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外交喉舌，但今天却痛批中囯。背后她竟在做一件惊天伟业（ZT）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文学城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2019-06-21 00:22:53

她曾是一位翻译巨匠，担任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首席翻译官，她译制的《廊桥遗梦》不知滋养了多少西学贫乏的中国青年。但她却特别排斥“翻译家”这个名号，更不愿被人提起她曾是毛主席的翻译，别人疑她“有反骨”。

她也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曾接待过尼克松、基辛格以及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的多次访华工作。还在美国十几所大学演讲。但她却最不愿被称赞为“外交官”，别人说她“太清高”。

她还是一个让父母无比自豪的女儿，文理俱佳，成绩优异，从小到大一路名校毕业，在清华大学中受业于钱钟书、杨绛，钱钟书还为她指导毕业论文。但她却带头发起学生运动，号召毕业生不写论文，工作后又早早“淡出”了体制，更差点与父亲断绝关系。别人指她“大不孝”。

但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想听她说话，想听她言辞激烈的针砭时弊，想听她慷慨陈词的宣扬“启蒙”，想听她娓娓道来的回忆往事。但却很少有人能觉察到，其实，她并不是在演讲，而是在悄悄进行着一项，足以撼动全中国的惊天伟业......

她，就是资中筠。

1930年，她出生于上海，这是一个钟鸣鼎食之家，家门显贵。父亲资耀华，是民国著名的银行家、金融学家。“中国银行”这个名号，就是由于他的建言才能得以保留。国民党的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而共产党在其讣告中也说他：“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母亲童益君，是一位有着惊人，数学头脑和逻辑思维的知识女性。他们将3个女儿都培养成了，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佼佼者。

1970年，资中筠与女儿在河南干校时合影

二妹资华筠是著名舞蹈家，其50年代表演的“飞天”、“孔雀”，几乎无人不晓；小妹资民筠知名教授，是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会员。

1941年全家在天津，后排左一为资中筠

而她，是三姐妹中最为优秀的长姐，承载了父母最大的期望。也许正是因为，在这样过于耀眼的家庭中成长，才让她日后的路，先是一帆风顺后又充满了“坎坷”。

资耀华、童益君夫妇与女儿资中筠、资民筠、资华筠

她从小品学兼优，如温室花朵一般，文静美好，纤尘不染。学业突出，在艺术上也颇有造诣。她自小与钢琴结缘，师从刘金定先生。刚一中学毕业，就举办了一场，个人钢琴独奏会，小小年纪，就能演奏，巴赫、肖邦、贝多芬、舒曼等世界名曲。虽经逢乱世，却依然能过着，岁月静好、琴声书影的桃源生活。

青年时代弹钢琴的资中筠

但这样一潭静水的日子，在她1948年考入清华大学时，出现了涟漪。1949年，她正上大二，北平城已解放，清华园中播放的歌曲已换成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学生们受到新中国感召，全都无心学习，大批学子纷纷南下工作，以期报效祖国，而她身虽未动，心已走远。

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的宣传口号

1950年，抗美援朝，校园里更是流行着：“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书桌了”这样的“热血呼告”。作为班长的她再也坐不住了，甚至都不顾及自己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钱钟书的建议。她开始发动全班向系主任请愿：要求取消毕业论文，之后，她又动员全班女生，在一个清晨爬到教学楼顶，“在红旗下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这些举动让很快她成为了，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进步领袖”。但就算是如此“进步”，也挡不住后来父亲被打成，“大奸商”“里通外国”，她再也不是“根正苗红”了，就是在这样逼人眩晕的红色浪潮里，她被分配到政务院工作。由于父亲被批斗，她在单位里备受压力，一再被教育、被洗脑，组织要求她揭发父亲，而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出，父亲有什么“反动的”言论？

环境竟要把她逼迫到，要“断绝关系”以明志。心高气傲的她，纵使再不愿意，纵使明知这会成为她一生的痛，她也不得不与疼爱她的母亲、儒雅博学的父亲“划清界限”，与家里的两个亲妹妹“保持距离”，“文革”“右倾”意图斩断她的血脉亲情。但她默默发誓，终有一天会将这段历史说与后人，是非对错，将由世人评说。在那个纷乱的时代，人的力量太渺小了，她本应默默无闻的过此一生，但组织一声令下，又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由于当时中国急需外交人才，而她过人的语言天赋，使她被分到了外事部门，从此，她便开始了，近三十年的外事工作生涯。

