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泰戈尔的尴尬访华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21-08-19 22:08:50

中国人有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1924年这一年，来了一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但却似乎，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乐。

 

1

 

1924年4月12日上午11点20分，由香港驶来的“热田丸号”客轮，在上海的汇山码头缓缓靠岸。

 

码头上人山人海，挤满了前来欢迎的上海文化界人士，足足有600多人，其中包括：徐志摩、瞿菊农、郑振铎等文化界名人，也包括上海文学研究会、上海青年会、江苏省教育会，以及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各大报纸记者。

 

如此大的阵仗，说明搭乘此船前来的人物级别必定不低。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这艘船上，有一个小规模的访华文化代表团，他们是：梵文学者沈谟汉(Kshitimohan Sen)、画家南达拉·波斯(Nandala Bose)、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卡利达斯·纳格(Kalidas Nag)、社会工作者格林斯(Greenes)。

 

当然，这些人都不是主角。

 

真正的主角，是这个小小文化代表团的领头人：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这是泰戈尔第一次应邀到访中国。

 

在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瞬间，泰戈尔是兴奋的——他一直很渴望来中国。

 

只是，他这次的访华之旅，可能和他当初期待的会不太一样。

 

泰戈尔与徐志摩（右四）、张君劢（右三）、郑振铎（右二）等欢迎者合影

 

2

 

泰戈尔期盼来中国很久了。

 

出生于印度婆罗门高种姓家庭的泰戈尔，从小享受着优渥富足的家庭生活，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但他在23岁时离开城市去乡下管理祖传的佃户之后，就对贫苦的人民生活有了感同身受的了解，并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独立、抵抗英国殖民的运动。

 

同为古老的文明大国，泰戈尔对中国一直充满感情。

 

早在1881年，才20岁的泰戈尔就在《婆罗蒂》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在文中，他公开谴责英国：

 

“英国坐在亚洲最大文明古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地注入它健全的肌体和灵魂，推着它走向死亡。一方面从它那里获取暴利，另一方面让它损失惨重，如此残忍的强盗行径，真是旷古未闻。”

 

年轻时的泰戈尔

 

1913年，凭借自己的作品诗集《吉檀迦利》，52岁的泰戈尔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声名鹊起的泰戈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而他对东方文化的捍卫以及颂扬，也开始为更多人所知晓。

 

1916年，泰戈尔受邀访问日本，但他依旧没有忘记中国。访日途中经过香港，在看到中国工人勤劳工作的景象后，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当这样的巨大力量获得现代化交通工具时，也就是一旦掌握了科学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现在，那些享用着大地财富的国家害怕中国的崛起，妄想推迟这不受他们欢迎的一天的到来。”

 

而即便站在日本的国土上，泰戈尔也并没有给东道主面子。他在日本发表演讲时，公开谴责当时日本侵略山东的行径。

 

同样来自亚洲的文明古国，同样遭受殖民和侵略，同样追求独立和自强，又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样的一个泰戈尔，很容易获得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

 

一开始，也确实是这样的。

 

3

 

对于泰戈尔，中国知识分子曾经非常推崇。

 

先来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

 

陈独秀是第一个将泰戈尔诗集翻译到国内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着重推荐他的人。

 

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上专门撰文，写下这样的文字：

 

“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即泰戈尔）。”

 

当时托尔斯泰早已是世界公认的文坛巨匠，陈独秀把泰戈尔与其并列，可见对他的推崇。当年10月的《青年杂志》1卷2号上，陈独秀又用五言的方式翻译了泰戈尔《吉檀迦利》诗集中的四首诗，并在注释中写道：

 

“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曾受Nobel Peace Prize（陈独秀这里误把泰戈尔所受的诺贝尔文学奖写成“和平奖”，馒头注），驰名欧洲，印度青年尊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

 

然后来看郭沫若。

 

1915年，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第一次接触到了泰戈尔诗歌的英译版本，顿时如痴如醉。在他的自传《沫若自传》中曾有这样的话：

 

“不料我在一高预科时无心之间和印度诗人太戈尔（即泰戈尔，馒头注）的作品接近了。……我把来展读时，分外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风味，和向来所读的英诗不同，和中国的旧诗之崇尚格律雕琢也大有区别。从此我便成为了太戈尔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诗集和戏剧我差不多都是读过的。”

 

郭沫若还翻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寄到国内出版社求出版，但因为当时泰戈尔在国内还不算热门，所以吃了闭门羹。但郭沫若还是以此为豪，称“最先对太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

 

郭沫若在日本时的全家福

 

还有茅盾。

 

茅盾堪称是中国国内最早关注和报道泰戈尔的杂志编辑。1921年，他担任《小说月报》主笔时，专门写过一篇《印度文学家太戈尔的行踪》。而在1920年1月，茅盾就翻译了泰戈尔的小说《骷髅》。

 

正是在这批人的翻译、介绍和推崇之下，泰戈尔在中国开始慢慢形成了一股热潮，而“请泰戈尔先生到中国来看一看”这个想法，也正式被提上议程。

 

早在1920年，蔡元培等知识界人士就向泰戈尔发出过邀请，但因为对方事务繁忙而未能成功。1922年，以梁启超的“讲学社”为邀请单位，再一次邀请泰戈尔访华并承诺承担所有费用，这一次泰戈尔答应了，但因为后来身体健康原因，最终推迟到了1924年的4月成行。

 

4月12日那一天，泰戈尔刚刚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情不自禁地说：

 

“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及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这是泰戈尔发自肺腑的话，倒也并不是讨好东道主的客套之言。

 

但是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此时的中国，和十年前的中国已经不太一样了。

 

4

 

很快，泰戈尔就感受到了那种异样的氛围。

 

