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让我跟着她干两年，就能在杭州全款买房了。

我心动了，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

但我心里又挺矛盾的。跑那么远，心里没底。不去，我又心有不甘。

去，还是不去？我纠结了很久。

8月，我回了趟老家——椒江前所。

一个椒江北岸的小镇，这里没有商场，没有电影院，外卖都不好点。每次回来，我都待不了几天，就想着往外跑。

椒江日落

我家是一幢灰白色的三层自建房，“邱姑娘”正在厨房忙碌着。

我妈妈姓邱，我都叫她“邱姑娘”。

读高中时，我去同桌家玩，他喊他妈妈“徐姑娘”。我心想，我妈妈也很年轻啊，我也可以叫她姑娘，回来我就叫我妈“邱姑娘”了。

邱姑娘招牌海鲜面

邱姑娘做了一桌我喜欢吃的菜。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

邱姑娘说：“蒙古太远了，你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安全啊。”

父亲说：“你如果决定了想去，就去拼一把，爸爸支持你。”

回到杭州，我辞掉了金融公司的工作，入职了女老板的公司。

2017年10月，我坐上飞机前往蒙古首都乌兰巴托。

第一次到矿区，条件的艰苦，出乎我的意料。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连鸟的影子都没有。水龙头打开，水是浑浊的，刷个牙吃了一嘴的沙子。

在蒙古的矿区

几个月下来，我只拿了几千块的基本工资。这和之前说好的不一样。

我打电话给老板，问她怎么回事？

老板告诉我说：“干几年，在杭州应该可以付个首付。”

好吧，我也自我安慰，这才刚开始，后面也许会好的。

2018年2月，我回椒江过完年，初五又出发了。

我先坐动车到杭州，去爬了北高峰，拜了天下第一财神庙，保佑我发大财。

年初六飞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处理一些工作，再去外蒙古。

蒙古的签证，只能停留30天，得回来重新办。

3月23日，在我准备回国的时候，老板来电话了。

她说，她和一位国内的合作伙伴到了乌兰巴托，要去矿上看一看，让我陪他们一起去矿上，还让我安排用车。

我不太想去，但老板都开口了，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晚上9点，我来到乌兰巴托的酒店，和两个大块头“接头”。

他们俩是蒙古人，一个叫杜雷高，一个叫图布新，是我们在蒙古的合作伙伴。

杜雷高有一辆银白色的越野车，之前去矿上，都是他开车。

打开房门，一股酒精的味道扑面而来。

图布新走路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床上。杜雷高躺在另一张床上，在玩手机。

我和杜雷高说，明天要去矿上，希望他帮忙开车。

杜雷高摆了摆手，说，他们喝酒了，开不了车，但可以找他弟弟来帮忙。

过了十几分钟，杜雷高的弟弟来了，见面就和我碰拳打招呼。

他弟弟看起来，就是个学生，身高一米七左右，短发，一张稚气未脱的脸。

我心里嘀咕：找他开车，真的没问题吗？

杜雷高拍了拍我的肩膀，醉醺醺地说：“别担心，不会出事的。”

3月24日，早上6点，天蒙蒙亮，我们出发了。

乌兰巴托到矿山上，距离600多公里，得当天来回。

这里的路都是“天路”，一眼望去，两边是戈壁滩，中间一条路，直通天空。

车窗外的景色是不变的，现在什么样，过几个小时还是一样，开车很容易睡着。

杜雷高的弟弟开车，我和合作伙伴坐在后排。老板身材很胖，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勉强卡进副驾驶座。

户外零下二十多度，路上还有残雪，车里开着空调。

我坐车一般是不睡觉的，在车上玩手机，但那天我困得不行，上车就睡着了。

中途，我们停在一家便利店，买了矿泉水，上车我又继续睡，安全带也没系。

也不知道车辆行驶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听到一声巨响。

我听到有人尖叫，我像是进了滚筒洗衣机一样，被甩来甩去。

02 如果醒不过来，人就没了

醒来的时候，我带着氧气面罩。

我看到白色的天花板，和一盏很亮的日光灯。周围是淡蓝的墙，有些地方的墙皮已经剥落，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靠，拍电影吗？我完全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尝试动了动左手，没问题，又动了动右手，没问题。

