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4 新中国的法律基础
中共赢得国共内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奠定了新中国遵循古老法则成为古老中国继承者的文化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暴力基础，也是中国几千年所有新政权新皇朝建立的共同基础。新政权底定，跟着英雄走，跟着赢家走，这也是中国历史传统与社会大众最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契合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的文化心理就是是新政权最根本最坚实的社会基础。新中国的建立，为累经战乱摧残的华夏迎来和平建设的机会，然而中国不再是封闭的自立於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新中国又被拖进战争，朝鲜战争。追究战争的起因已毫无意义，以当时的国际格局与敌对双方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猜忌，新中国并不存在第二种可能的选择。中美双方的对决与结果，对新中国而言无疑远远利大於弊，与世界第一强国的对决，对等和谈就是胜利。
朝鲜战争不仅为中国迎来几十年的国际和平环境，对饱受列强百年欺凌，民族文化与以及以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自信无疑都遭到极大摧残的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对社会大众心理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战争的胜利表面上看是意识形态对决的胜利，而实质上是中华传统文化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价值的激发与再现，所谓英雄主义就是无畏牺牲与集体协作，这都是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最珍贵的人文价值，集体主义与英雄主义。这种珍贵的人文价值的激发，使中国志愿军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最强大的军队。有关军队的素质与战斗力，不外乎三个方面要素，武器装备，将士作战技能，牺牲精神。毫无疑问历经抗战与国共内战，志愿军的作战技能与牺牲精神远在美军之上，而武器装备远不如美军，志愿军所凭靠的就作战技能与牺牲精神，如果装备相当，结局可知。中华传统人文这些珍贵价值，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蕴藏於传统集体人文的价值之中，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挥又赖以领袖的能力与魅力，这也为中华文化与历史埋下周期性起伏的根源。没有新体制与领袖所激发的，蕴藏於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的英雄主义与集体主义，就不会有朝鲜战争的胜利。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共成为不容置疑众望所归的国家领袖，也在文化上更加夯实了新中国作为历史中国与中华文化与社会绝对合法的继承者，这个法就是先天的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沉淀，即民族文化的传承记忆与民族性格，而其他法则或所谓成文法条或程序不过是后天对胜利者的追加。
8.15 意识形态理想的悲歌
在和平建设时期，意识形态不再仅是变革的旗帜，而是成为经济建设的指导。建立新中国，并抗击可能的外来军事颠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无疑奠定了作为国家领导者的社会与文化基础。所有这些胜利都是在救国救民以及意识形态的旗帜下，凝聚社会力量，传播理想，也必然成为执政党的核心价值。革命成功与新政权的建立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以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改造社会，建立一个以意识形态理论为基础的理想社会。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圆满达成，中国社会由上至下一扫百年来的萎靡，处处朝气蓬勃，力争上游，似乎这一切都是意识形态理想所赐，全国人民团结在意识形态的旗帜，只要万众一心，没有达不成的目标，无论是受新社会的感染，还是受环境所迫，意识形态思想理论成为全社会共同的努力方向，也成为战无不胜的思想工具，胜利培育自信，自信走向脱离社会现实。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这无疑使属於社会自然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为一种有目的的政治运动，这就产生了脱离或忽略社会经济活动所具有的自然属性，社会自然经济活动成为权威与权力意志的附庸，全国各地各行各业也进入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时期，最终走向灾难性的结果。这个结果有众多的原因，首先是意识形态理论的原因，对意识形态理想的盲目执着与自信，忽略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农村的集体所有与生产计划超越历史条件，却有着意识形态理论基础。历史的原因，走过革命或战争时期，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是中共发展壮大并取得胜利的法宝，自然对群众运动有着天然的迷恋与信任，只要发动群众，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忽略了权力驱动与理想鞭策的不同，理想的驱动以民众的理解与配合为基础，而以政府权力为基础的发动已演变成为政治高压与强迫性的群众运动，农村的农业合作也从自愿成为实质性的强迫，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使党与政府过度自信与盲目计划，对社会反馈的麻木，强迫性的群众运动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对领袖个人的迷信，惟上及受权力的强迫的屈从，都有着传统文化的因素。所有这些原因都酝酿一个危险的共同结果，一个失去或无法接受底层以及外界信息与反馈的权力系统，一个失去外界反馈的系统必然是盲人瞎马，走向危险的悬崖。
