚少離多的生涯
本書由一對忠貞不渝的夫妻共同接續而書寫，他們在同一個時空下各自不同的經歷和不同的感受，因為他們那時有16年長期被人為地分割在兩個不同的特殊空間裏，丈夫兩次在「獄中獄」熬煉，妻子則同樣在「獄外獄」兩次煎熬，所以本書定名為「獄中獄與獄外獄」。
本書與一般的政治回憶錄最大的不同在於，它更側重地記述了在嚴酷的政治環境當中，維護一個家庭深情的是催人淚下的親情、溫情和真情；它不是一本政治小說，而是一本愛的贊美詩。它的筆法曲折、平實、感人。
全書512頁，字數約34萬，插圖118張（彩色104張、黑白14張）。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新書出版】文告
(本書原於6月15日上市，因「武漢肺炎」新冠疫情之故，
延至6月26-29日。)
《獄中獄與獄外獄》 / 徐文立 賀信彤 著
(徐文立 美國布朗大學榮退資深研究員)
這是一本關於中國大陸最著名的政治犯──徐文立的家庭的真實而感人的故事。
它講述了徐文立和他妻子彤、女兒瑾二十一年離多聚少、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之所以有這樣跌宕起伏的生活經歷，僅僅因為他們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紀初、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和家屬，僅僅因為他們生活在「一黨獨裁」的中國大陸。
徐文立出身於一位自由知識分子──醫生的家庭，其父徐裕文是細菌學專家，曾任中國軍隊江西抗日前線後方醫院少將院長；1952年因公殉職，被福建省政府追認為革命烈士。
徐文立於1971年10月2日與賀信彤結為連理。
賀信彤父親賀子謇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曾被審判日本戰犯的中國法庭聘為翻譯，1948年遊學會友赴臺灣，從此父女天各一方，1953年客死他鄉，賀信彤再未見到父親，反倒背上「臺屬」的政治包袱，備受歧視。
徐瑾（乳名晶晶）是徐文立和賀信彤唯一的愛女，1972年11月28日出生，九歲時突遭父親被捕、判刑這如同天塌地陷般的厄運，性格從活潑外向驟變為內向寡言，在中國大陸歷盡了反革命子女的悲哀和無奈，1993年在朋友們的幫助下離開中國大陸，到法國美國留學，本科畢業於美國BARD學院，後獲美國波士頓大學藝術碩士學位，在海外也備嘗了孤獨和作為最著名政治犯子女的困擾，現在美國工作。
徐文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1978年參與創建了北京西單「民主牆」；並在1998年與王炳章、王希哲、任畹町、查建國、祝正明、秦永敏、劉賢斌、王有才、林輝、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等人創建了中國民主黨。
由於徐文立堅定的憲政民主的改革中國的方向，以及他深邃博大的思想理論、寬宏細密的組織才能、靈活機動的政治策略、任勞任怨的工作精神、真誠熱情助人為樂的人格魅力、嚴於律己甘於清貧的生活作風，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政權自然視他為最具威脅力的政治反對派領袖，因此徐文立兩度遭中國共產黨政府判刑，都是同案中被判最重徒刑的人，共28年，關押16年，其中單獨監禁長達11年。
多年來，雖然徐文立個人一貫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忠誠的反對派人士、現在只是一個海外流亡者，但他卻受到世界媒體和美國及西方政府的高度關注和贊譽。
美國《紐約時報》稱徐文立是「中國最著名的政治犯」。
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徐文立為「中國異見人士之教父」。
美國《華盛頓郵報》2002年6月3日社論指出：「徐文立是中國大陸最勇敢、最長於雄辯的民主擁護者，是那種願意為他所信仰的自由付出一切的愛國者。」
中國共產黨已故領導人鄧小平曾問他的幕僚們：誰有可能成為中國的瓦文薩？彭真、胡喬木異口同聲答道：徐文立。
美國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洛恩?奎納（Lorne W. Craner）一再地說，有人告訴他：「唯一有可能將中國反對力量團結在一起的人，就是徐文立。」（其實，洛恩先生不了解，2002年底才到美國的徐文立就已經永遠失去了團結中國反對力量的「天時地利」了，無可奈何！謀事在人，成事卻在天啊！）
美國眾議院民主黨領袖2002年6月4日的南茜?波蘿西稱：徐先生是中國最勇敢、最長於雄辯，也是最能體悟「度」的提倡民主人士之一。
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
作者後記：串起記憶的珍珠
磨了十七年的書，終於出版了。
2020-2021年美國的現狀，讓人高興不起來。
回想此書的問世，不能不感激幾位老朋友十幾年前的提醒。記得2002年底剛剛抵達美國，在紐約的朋友們團聚歡迎我之後的一個晚上，民主墻的老友胡平請我在法拉盛路邊攤吃小吃。席間，他意味深長地勸我說：「文立啊，你在國內的經歷豐富多彩、獨一無二，不紀錄下來實在可惜！可是，記憶這玩意就像似『珍珠』，你不把她串起來，不定哪一天散落一地，想撿都撿不起來！」
胡平這一番經驗之談，我十七年無時不敢忘懷，才有毅力忍耐了十七年，堅持了十七年！
此事後不久，我和彤一起去拜望了1941年就叛離共黨、70年代在香港給我寄了一麻袋的書（中共海關居然就給了我一本）、民主前輩司馬璐和文壇前輩戈揚，戈揚老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能寫的時候一定要抓緊寫，不要到了寫不了的那一天，後悔！」可是，四年不到再去探視他們時，就雙雙基本「失語」，痛哉！
其實，此書我們耽延至今，卻有難言之隱：其一是懶；其二是管了許多不該管的事和人，浪費了我們寶貴的時間和錢財；其三是囊中羞澀，現在是沒有錢，出不了書；出了，還要求人看；不像1996年香港義士雷競旋先生不但幫助我們出版了《徐文立家書》，還讓我們得了4萬港幣的稿酬，買了輛二手北京吉普；2008年在香港為我自費出版了《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的孟浪兄已過世、香港也淪陷了……。
幸虧 上帝恩典眷顧，有了虔誠的基督教傳道人的傾囊贊助、台灣「貿滕發賣」和「亞太政治哲學文化出版社」的厚愛，得以去年為我出版了《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論》，再讓我們磨了17年的《獄中獄與獄外獄》如今出版，這樣也 天賜了我們鞠躬銘謝的機會。
在此，也不能忘懷原美國《藍燈書屋》出版公司老闆鮑伯先生和漢學家黎安友先生最初的一些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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