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19-05-19 16:14:24

鲁迅的妻子许广平的去世,是鲁迅家族命运的转折点。家道从此败落,冥冥之中的鲁迅,不知对此该做何想?

周家不能再住原来的用鲁迅的稿费,买来的位于北京的那个独家大院儿了,我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搬到了一个比原来小得多的地方,

这事儿有点奇怪,鲁迅既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更不是国民党的官吏。他的家是鲁迅用自己的稿费购买的,这所宅子是他辛勤耕耘的劳动收入,为什么不能不再是他自己的私人财产?

周令飞1953年生于北京,鲁迅先生的长孙,1969年北京景山学校毕业,16岁参军,并在部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高炮某部当兵,后到解放军画报社当摄影记者,转业后到人民美术出书社任职。部队大熔炉的历练,特别是翻云覆雨的政治形势,让周令飞逐渐觉醒。在他的身上,“鲁迅的基因”爆发了。

他开始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像鲁迅一样,用犀利的语言和文笔,为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思考,

周令飞对文革的反思与批判,即使今天读来也是掷地有声,入木三分!他说,“今天的‘指令’转眼之间就作废了,明天的‘原则’后天又变成狗屁不如的废话,这种翻来翻去的变化,使得人民多少都有点‘神经质’。无论什么事情,人们都习惯考虑前因后果,计算利弊得失。谈话时谨小慎微,‘坦然相见’肝胆相照,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1980年,27岁的周令飞和他的爷爷鲁迅一样,去日本出国深造。不过他学的不是医学,而是日本富士电视台进修电子媒体。

回忆这段时光,周令飞写道,在日本留学时,他发现,与台湾同学相处要容易很多,不必高具戒心,精神上觉得放松许多。

他为此感到痛心。“中华民族原是朴直而单纯的,人与人的关系原是亲切而和善的,十年文革,使人民的性格起了很大的变化,没有一个人敢于轻易相信对方。”。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朴直单纯变为复杂猜忌的情势,已经深入中国人骨髓,是“深入民族灵魂的伤痕”,只怕几代人都无法医好。而这才是中国最大的灾难,中国人民最深的苦痛,也给后人留下最惨的教训。

周令飞还认为,如果祖父鲁迅活到今天,会不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不得而知。

改变周令飞命运的重大事件,是他在日本求学期间,爱上了他的同学,一个美丽的台湾姑娘。

周令飞是80年代初最早的“涉外婚姻”的当事人之一。说这是涉外婚姻,是否有点勉强?他择偶的对象不是外国人,而是一位台湾姑娘。

这本来是一件既很平常又很正常的事,可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却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被扣上了“投敌叛逃”的帽子!

1970年代末,国家准许自费出国留学。他和妹妹周宁申请赴日留学。申请报告交上去以后,有关部门最初不批准,后同意“公派自费”,即他的出国是由公家派遣,费用自己筹集。

从此,他们兄妹进入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行列。周令飞到日本以后,最初感到学业紧张。十年文革让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来自台湾的女同学张纯华伸出援手,帮他补课。每每补课到深夜、黎明,同窗之情,耳鬓厮磨,日久生情,执子之手,对天发誓,非子不嫁,非汝不娶!海枯石烂,此心不改。

青年男女,因求学而相爱,本是一段浪漫美谈。可惜当时海峡两岸,刀枪相见,水火不容!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在海峡两岸上演,它的主角是,周令飞和张纯华。

对于鲁迅的评价,两岸评价存在尖锐的对立:一边奉为头等圣人,一边视为文化异端。

宝岛姑娘张纯华爱上了鲁迅长孙,引起了台湾官方的注意。张纯华的父亲是一个普通商人,迫于压力把女儿从日本召回。重压之下,女儿口头保证离开周令飞,重返日本后,一对情侣,难割难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无论什么力量,无论什么样的狂风暴雨,都不能把这对鸳鸯打散!