我看到自己身上，盖着一块白布，掀开一看，肚子上裹着厚厚的纱布。

我摸了摸肚子，只有手的感觉，没有肚子的感觉，就像在摸一个枕头。

同事在我边上，说：“你终于醒了！医生说，如果你醒不过来，人就没了。如果醒过来，就把你拉回中国去，他们这治不了。”

同事告诉我，这里是乌兰巴托的医院，我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了。

杜雷高的弟弟开车睡着了，猛一睁眼，发现前面一辆大车，急踩刹车，车子不受控制，飞出了公路，在戈壁滩上连翻了好几个跟头，我被甩出了车子。

司机和客户系了安全带，都只受了轻伤，老板飞出车外，锁骨骨折，盆骨骨折。

我身上没有外伤，全都伤在里面，脾脏破裂，大出血……差一点没抢救过来。

我听到斜对面，老板在和别人讲话，说要给我家里打报信电话。

我很着急地说：“别打，千万别给我家里打电话……”

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的，现在出了车祸，更不想让他们担心。

过了一会，还是有人把手机凑到了我耳边。

电话那头的声音，再熟悉不过了，是邱姑娘。她声音很虚弱，喊我：“小杰。”

还有父亲的声音，父亲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我哥哥，他问了一些很奇怪的问题：“爸爸叫什么名字，妈妈叫什么名字，大伯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

我知道了，他们还以为是诈骗。

哥哥说，他们买了今晚的火车票，连夜赶去北京，他们在北京等我。

我刚想说些什么，电话被人拿走了。

我感觉很渴，喉咙都要干裂了。我说：“乌斯，乌斯（蒙古语：水）。”

过来一位护士，说我不能喝水。她用滴管取了点紫菜蛋花汤，滴进我的嘴里。

我刚咽下去，感觉胃里一阵剧烈的翻腾，很恶心。我头往边上一侧，喷出一大口鲜血，我眼前一黑，又陷入了昏迷。

3月26日下午，我搭上了飞往北京的飞机。我一会醒来，一会又昏迷。

我听到飞机降落的声音，还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

救护车把我送到“北京304医院”，下车的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

邱姑娘，父亲，哥哥已经等在医院门口了。看见我浑身裹着绷带，被抬下车，他们马上围了过来。

父亲面色沉重，一言不发。哥哥一直在问我，感觉怎么样，哪里疼？

邱姑娘眼睛又红又肿，很憔悴。我心里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和父亲母亲

我被推来推去，抽血化验，做各种检查。

回到病房，已经是深夜，我嘴唇都干的起皮了。但医生说不能喝水。哥哥去给我买冰块，用冰块隔着塑料袋，让我的嘴唇冰凉一下。

邱姑娘去办手续了，病房里只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人。

父亲走到我床边，问我：“小杰，你后悔去蒙古吗？”

说实话，我后悔的要死，但看到父亲满脸的内疚，我说：“不后悔。”

父亲叹了一口气，把头转向一边。

当初，父亲支持我去蒙古，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心理压力一定特别大。或许，我说不后悔，能让他负担小一点吧。

我们一家四口

03 父母来签收病危通知书

“北京304医院”的医生说，我的脊椎是错位的，要拉直。

医生用两根黑色的金属支架，从我脑袋两边钻进去，固定住我的头骨。支架上系绳子，绳子上挂砝码，从头后面垂下去，把整个头骨往后拉扯。

邱姑娘陪在我身边，她说：“你的样子好可怕，头皮拉得很长，像一个外星人。”

我不确定医生有没有打麻药，或许说，根本不用打了，那种疼痛是超过极限的，比我经历过的任何一种疼痛，都要强烈一百倍。

我中途醒来过几次，刚有点意识，又直接痛晕过去了。

我听到邱姑娘对护士说：“能不能两个人陪夜，求求你们，我孩子伤的这么重。”

