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园2022-01-22 16:03:01

「我们像一台村口的大喇叭。」李昊然这样形容在东部某村做全员核酸采样的经历。

由于防护知识有限,村民们在采样点往往会做出面对面摘下口罩闲聊、聚集讨论、甚至随地吐痰的行为。为了劝导村民遵守防疫规范,李昊然一整天都在对着人群重复同一句话「戴好口罩、一米间距」。「基本上这样一天下来,嗓子就哑了。」

如今,全员核酸筛查已经是多地进行疫情防控的常用手段,像李昊然这样的「大喇叭」覆盖全国各地。

村口的「大喇叭」

2 年前,李昊然是第一批支援武汉的医务人员。「在武汉,我们组在重症病房,病房的管理和三级防护的措施都很完善。」

与当时一线严格的防控相比,李昊然在基层工作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往往来自当地的物资条件和防控场地情况,「当地并没有完全准备好,需要防疫人员自己主动协调。」

医疗队到达当地的第一件事是和当地村委会沟通,确认防控要求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采样点的物资没有准备齐全,村里能提供的防控条件也有限,甚至没有区分三区两通道。」医疗队只能临时进行现场改良,尽可能把采样点医务人员通道、居民通道、病人通道分隔开来。

图源:视觉中国

「虽然有很多文件指导,也有过多次演练,但文件给的是大方向,现场防控工作每个区都不一样。真正到了应急现场,就可能出现领导说了算的情况,并没有固定的机制,打断防疫人员的工作节奏,造成现场混乱。」

李昊然和医疗队的成员们,同时在扮演「支援」和「培训」的双重角色。

原本医疗队只负责核酸采样的工作,由当地政府负责确诊和密接人群的隔离管理,但如果涉及上门核酸检测,李昊然会主动与当地进行沟通,确认防护等级和防护流程,「比如采样时出现阳性,检测人员经过的区域应该该如何处理。」在一次次的沟通中推动操作规范化,对当地工作人员、志愿者进行防疫意识强化。

大数据背后,处理数据的人

在大数据精准防控中,驻村干部李润泽、疾控人员黄人杰、隔离点的周钰哲医生,都是背后是处理大数据的人。

电子化操作的普及,增加了周钰哲医生眼中「更加琐碎的工作内容」。

在核酸采样过程中,每个人的信息对应一个条形码,周钰哲原来只需要把条形码贴上采样的试管,现在,他要用手机登录小程序并手动输入人员信息。在每天两次的测体温中,除了常规的测量、登记外,他还需要把收集的信息输入另一个程序。输入数据时,周钰哲都要身着防护服、戴上两层手套、在手机上套着防菌袋进行操作。

流行病学调查是疫情防控极为重要的一环,为了做好流调工作,驻村干部李润泽需要获取个人信息、疫区旅居史、病例接触史、行程……每一个信息都是重要的数据点,但李润泽能收到的往往只有电话号码和途径风险区。

为了在两个单薄的数据点之间串联起一条完整的流行病学链条,驻村干部李润泽需要不停地打电话和填写报表:上报的表格包括管控酒店的流转单、记录变化数据的动态表、检测管控人员情况的异动表;下沉到村里的数据还要按照集中隔离、居家隔离、做核酸、提供核酸报告 4 种人员类型分类提交。

最难的是问姓名,「我问对方叫什么名字,对方愤怒地反问我『你都不知道我名字,打我电话干什么?』」

比找数据更难的,是找人。

为了排查一个次密接病例所有的接触人员,黄人杰把病例在 5 天内坐的 12 趟公交车的每个监控视频都看了一遍,「最后查出来 280 多个人。」

一天晚上 10 点,驻村干部李润泽收到一个风险地区人员的数据。电话联系对方后,李润泽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上门,却发现信息是假的,再打电话已无人接听。「流调溯源完成后,说服人员配合管控是最难的。」

多方排查无果,李润泽只能通过公安联系到对方的妻子,又上门做了半小时工作才说动对方,「我们说隔离点条件很好,吃喝住宿不用付钱,隔离时间也不是特别长。」等到把人送到隔离点已经是凌晨 5 点。

如今,他们都已经总结出了一套和人沟通的经验。

李润泽表示,「如果是外地人让房东去协商,说不让他住了他就没办法了;如果是本地人就让村干部去说,对本村人比较有威望。最难管控的是不常住的人,因为怕隔离了回不去会找各种理由。」

黄人杰的回答更加苦涩一些:「如果两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但只有一个人被判为密接,那个人肯定就比较难理解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能做的就是让他们骂几句,或者直接让他们去投诉。」