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而所有这些由於脱离社会实际，在物质生产中带来的问题或危机，已经造成执政党与社会现实的脱节，意识形态思想的社会舆论高压，使社会禁言，而现实问题产生社会对意识形态信仰的怀疑，都可以追溯到社会文化的因素。任何社会都是文化的社会，任何落后的或健康的社会习俗都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社会文化与社会生产无疑即是相辅相成又是相亏相损的，即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这决定於两者的相互关系。当生产关系，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之后，而这种生产关系并非物质生产发展自然演化形成，而是生产之外的政治力量强力干预的结果，源自或习惯於旧有生产关系的原有社会文化必将成为新生产关系的阻力，最明显的是社会大众的生产积极性，以及社会或生产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关系，都不符合意识形态理论的设想，这些负面因素都会影响新生产关系的成长，并最终挑战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与理想。要促进或维护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种以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及政治力量干预产生的的生产关系，由於不可能在社会自然生产或生产力中获得助益，社会文化思想的改造成为必然，成为维护新生社会生产关系的唯一手段。而社会文化是一种群体记忆，群体记忆存在於所有个体的记忆或思想意识之中，是所有个体思想的总和，改造社会文化就是改造每个社会个体的思想意识，使之不仅适应甚至成为社会新文化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驱动力与基础，这也是社会文化改造，以及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不断的原因，这应该是文化革命的思想基础。不管这种思想改造运动的思想是源於政治领袖还是政党，都有着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必然根源。
8.16 文化革命的意识形态思想根源
权力与利益是社会腐败的温床。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社会权力机构或政府的运作，政府即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也是社会的保守力量，稳定与保守在许多方面是同义的。而任何社会机构机体，甚至生物肌体都不具备自我改良或进化的动因，所有改良或进化都是外部不断刺激，甚至是对生存的挑战的回应，社会组织也是如此。就如同毛成为党的领袖与其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实质是党面对生存无奈的选择，至少对曾经控制党领导核心的反对者或意识形态基本教义派而言是如此。革命党成为执政党就必然掌握国家与社会的资源，成为社会资源与利益的集散地，社会精英之所趋，而权力与利益也必然带来惰性与腐败，为对抗党与政府机体的惰性与腐败，甚至所谓修正主义，来自体制外或社会基层的监督与批判无疑是必要的，然而掌握权力的党与政府机构无疑永远是所有社会政治活动的主导者，这就决定了任何对权力机体的批判与监督都可能最终流於形式或被压制。要真正触动掌握权力的社会机体，清除惰性与腐败，维护党意识形态政治理想的纯洁，而体制外流於形式的监督也难於触及官僚体制的积弊，激烈的社会革命就是必要的手段，既是革命政党革自己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继续革命，以维护执政党的革命与社会纯洁性与先进性，文化革命或有着社会现实的偶然，却存在着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基础。
革命是非常的社会变革手段。任何反复出现或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都必然有社会文化的根源，都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或表现，甚至有着人性或生命本质的根源，社会权力的惰性与腐败就是如此，这将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同在的社会现象。而革命属於人类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属於社会不同阶层或利益团体出现利益冲突，并且无法妥协的时期。革命的爆发，就有如外科手术，暴力摘除革命一方认为不适应的社会机体。无论革命成功与否，手段的本身决定它的社会功能，即是极端与特殊的，仅属於社会的特殊历史时期，绝不是社会的常态。而社会文化，无论是进步健康保守落后，都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使相应社会文化成为属於一定社会时期的常态，属於社会正常运行的一部分，并且与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相适应，而社会物质基础的改变是渐进与缓慢的，这就意味着社会思想的改变也是渐进与缓慢的，这也包括社会的旧习俗。这也是社会革命或变革推翻旧政权与改造了旧体制，相应的社会文化与习俗随之改变，然而假以时日，被社会变革压抑的旧文化习俗又死灰复燃。革命手段解决文化问题就有如外科手术去改变一个生命个体的思想或性格，这完全违背了社会思想与文化属於社会群体生命意识，它即有依赖於社会物质又超脱於物质物质的特殊性，革命时代改造社会文化本身就是过激的不恰当的。而革命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变革手段，并且属於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革命的目标也仅能是对特定的社会机体，如掌握社会权力并妨碍社会变革的社会阶层群体，这就决定了革命存在一个有形的社会实体作为目标，而社会文化与思想却是无形的社会群体意识，即将无形的社会群体意识，特别是属於社会大众的文化思想意识作为革命的目标，这就决定了文化革命从一开始就走向失败的命运。
继续革命是手段的目的化，是走向极端的开始。当革命以社会思想与文化作为革命的目标，革命可能将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革命成功之后，将消灭敌对集团个体的生命作为铲除特定社会思想文化的手段，革命走向残酷与非人道，另一个是对於属於或存在於社会大众群体的旧有思想文化，不可能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就会采取长期化的政治压抑，使革命长期化，也就是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这应该是文化革命中继续革命的思想根源。任何社会文化思想都以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为依据，也即是社会物质存在决定相应社会的意识，也就社会文化思想。