护士说，好吧。

邱姑娘趴在我床边睡，父亲在边上的躺椅上，睡一会，再和邱姑娘换位置。

脊椎拉了三天三夜，到3月29日中午，做完手术，马上被送进了ICU。

ICU的灯光很亮，闭着眼睛，光都能透过眼皮照进来。

我左边鼻孔插着呼吸管，右边鼻孔插着鼻饲管，身上还绕着一大堆管子。

手被绑在一个“乒乓球拍”上，手指不能弯曲。医生说，怕我想不开拔管子。

我感觉自己像一条钉在木板上的鱼。有几次，真的想去拔管子，但等护士给我手“松绑”，让我活动一下，我又觉得活着真好。

我身体里有很多淤血，已经凝固了。我能摸到，肚子上硬邦邦的一块。

在各种药物和激素的催化下，硬块软化，重新变成血，从鼻饲管里抽出来。

我床边摆着一个瓶子，可乐瓶的大小，每天都能装满一瓶。

有一天晚上，我感染很严重，医生打电话叫我父母来签收“病危通知书”。

那天北京下着鹅毛大雪，雪很快积起来了，邱姑娘和父亲深一脚浅一脚，从旅馆走到医院。签字时，父亲的手都在颤抖。

朦朦胧胧中，我看见两波火柴小人，手里拿着兵器，一边是红色的，另一边是黑色的。红色的人少，是我这边的，黑色的人多，是敌人。

红色的小人被打得节节败退，很快，只剩下最后一个小人了。

我非常伤心，感觉眼睛里全是泪水。

心里又涌现出一股坚定的力量，反复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倒下，一定不能放弃。

凭借最后一丝信念，红色小人开始奋起反击，把周围的黑色小人一个个打败……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打赢了这场战斗。

我睁开眼睛，从梦中醒来。

医生拿着一袋1200毫升的血袋，里面是红色和淡黄色混合的液体。

医生说：“你差点就没命了，你知道吗？这些都是从你身体里抽出来的。”

医生说：“接下来，你好好休养吧。”

第二天，医生又从我身体里抽了800毫升淤血。接下来的几天，从鼻饲管里出来的血，慢慢变少了，一天达不到一瓶了。

隔壁床的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治了几天，转去普通病房了。

我躺在7号病床上。每次医生在说，几号床可以转普通病房了。我都竖起耳朵，渴望听到医生说的是7号，我真想早点出去。

出事后的第一张照片，瘦成皮包骨头了

04 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我在ICU里住了18天，转到普通病房。

报告单上写了一大串医学名词：

多发伤，颈6骨折脱位并颈髓损伤，颈7棘突骨折，腰椎多发骨折，左侧胸腔积液，肺挫伤，脾切除后双肺感染，腹腔积液，盆腔积液，肠梗阻……

因为肠梗阻，我的肚子鼓起来，像一个大皮球。

在蒙古受伤以后，我已经20多天没排过大便了。

开塞露一支是20毫升，医生给我用了10支，大便还是排不出来；石蜡油，从鼻饲管里灌进去，一点动静都没有。

最后用麻油，30毫升的麻油，从鼻饲管里打进去。

过了两天，大便出来了——房间里全是牛羊肉的味道。

身上挂的针越来越少，鼻饲管拔掉了，负担越来越轻。

我觉得自己简直是“天选之子”，这么严重的伤，都能活下来了。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脑子里都开始盘算，出去要干点啥了。

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餐，父亲，邱姑娘，哥哥都在病房里。

我心血来潮，说：“我想起来试试看。

父亲把我从床上扶起来，挪到床边。我很想配合他，但腰使不上力，腿没感觉。

父亲站在我身后，伸出两条胳膊，穿过我的腋下，把我整个人架起来。

我朝下面望去，我的两条腿，像两根面条一样，在空中晃来晃去，软弱无力。

脚尖轻轻点在地上，脚后跟始终没法着地。

之前，医生说我“高位截瘫”，我一丝概念都没有。此刻，我明白了。

我感觉有人拿着一桶冰水，从我头上浇下。心里就两个字：完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

我曾经是家里的骄傲，是父母的宝贝儿子。而现在，自己吃饭，拉屎都要躺在床上，要靠父母服侍，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吗？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这样的日子，还不如死了算了。