4月20日凌晨2点，在游览了杭州之后，泰戈尔一行在众人陪同下坐船溯长江北上，来到了第一站演讲地——南京。

 

南京原先不是泰戈尔计划停留的城市，但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再三邀请泰戈尔驻足。当时的东南大学是南方唯一一所堪与北大比肩的学校，所以泰戈尔最终答应了。

 

当天下午3点，已经64岁的泰戈尔出现在了东南大学的体育馆内，面对近7000名从各处赶来的听众——期间还差点压垮了体育馆二楼的楼板——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

 

体育馆旧址

 

泰戈尔用的是英语，翻译是徐志摩。在谈话中，泰戈尔特别强调：

 

“今世界障害文化之恶魔势力如猛兽者甚多，排除责任，在于青年，排除方法，不在武器，当以道德势力，精神势力，相团结，发挥伟大之感化力，以贯彻人类和平亲爱之主旨。

 

近世文明，转尚物质，并不为贵，亚洲民族，自具可贵之固有的文明，宜发扬而光大之，运用人类之灵魂，发展其想象力，于一切文化事业，为光明正大之组织，是则中印两国之大幸，抑亦全世界之福也。”

 

泰戈尔这番话的核心有两点：第一，道德和精神是有力的武器；第二，亚洲民族的文明很可贵，要发扬光大。

 

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体育馆内开始有几个学生在人群中散发起了传单，而传单的内容并非对泰戈尔的欢迎，而是对泰戈尔观点的批驳，乃至直接提出了诉求：

 

让这位老人快点回国去吧！

 

这就让演讲场面非常的尴尬。

 

但是，这种尴尬气氛，早在泰戈尔访华之前就开始浓厚起来了。

 

首先对泰戈尔访华提出质疑的，就是当初对泰戈尔“如痴如醉”的郭沫若。

 

1923年10月14日，郭沫若听闻泰戈尔即将受邀访华，就在他与成仿吾、郁达夫一起创办的《创造周报》上撰文，题目为《太戈尔访华之我见》，里面写到：

 

“（泰戈尔的思想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

 

……

 

（泰戈尔）平和的宣传是现世界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索。”

 

然后是曾一直醉心于翻译和介绍泰戈尔作品的茅盾。

 

针对泰戈尔的访华，茅盾在《国民日报》的副刊《觉悟》上相继发表了两篇署名“雁冰”的文章，一篇是《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另一篇是《对于太戈尔的希望》。在后面一篇文章中，他明确写道：

 

“我们决不欢迎高唱东方文化的太戈尔；也不欢迎创造了诗的灵的乐园，让我们的青年到里面去陶醉去瞑想去慰安的太戈尔。”

 

而众多反对声音中，最响亮且最激烈的，恰恰是第一个将泰戈尔的诗翻译到中国的陈独秀。

 

在泰戈尔访华前和访华期间，他相继在《中国青年》《向导》等一系列刊物中发表了20多篇文章，如《太戈尔与东方文化》《太戈尔与梁启超》《诗人却不谈爱情》《太戈尔与金钱主义》等等，不仅批驳太戈尔的观点，还极尽嘲讽之能事，比如他在《天下没有不吃饭的圣人》一文中揶揄：

 

“印度诗圣太戈尔倘没有丰厚的家产和诺贝尔奖金，又如何能见天冥想三小时，到处吟风弄月，只营求心灵生活而不顾虑物质生活？”

 

甚至在太戈尔到北京访问后，陈独秀还直接以一句有侮辱人格嫌疑的话做标题写了一篇文章：《太戈尔是个什么东西》。

 

泰戈尔访华期间，林徽因和徐志摩一直常伴左右

 

不仅仅是这三人，恽代英、吴稚晖、瞿秋白、沈泽民等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泰戈尔访华期间，连篇累牍地在各类期刊报纸上发表反对乃至攻击泰戈尔的文章，一时之间，“倒泰”与“捧泰”一路并行，让人摸不着头脑。

 

从热捧到痛贬，这一切的转化，为什么发生得如此之快？

 

5

 

从某种意义上说，泰戈尔确实来得有些“不是时候”。

 

虽然泰戈尔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曾经受到过热捧，他的印度出身和赞美“东方文明”的观点也颇受中国人认同，但自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席卷中国知识界，面对急需发愤图强改变落后面貌的中国人，单纯讲“精神和道德”——这其实也并非泰戈尔的本意——已不再有广阔市场。

 

尤其是1923年中国知识界爆发的“科玄之争”，更是让泰戈尔的访华处于微妙境地。

 

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围绕一个“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这个问题，分成了三大派别。

 

第一派是“玄学派”，以梁启超和张君劢为代表，坚持认为人有自由意志，科学只能用来指导物质生活，而哲学才能指导精神生活。

 

张君劢，中国政治家、哲学家，曾留学日本和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推崇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

 

第二派是“科学派”，以胡适、吴稚晖为代表，认为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科学也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而哲学不过是空想的“玄学”。

 

两派之外，还有个第三派，那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唯物史观派”，他们认为人生观（也就是精神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决定的，不存在什么“自由意志”。

 

这三派争论的其实就是一个当时困扰中国人的大问题：

 

能救中国的，到底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

 

“玄学派”认为，物质文明属于西方，精神文明属于东方，精神文明要比物质文明更重要，但“科学派”认为应该继续向西方文明学习，而“唯物史观”派认为只有唯物史观是科学真理，才能救中国。

 

“科学派”和“唯物史观派”虽然观点有分歧，但总体都是支持“科学”的，所以经常一起联手对战“玄学派”。

 

把这层关系理顺了，就不难看出：泰戈尔的中国之行为什么会遭遇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