为了心爱的姑娘,周令飞公开发表声明:“此举纯粹为了爱情,而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这事与我父母无涉。”

一对情侣,终成伉俪!走进了甜蜜的婚姻的殿堂。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双宿双飞,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的妹妹周宁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则消息如遭雷殛,打电话向父亲周海婴、母亲马新云报告。

这原本是一件私人到无法再私人的私事,男婚女嫁与政治何干?可在那个年代,却被强加上了可怕的政治因素。父母马上向广电部领导汇报,又向主管留学的国家教委汇报,还向熟悉的老首长主管台海关系的廖承志汇报。最初廖公以为婚礼在香港举办,说了几句宽心话。但周张的婚礼是在台北举行,周海婴夫妇遭遇了巨大政治压力。

周令飞的婚姻被加上了强烈的政治因素,说张纯华是“受过长期培训的女特务”,“经验老到”,惯于施用“美人计”,已经勾引过多名大陆男子“投奔台湾”。

广电部长吴冷西找周海婴谈话,严厉训斥:“周令飞的事情,你知道不知道这是叛逆行为?政治影响极坏,你负有教子不严的责任!”并让他马上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还向他宣布三条纪律:一、最近一段时间内不会见任何记者,尤其是外国记者。实在避不开的,可回答“无可奉告”;二、表示已经和儿子划清了界限,断绝了父子关系;三、暂不出国。

本来周海婴公务繁忙,需要阅读的文件很多,需要参加的会议也不少,此后文件不再交他处理,事业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也有名无实。他向徐崇华副部长要求工作,徐副部长表示爱莫能助,说:“你就看看书,休息休息吧。”

他原是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出事后资格也被取消,只保留人大代表资格。马新云是中学外语教师。当时新学期刚刚开始,学校突然通知她说,学生不欢迎你讲课,让她去图书馆上班。马新云不接受,于是提出到外语学院进修。校方作出了妥协,从1983年到1986年,她前后四年没上讲台。

周令飞在台湾结婚后,曾将结婚照托经商的朋友捎到北京。台湾商人把照片放在饭店大堂服务台,打电话请周海婴夫妇去取。周海婴想到“组织纪律”,赶忙请示徐副部长,徐沉吟片刻说,让我们研究一下。答复:“照片去不去取由你们自己决定。”

马新云念子心切,说:“我不是党员,我怕啥?我去把它取来!”照片取到,夫妻俩一张张地观看,他们的儿子,美丽的新娘,盛大的婚礼,高朋满座,幸福的婚姻,甜蜜的画面,一幅幅在他们面前展开!

不能参加儿子的婚礼,不能享用人生这种幸福的时刻,而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得不到公公婆婆的祝福,这样的悲喜交集,能不让让父母泪流满面?!

事后,周海婴还是汇报了取照片的事。徐副部长说:“有人认为,这是对你的考验。”周海婴能不心惊肉跳?谁又能知道还会发生些什么?主管人事的郝副部长还找到周海婴谈话,让他写信,把在日本读书的周宁召回,:“万一你的女儿也跑掉了,岂不问题更加严重?”还说,他女儿目前正是一个台湾男子的“目标”!

还是母亲马新云态度坚决。她说:我是党外人士,你们组织的决定对我没有约束力,我是她娘,我不同意她回来!

其实周令飞、张纯华的婚姻完全出于爱情,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所谓“特务”云云,全是无稽之谈。周令飞到台湾后,拒绝了各种安排和当地媒体的邀请,远离政治,从事商业,进入了岳父开办的百货公司担任协理。后来岳父公司破产倒闭。夫妻二人一度甚为窘困。

后经过多年奋斗,周令飞写成研究舞台艺术的专著在台湾出版,进入台北娱乐界成为节目制作人。张纯华相夫教女,是个,贤妻良母,对远在大陆的公公婆婆,毕恭毕敬。

多年之后,官方终于承认这只是一桩海峡两岸婚姻。先允许周令飞回大陆探亲。廖承志通知周海婴:“你儿子不是叛徒。”周令飞回来时,新华社还发了消息,宣告叛逃风波烟消云散。

1995年批准周海婴到台湾访问,亲家、公媳、爷孙得以欢聚。周令飞张纯华携一对女儿到上海定居,并到鲁迅墓前祭拜。

回望当年周张婚恋的轩然大波,反应显然过度。一家人的骨肉分离,无妄之灾!周令飞对记者说:“台湾、大陆都是中国,一个中国男人和一个中国女人,有恋爱结婚的自由,也有选择居住地的自由。”

尽管这段往事已经过去,留下的疤痕也已经平复,可咀嚼这些往事,其中的酸甜苦辣,留味悠长,……

能不能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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