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5月7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突然在凌晨遭遇美国飞机的轰炸，损失惨重。
三名中国记者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当场牺牲，数十人受伤，大使馆建筑严重损毁。
一个国家的大使馆，象征着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地方，却遭遇了无情的轰炸，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中国外交部第一时间发布了强烈的谴责，可中国和美国实力悬殊太大，似乎无计可施。
而美国却只轻飘飘地说了一句：使用了老地图，是误炸，深表遗憾。
那是一个疼痛的年代。
我们的民众咆哮着上街，站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外面抗议。
我们的大学生穿着整齐划一的T恤，手举“中国人今天说不”的标语上街游行。
我们的烈士父母，捧着孩子的遗像在机场哭的撕心裂肺。
我们的总理在现场，老泪纵横。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无比疼痛的教训。
这一天，是我们中国人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我们没有选择和美国正面刚起来，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脆弱地像一颗鸡蛋，只能选择卧薪尝胆，忍辱负重。
同样是在这一年，华为人还没有从祖国的悲伤中走出来，华为就在自己的战场上遇到了美国巨头的围剿。
美国思科的高层对外放言：“在今后几年里，思科将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
当时的思科在美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享有垄断地位，而华为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思科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搞死这一家来自中国的小公司。
先不说巨头的围剿，当时的华为本来就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任正非一直坚信要做真正的中国技术，而要做出真正技术的前提是大量的研发，而这一切都是钱烧出来的。
华为从来没有想过GSM烧钱如此之凶悍，在当时的中国一年就是几个亿起烧，这一家民营企业完全背不住，但是不烧钱就是完完全全的失败。
于是很快华为的资金链断裂了，欠员工钱，欠客户钱……
这一段历史，当时的深圳市长李子彬在CCTV2《对话》中有提及：
当时告状信收了3000封，说华为欠工人工资100亿元，欠客户100亿元，欠税100亿元。
自从这些信出来后，华为6个月没订单，任正非同志非常苦恼。
于是，他就向上级领导汇报，请组织派人过来调查华为，如果信上说的都对，就把任正非抓起来，他有欺诈行为。
如果不对，就发一个公告证明他的清白。
很快，调查组入驻华为，并没有发现华为走私和偷税漏税，任正非也没有中饱私囊，华为的做法，是项目投入过大，企业融资困难。
虽然被证清白，但华为的危机并没有解除。
那是任正非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很多个夜晚，那个50多岁的汉子，就孤独地坐在窗前，凝望着熙熙攘攘的大冲村。
这样的危机和煎熬一直等到1999年的10月底，一个华为的员工冲进任正非的办公室对他当面汇报中了福建省的一个好几个亿的大标案。
听到这个消息，任正非这个刚正不阿，有钢铁般意志的人，竟然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他不停地敲打着桌子，颤抖着一遍一遍大声念叨：
“我就说我没有问题，我就说我没有问题！我要有问题，福建会给华为这么大的项目吗，国家会给华为这么大的项目吗?......”
那似乎是任正非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哭，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泪流满面。
然而任正非的屁股还没有坐稳，一张编制好的大网悄然而至。
在亚特兰的一次展会上，美国思科的董事长佯装成一名顾客，跑到华为的展台上听他们的员工介绍自己公司的核心产品和技术。
员工一看是客户，就讲得格外卖力，而他却不知道，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思科用来狙击华为的恶毒手段。
思科要整倒华为，是完全处心积虑，憋着一肚子的坏水。
1月23日正是中国农历腊月二十一，这是什么日子？
是中国人快要过春节的喜庆日子，而正在华为的员工快要放假回去过年的时候，美国思科一纸诉状把华为告上了法院，就是要杀华为一个措手不及。
在长达77页的起诉书中，指控涉及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21项罪名，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
这种考验对华为来说几乎是事关生死，如果思科赢了，那么华为面对的将不仅仅是高额罚款，而是所有的产品都有问题，失去所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