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夏楠按:
一个多月前的7月16日,身在东京的美帆,发来微信给我说,田沼武能先生已经看到了样书。并转达老先生的话:「辛苦了!非常感谢!有机会请再来家里聊聊吧。」
那时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要点是,复刻1974年朝日新闻社的《木村伊兵衛写真集 中国の旅》,照片部分原本保留,那封面是否需要变化?田沼先生一边将牛皮外壳取下,一边说:「复刻版就不要再有这个了。」后来回想这一点,虽然田沼先生自己并不作解释,我揣测,大概缘于日本在七八十年代出版黄金时期制作了相当大量的豪华装帧风格的摄影集,而今回头看,也许造成了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如果能简单,就不要复杂。」这也是我们谨记的设计规范。
此后,《中国の旅》复刻版的计划便提上日程。由田沼先生担任监制。过程中对于图片的颜色校正,经历了往复三轮,颇为复杂的程序。田沼先生自身也是著名摄影家,也是首位以摄影家身份被授予日本文化勋章的摄影界重要人物,今天仍活跃于第一线。正因如此,时隔47年以后重新制作和出版《中国の旅》,田沼先生在其中的指导作用十分关键。1973年,木村伊兵卫的最后一次中国之行也有他的陪伴。那么,身为弟子,田沼先生又是如何看待木村伊兵卫以及他的这部遗作?木村伊兵卫究竟对中国怀有怎样的情感?就此我们进行了深度采访。
A=田沼武能
A:1949年,我从东京摄影工业专门学校(东京工艺大学前身)毕业,入职太阳新闻画报社。这是名取洋之助先生创办的公司,初衷是出版像美国《生活》(Life)杂志那样的摄影周刊。当时他们在发行《周刊太阳新闻》。因为是名取先生担任重要职位的公司,所以我很想在那里工作。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刚入职,《周刊太阳新闻》就停刊了。而且名取先生决定和岩波电影制片厂合作出版岩波摄影文库,从太阳新闻画报社离职了。然后,我遇到了当时在太阳新闻画报社担任顾问的木村伊兵卫先生。
那时,木村先生已经被称作「日本第一的摄影家」了,所以我很积极地毛遂自荐,希望能成为他的助手。在我之前还有一位叫园部先生的助手,但是他和名取先生一起去了岩波摄影文库,所以这个职位有了空缺。即便如此,在一开始我也没能如愿,他坚称自己「不需要助手」拒绝了我。后来,小帮小忙日积月累,由我担任助手一职渐渐成为事实,我也就顺其自然地得到了这份工作。
无论是身为摄影家还是普通人,木村先生都魅力十足。可是他从未教授我任何摄影技术。「这里不是学校,所以我不会教你。你自己观察我的行为,只偷师有用的就好。有两个我也不行啊。就算你成了第二个木村伊兵卫,工作找的也不是你。和我做一样的事是无法超越我的,去创造属于你的世界吧。」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事,也是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教诲。
不仅是摄影技术,身为摄影家的觉悟、与人相处的方式、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与摄影家应有的姿态等等,我都是从木村先生身上学会的。
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照相馆 1971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故宫博物院 1964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纺织厂 1965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红星人民公社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北京儿童医院 1963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白毛女 1972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白白毛女 1972年 《木村伊兵衛 中国の旅》
A:没有。那个时期,我同时做着三份工作——木村先生的助手、太阳新闻画报社的工作、受《艺术新潮》委托的工作。身为太阳新闻画报社的员工居然接受其他公司的委托,这在当时是不被容许的。不过太阳新闻画报社因为效益不好,给不出合理的工资,对此事也未有过抱怨。
我没有离开太阳新闻画报社,是因为在那里从事纪实摄影的工作可以积累经验,这对摄影师来说是有好处的。并且那个时候电话还未普及进一般家庭,但公司有电话,我用公司的电话接了不少出版社的工作(笑)。当时公司有大约50名员工,即使公司拿不出工资,也不见有人辞职。当然,对我而言,我在那里的最大收获,就是与木村先生的相遇。
在太阳新闻画报社,田沼武能与木村伊兵卫 1950年
A:所谓摄影,不仅仅是拍摄行为,重要的是如何捕捉拍摄对象,怎样使用摄影媒介进行表达,绝对不是只需要按下快门这么简单。这是一种如果不能一目了然看出「这是木村伊兵卫拍的」就不行的态度。即便如此,他也不会告诉我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应该怎么做。我是一边观察木村先生看待拍摄对象的角度、与之相处的方式,一边学习如何创作作品的。这些都无法用语言表达。
渐渐地,我在很多地方积累了工作经验,开始经常听到「你现在在做的只是被委托的工作,不为自己拍照可不行」这样的劝诫。他还说:「传媒领域都是冷酷的,只在需要的时候吹捧你。若是不需要了,就和嚼口香糖一样,嚼不出味道了就吐出来丢掉。所以一定要拍自己的照片。」
虽然木村先生也没有给我工资,但这不是钱的问题。我以弟子的身份陪伴他左右,直至他过世。在我之后还有一位名叫佐佐木的助手,不过木村家的私人事务一直是我在帮忙。
Q:1973年,木村先生过世的前一年,您和他一起去了中国。
A:有一个我自己的项目,是用近十年的时间拍摄世界上的孩子。我想,如果要把这个项目做成摄影集当然不能少了中国,于是找遍各种方法,希望能去中国。可是因为我给美国的《生活》(Life)杂志工作,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很难接受,所以一直没有机会。
1969年还是1970年的时候,我有过一次机会。我通过中国旅行社制定了出国计划,在参加为出国者召开的会议时,我发现出席的全是我认识的记者。结果,其中有人告发了我,说「这家伙在为美国人工作」。就在出发前,中方给中国旅行社发了一封电报,写着:「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情况好转了再来吧。」中国旅行社给我看了这份电报。那份电报是用数字写的,就像暗号一样,我完全看不懂(笑)。所以那个时候我也没去成。
在那个时期,我与作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关系很好。她和中国的重要人物有很深的交情,所以我试图通过她表达自己想入境的愿望,但始终没有得到许可。木村先生受邀去过中国好多次,但是我从未向他提出任何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