「英雄」与「逃兵」之间

持续两年的疫情,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轨迹。

周钰哲的妻子也是武汉某公立医院的医生,疫情初始,尚在春假的她接到医院通知需要紧急复工。彼时他们的孩子还不到五个月,家中还有神经性耳聋的母亲。两人将情况反映给院领导却没有得到回复,请求开具跨市区的车辆通行证也被婉拒。

在协商处理家事的过程中,周钰哲的妻子在接到通知 1 天后到岗,也因为这 1 天的时间差,她被领导称为「逃兵」。

防疫人员所面对的困难与压力,总是被用来塑造他们的「英雄」身份。

黄人杰对此并不认可,他担心社会因此形成一种印象:「你不辛苦就是没功劳,就是不对的」,久而久之辛苦变成了他们工作的底线。李昊然有相似的看法,他更希望防疫人员能够接受到「实质的好处」,比起隔着屏幕看到「虚的英雄身份」,增加人手、多点休息时间、少扣工资,这些对他们的生活更重要。

在「英雄」与「逃兵」之间,防疫人员的生活空间一再压缩。

周钰哲原本计划出国读博,现在被无期限搁置,疫情开始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本省。「疫情来了做核酸,疫情走了打疫苗。」如今,他每天早上 6 点多就开始工作,隔离点医生的电话公开给每一位隔离人员,每天凌晨,周钰哲无法选择电话响起的时间:「有人不舒服,或者有问题要咨询,有时候是要我们去帮忙寄快递。」

隔离点的工作要求周钰哲 24 小时待命,「如果隔离点出现人员感染,我们会受罚;如果采样第一次阴性,别人下一次采是阳性,我们也要承担责任。」过去两年,周钰哲连着瘦了三十斤。

图源:视觉中国

自从疫情以来,黄人杰的手机再也没有关机。近期,由于当地出现病例,黄人杰和同事将近两个礼拜时间,每天都只能睡 2~3 个小时,疾控的办公室里备上了折叠床、洗漱用品,「有些人担心突发情况要留在办公室,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

规培生张苗的同事请假结婚,却遇上当地发生疫情,不仅婚礼没办成还赔上了婚假。张苗已经 3 年没回家了,但她不敢请假,「怕被隔离,可能好几个月都不让回,缺了的规培以后还要补。我们不是一直 007 吗,习惯了。」

张苗的担心也透露出对医院同事的体谅。年近退休的楼莹护士介绍,此前因为科室同事外出采样碰上疫情被隔离,接下来的十几天里,她「1 个人顶了 11 人的班」。

投诉、磨损与希望

还有一些变化,是规培生张苗没有预料到的。

张苗所在医院有一套详细的院感防控流程、应急培训指南,医院感染办和卫健局会不定期对学习情况进行检查,以最直接的方式——抽背。「中高风险地区每天都在更新,我们全都要背下来,检查不通过会让科室里的老师被扣钱。」

此外,实施疫情院感防控要求后,「医院收到的投诉变多了。」

从医院大门开始,患者就要提供详细的流行病学信息:住址、身份信息、什么时候打的疫苗……每个问题都可能成为情绪爆发的导火索。曾有患者拍着桌子对张苗大喊「你们到底是治新冠的还是治病的啊?」她只有解释安抚或者请来保安处理。

除了对就诊流程的投诉,还有对食堂的菜色的投诉,「因为不让陪护、不让送餐,刚开始也没考虑到糖尿患者,全是主食,后来我们医院就做了改进。」

李昊然在工作中提醒患者戴口罩、出示健康码,亦是得到患者的不理解,「他们觉得我是在妨碍他们」。

图源:视觉中国

黄人杰眼中工作的价值,正在因一些形式上的东西而磨损。

在流行病学中需要形成调查报告为防控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但在现实操作中,黄人杰的流调报告避免不了因上级的喜好而修改,他无奈笑了笑,「有人吹冲锋号,没人吹休止符」。

「作为一个普通的疾控人,我真的没有想到面对疫情这么难,3 天熬 2 个通宵的大有人在,而我们还不是最辛苦的……原谅我忍不住发脾气,或者不原谅,对不起,我真的太累了,也真的感觉太难了……」上海疾控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的这条留言,触动着黄人杰、李昊然、李润泽、张苗、周钰哲们的心。采样、流调、管控、出报告……他们像彼此咬合的齿轮,一刻不停地转动着。

黄人杰现在看到电话响起时会恐惧,对随时出现的应急通知会厌烦,这些意味着他「要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在他看来自己目前的工作是滞后于病例出现的时间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堵,他觉得「战胜新冠还是要靠特效药」。

新冠特效药,是在谈及未来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的一个词。在高压而看不到尽头的工作中,这寄托了他们对于现状改善最大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