而社会革命则是以一定思想意识为基础的社会变革，如果这种社会变革与社会物质变革相互呼应，相辅相成，这种社会变革或革命对旧文化思想的改造就可能建立起新的社会文化思想，成为社会新文明的基础，因为旧文化思想的社会基础正在消减，否则这种变革或革命只会成为镜花水月，昙花一现，然而社会变革对旧文化思想的改造蒋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社会文化思想仅是社会物质的表现或现象，社会物质存在才是现象背后的本质，社会革命或改革仅是更好地适应物质存在，无法改变社会物质存在，苏联的解体是就好例证。
意识形态社会改造的必然与恶果。然而意识形态思想价值仅是一种基於对社会现实不平等的分析与批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的未来理想社会之理论学说，判断与理论推想，并且是对未来社会的推想。这些分析判断与推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将每个特别的单一的社会个体抽象化为同一的，至少可以通过教育使之成为具有同一生命思想特质的个体，即有共同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的同一个体，这种设想并不符合社会现实，或不符合人类生命最基本的人性，追求最大利益的生命本质。然而基础设想是所有人文理论的根本，人文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最大的不同在於，理论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理论基础都建立在经验之上，人文只能依靠已发生并难於重复验证的经验为基础，作为人文研究对象的人类个体由於能力与经历的不同，每个个体都是单一（uniqu ）与独特的，这与自然科学所研究同一对象的等同划一有着本质区别，比如A电子与B电子本质与表现是一致的，而作为不同个体的人表现却可能不一致，也即是自然科学以可重复验证的经验为基础，人文理论的演推过程却可能包含许多无法重复验证的设想作为铺陈，无法重复验证的设想与可验证的经验是人文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的最大不同，然而理论都需要基础设想，这也是许多人文理论走向乌托邦的根本原因。
对於中国的极左时期，也许可以假设所有意识形态产生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尚未进入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所要求的社会大生产，没有相应的社会大生产与其带来的庞大的社会产业工人，以及与其相应社会文化与思想，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超越了社会的物质生产基础。如果通过强制的社会公权力进行相应的社会生产与文化思想改造，就能建立一个新社会，这就无疑否定了社会上层建筑需要相应的社会物质生产基础，即社会上层建筑可以脱离社会物质生产基础，而仅依据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设想以及政治权力建立起来，这也是苏联与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这种超越社会物质生产实际的社会改造道路，带来两个极端，即社会公有与集权带来的物质生产短时期的飞跃式提升，极其后来的强迫性与盲目性计划带来的生产的破坏，或社会大众生产积极性的丧失所带来的社会生产的萎缩不前，另一个更严重的是由於强迫的社会生产改造带来新的社会问题。那些源於强迫改造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在社会自然生产过程中得到纠正，就必然仅能通过强迫的手段加於解决，权威或公权力再次成为必要手段，这既有社会革命的历史与传统承续性，也是现实的无奈。意识形态思想强迫性带来问题的无解，而执政党内也很难於以民主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革命的执政党本质上不具有民主的文化基因，发生暴力革命的社会也往往缺乏社会的民主文化，也只能依循暴力或权力意志，以及意识形态思想理论解决问题，结果盲人瞎马，社会高压成为普遍与必要的手段，最终导致二十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危机。二十世纪以革命暴力为手段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强迫与早熟的社会改造运动。
大跃进与文化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恶果与伤害，总结与吸取经验教训是社会进步的台阶，无论如何解析两者的原因，意识形态理论无疑是具有最根本性的诱导因素，都离不开意识形态最根本的革命基因。大跃进是经济革命的必然，发动民众以革命手段赶超先进国家，解决社会经济落后的社会问题，文化革命同样是以革命手段解决不适应或不利於新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旧文化旧思想，革旧文化的命，树新文化之风，前者是以社会公权力强迫进行社会生产基础改造，建立经济发展的物质环境，后者则如同用外科手术解决社会思想问题，表面看是体制与政治领袖的原因，而根子却是意识形态理想与理论的革命基因。大跃进与文化革命，两者都不仅不具备相应的社会物质基础，其发轫更是意识形态思想与理想激情交互震荡的空想。意识形态思想理论的革命基因与激情，不走向终极与失败是不会回头的。大跃进与文革有着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以及领导的因素，最根本的是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与社会文化的基础。一个依靠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为旗帜获得政权的政党与政府，也必然沿着意识形态理论的道路走下去，而公有制或国有化也必然是社会改造的必经之路。
8.17 改革开放 对利益与生命本质的回归