我想到了朋友。如果我死了，他们会说：太可惜了，何华杰这个人还挺不错的。

我想到了父亲和哥哥，如果我不在了，他们一定会很伤心。

我又想到邱姑娘，她一定会哭得特别伤心的。邱姑娘才五十岁，接下来几十年的人生，她要怎么度过呢？

每年的清明节，邱姑娘都要做一桌我喜欢吃的菜，带到我的坟头。她会在我坟头说话，对着我的坟头哭泣……

想到这一幕，我感觉心里一阵刺痛，像被一颗子弹击中了。

不可以，我不能死。为了家人，也为了我自己，先活下去再说。

在北京住院70多天后，我转院到杭州邵逸夫医院。

邱姑娘照顾了我两个多月，身体扛不住了，医院检查出重度贫血，输了两袋血，在我们的再三劝说下，她回椒江，休息了两个月。

哥哥留在杭州，为了照顾我，哥哥辞掉了工作，当我的全职保姆。

05 自己穿条裤子，原来都这么难

2019年5月，事故发生一年后，我回到家乡，住在台州市立医院。

一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玩手机，刷到一个视频。一位坐轮椅的朋友，去赶最后一班地铁，他驾驶着轮椅，坐电梯，进站，出站。

账号叫“轮椅三剑客”，记录着一群人的轮椅生活。

那天晚上，我把这个号几百个视频都看了一遍。他们坐着轮椅，去餐厅吃烤肉，去拜访朋友，去各个城市游玩，参加各种活动……

原来借助轮椅，可以办到那么多事。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和邱姑娘

他们可以，我也可以，我开始尝试用轮椅生活。

第一次坐轮椅，直接把我坐晕了。我躺着的时间太久了，坐起来，就头晕目眩。

我坐着轮椅去刷牙，刷着刷着，晕过去了，牙刷还在嘴巴里。

邱姑娘给我买了辆能放平的轮椅，我头晕了，她就给我马上放平。

我的脚没有知觉，从轮椅的踏板上滑落，卡在轮子里，我也不知道。

2020年5月，我第一次轮椅出行，去了杭州，邱姑娘陪我去的。

我们去了西湖，西湖边春风拂面，游人如织。我们坐地铁，去了近江地铁站，以前在杭州工作的时候，我经常在这里转车。

我感觉恍如隔世。

轮椅开到西湖边

天气热的时候，我不能在户外待太久，因为我不会出汗。太阳下面站一会，嘴巴就感觉黏黏的，体温就往上涨了，只能靠物理降温。

我认识了前辈顾老师，他是“轮椅高手”，我找他买导尿管。

我没有尿感，只能靠导尿管把小便排出来。

有时候，小便还会自己出来，浸透裤子，流到地面上。如果不低头看，可能等到裤子干了，我都不会发现自己尿了。

10月，我去了上海，在顾老师的介绍下，我去上海阳光康复医院旁听，学习生活自理课。顾老师是康复医院的助教。

顾老师传授经验

医院的教学内容很生活化。

穿一条裤子，我花了10分钟，累得大喘气，还只穿了半个屁股，最后一截死活拉不上来。

我和医生开玩笑说：“实在不行，我就找路人帮我最后拉一下吧。”

医生说：“找路人帮你拉裤子，你觉得现实吗？”

我苦笑着说：“没事，我不要脸的。”

穿条裤子都这么难

还有各种转移，从床上到轮椅上，从轮椅到沙发上，我勉强可以办到。

最难的是从地上到轮椅上，我练了很多次，都撑不上去，要靠邱姑娘帮助。

我问了许多坐轮椅的前辈，从地上到轮椅上，有什么秘诀？

他们给我的答复都是：多练。

上轮椅真的好难啊

康复训练课上了一个多月，上海已是深秋，街道两旁梧桐树叶散落一地。

结业的那天晚上，我和同学们来到KTV，大家在一起唱歌，喝酒。

我唱了一首《老男孩》：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

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

顾老师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想去远的地方走走，越远越好，想走“川藏线”，去拉萨。

告别上海，继续出发

06 邱姑娘不见了

2021年6月，我和邱姑娘坐飞机，前往成都，与另外四位朋友会合。

有人说，去西藏的人，要么有故事，要么有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