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amo2021-11-10 17:19:09
1956年,由陈毅举荐,42岁的张劲夫出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正院长是郭沫若,但郭沫若同时还身兼国家领导工作,外事活动繁忙,常常脱不开身,所以便派张劲夫来主持日常工作。事实上,当时的副院长可不止一个,像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等,都是副院长,而且个个都是科学泰斗。在他们面前,张劲夫不单排名靠后,而且还是典型的外行。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影响张劲夫作为掌权者的地位。那几位副院长名义上属于领导层,但其实并不在决策圈内,真正的决策权在党组手中。

不过张劲夫人很低调,赴任之初,他就向科学家们坦白交待:“我不懂科学,我是来当学生,向大家学习的。”“我们的底子差,只有靠大家,才能做好向科学进军的工作”“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而我是杂家,专起上传下达和联络的作用。”

因为是领导,张劲夫免不了要作报告,但他和很多领导不一样,他不打官腔,不讲套话,常常脱稿发言。有一次,他讲着讲着,挽起了袖子,提高了音量说:“我这个副院长,就是给你们做后勤工作的,我要让中科院变成清净的科研园地,让你们安安心心地搞科学研究,只要你们能出成果,我给你们拎包都可以。”

1957年,原本鼓励畅所欲言,放言无忌,后来却突然转向,揪斗右派。张劲夫一看势火不对,要整人害人,他不愿出现这种局面。他希望保护好科学家们的积极性,不让他们受伤害。他要去争取一个保护科学家们的政策,这个政策只有经过毛泽东批准才能实施,他翻来覆去想了几天,最后鼓起勇气进了中南海。他大着胆子说:“主席啊,我来向你请示,你不是让我们向科学进军吗?向科学进军要靠科学家,中国现在科学家很少。物以稀为贵,老科学家都是宝贝,因此,我的意见是要采取保护政策。不然向科学进军,12年规划就很难实现。”

毛泽东最初一听很吃惊:“你张劲夫胆子大呢!”但转念一想:“对哇!有道理。物以稀为贵,是这样的嘛!”毛泽东让张劲夫到书记处谈。当时书记处的总书记是邓小平,张劲夫从他那儿争取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划清了几个划右派的界限:例如,规定日内瓦会议后回国的科学家不参加运动,其中包括钱学森等好几百人。

张劲夫说,这些人刚刚从国外回来,国内什么情况也不了解,你怎么能让他参加反右派呀?科学家的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要分开,一时分不清的,允许作为思想问题对待。还有方式方法问题,有一些老科学家自尊心强得很,你要他参加批评会、斗争会,他吃不消的,有的还可能自杀。所以对他们平常讲的一些不同意见,谈谈话就算了。个别谈,不参加会,谈而不斗,谈而不批。

起初,中科院院属京外单位的运动,是由地方党委领导的,在新下发的文件中,明确规定中科院院属单位的科学家,划“右派”必须事先经院党组同意。有个典型例子,沈阳金属所的研究员葛庭燧,搞金属内耗研究的。当时,沈阳金属所党委向沈阳市委汇报了他的很多言论,要定他为“右派”。张劲夫听说后,立即坐飞机赶往沈阳制止。张劲夫与市委负责同志讲:“最上面有文件的,科学院直属研究所的科学家我要负责,我们科学院不同意给他划右派。”在他的据理力争下,葛庭燧躲过一关。正是得益于张劲夫的力保,整个反右,科学院没有一个科学家被划为右派。

有人对比了一下,运动期间,民盟有个“科学规划问题”小组,其成员是曾昭抡(右派)、华罗庚、童第周、钱伟长(右派)等科学家,他们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提出保证科学家应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研究,可以自己选择助手等五条建议,批评保密制度过严,结果被郭沫若批判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运动后期定性,属于教育系统的曾昭抡、钱伟长被划为右派,而隶属中科院的华罗庚、童第周却基本安然无恙,童第周甚至在1957年还被任命为中科院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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