改革开放是对利益的回归，对生命本质的回归。“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失败，使中共选择接受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走上农村包围城市，农民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的僵硬的计划经济再次失败，使中国走上开放改革的道路。无论历史如何评说改革的动因或理论，其本质仍然是利益的选择，生命本质的选择就是追求最大利益。如果社会主义带来社会利益或大众利益不如资本主义，那麽社会主义就是失败的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生命的本质就是追求利益，任何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理论价值或意识形态理想，都不过是生命追求利益的本质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文化思想表现。社会文化价值是以相应社会伦理道德或物质生产为基础的，而意识形态价值是建立在以批判相应社会现实为基础，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憧憬之上，这就可能包含过於想当然或超越现实的理想，因为是属於未来的并未经受实践之检验，所能接受的是思想的批判，而走入社会实践之前的思想批判，可能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最有效益的社会思想实践，其产品就是思想成果。然而当意识形态价值成为理想或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不再接受思想的批判，批判也意味着成为社会公敌，这在东西方社会都是不允许的。意识形态最终成为不可挑战的世俗宗教，这是意识形态理论危机或死亡的开始。思想理论的生命在於批判，任何脱离思想批判的理论都将走向死亡，实践的检验不过是思想批判的现实佐证，却可能是社会代价高昂的佐证，大跃进与文革就是现实例子。社会大众对利益的回归，追求生命的本质，就是对强势的意识形态价值或理论的纠正，如果做不到利益的回归，社会将走向窒息。中国改革开放本质就是对利益的回归，邓小平的话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就是追求社会最大利益。中国改革开放就是追求最大利益的人性本质回归。
8.18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之谜？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是巨大的，终於实现了中国延宕百年之久而不得的社会工业化，为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夯实经济物质基础，然而在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却有着同样实行经济改革的国家与地区，却乏善可陈，或改革失败，甚至折戟沉沙，社会崩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也必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为什麽可以取得经济改革的成功，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其他经济体是否有可借鉴之处，中国经济奇迹的本质或基础是什麽，如果不是偏见，中国经验必将成为失败者与后来者学习与借鉴的榜样。而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或经验可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稳定的社会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是一切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长期的政治教育宣导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使民众对政府有着稳定的向心力，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另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的集体主义价值，社会各阶层与群体与政府的关系是主动配合，妥协与互利，而非质疑与抗拒，更别说挑战，虽然存在对体制与社会的批判，终不成社会思想主流。西方思想将政府比为必要之恶（英美），或政府是集体（民众）智慧（德国），而中国社会传统习俗将政府比拟为父母官，社会与政府的关系有如家庭合作而不是挑战，这是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这使党与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管控与危机处理能力，使社会不会因为意外的社会事件而失控。
其次，以经济为中心，解放思想，排除一切对经济建设不利的思想因素，包括意识形态的教条或原教旨的影响，使意识形态成为一面旗帜，也仅是一面标志性符号，不影响具体工作政策的决定与改革。及时调整经济政策，对保持社会经济活力极为重要，肯定私营企业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积极作用，对超越或不适合社会实际的社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使经济维持持续增长的基础。
再者，打开国门，使社会经济逐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即学习吸收国际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也接受外部新文化新思想，特别是西方思想文化与社会经济结构，促进社会文化与思想的转变。从改革之初，由於缺乏对外部的了解而盲目崇信，及自我否定，到能够从容客观地看待比较国内外社会的不足，这归功於打开国门积极对外的文化思想与社会交流，这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第四，政府征集社会各方意见，统筹实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及集中力量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为经济发展提供前瞻与助力，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党体制与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无疑是重要基础，这也是民主选举轮流执政，相互监督与制约的社会政治体制无法做到的。
第五，改革开放之初，经济虽然落后，然而中国社会大众或农民工受教育与识字率相当高，这是许多落后国家所不具备的，而且农民工吃苦耐劳，守纪律，不仅能在短期训练即可成为产业工人，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在学习与快速掌握新技能方面，甚至是经济发达西方社会产业工人都不能比拟，这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坚实的物质底气，应归功於儒家传统文化的奠定的社会人文基础。守纪律，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的社会劳工，这是东亚儒家思想文化圈独有的普遍存在，而中国社会最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