1958年，她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派驻欧洲，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此后一生的伴侣——陈乐民。

如果世事安稳，她也可以和丈夫，在国外过着无扰的悠闲生活。但命运使然，她注定与安定无缘，注定要在日后回到中国掀起波浪。

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代表处也逐步撤出，她与丈夫也随代表团颠簸回国，之后，她担任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翻译。在她的印象中，周总理记忆力惊人，能够记住每一个服务员的名字。这段为最高领导人翻译的经历，成了她后来为人知晓的标签，却也是她最不愿承认的“标签”。因为她一直认为，自己“志不在此”。但那时的她却不知，她真正的“志向”，却能大到日后影响全中国！

她本应一直做个杰出的翻译，或是外事工作者，或是钢琴家，或是文学家，无论哪一样，以她的资质，都会是行业翘楚。但后来的“文革”，红潮翻覆，人生的起落不是自己能掌握的。随着“一号战备令”的下达，她被下放至一个劳改农场，从此放下了书和笔，开始了“田园布衣”的村野生活。

她一直是家人捧在手心的明珠，是积极进步的“学生代表”，是单位工作的骨干。她有骨子里的好强和骄傲，但在五七农场，在农村，她的才华无处施展，她的抱负，在田地、庄稼面前显得太虚幻。那段时期，她一直觉得是“身非我所有”。就在她以为一辈子都要与秧苗为伴时，命运再一次出现了转机。1972年，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开始破冰，紧接着尼克松访华。此时的中国外交部急需一位精通外文、深谙中美历史的翻译，而她，正是不二人选。于是她再度被启用回到中南海，主管对外工作。

但此时再入仕途的她，已不是当年少女，她更冷静，也更超脱，对于政治也有了另一番思考。眼见“文革”愈演愈烈，理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崇拜和盲目从众，她开始担忧：“这个国家的逻辑太荒唐了”。此时，一颗“疑问”世事的种子，开始在她心里生根。

文革结束后，她与丈夫主动提出请调，要离开外事单位，去科研所工作。这在当时看来是近乎疯狂的决定。要知道，外交部可是位高权重的重要部门，而研究所则是无人问津的“清水衙门”。放着大好的前途不要，偏偏要去过清心寡欲的书斋生活。但她却不顾外界的流言蜚语，离开的无比坚定。经历了太多的起起落落，她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丈夫陈乐民，欧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前所长

在驻美研究所期间，她重新拾起了文学的笔，创办了中华美国学会，还担任起《美国研究》杂志的主编。也是在这段时期，她翻译的《廊桥遗梦》传播国内外，使她声名鹊起。

但她并没有借此衣锦还乡，而是继续选择留在研究所，搞学术，写文章。她始终认为，自己不是“翻译家”，而是“学术工作者”。翻译只是消遣，自己的主业是：研究现世问题，探讨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守住人格和国格的完整，如何追求心灵的自由。其实，她一直坚持的是真正的士人风骨。

1988年，资中筠先生在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时所拍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文革”时风雨如晦的压抑，她对这来之不易的平静生活格外珍惜，终于能“我笔归我有”了。她说过：“70年代末，随着新时期的到来，人性、良知、真善美的追求都在复苏”。那时候的她认为在美国搞学术研究，是她人生中最为放松和自由的时光。

但当时她万万不会想到，待20年后，在她两鬓霜发时，才是她恣意谈古论今、真正影响中国之时。

在周有光先生《从世界看中国》读书会上

1996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她开始走入了中国大众视野，并开始了大量的自由写作，还曾与易中天，韩寒，以“所谓文化大国”为主题进行了讨论。近二十年来，她在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杂记。

一开始，她是以一种追忆往事的态度，回顾经历过的波折和苦难。但她并不是一个，伤春悲秋的文艺写作者，她也不是一个，沉溺于过去的哀悼者，她是一个战士，一个曾见过中国的“国难”，体会过人间冷暖的文学斗士。“文革”的经历告诉她，软弱和视而不见无法拯救自己，更遑论拯救中华民族和我们这个国家，只有坦荡直言，才有希望救国、强邦。

她不是政客，不是军事家，三十多年的研究所生活，甚至让她远离了“体制”。面对各种言论和媒体，想探讨国情、提出质疑，那是难上加难。但她知道她还有手中的笔！清华的天之骄子、翻译家、下放、父亲被批斗、平反、退居他乡、重归故里......一幕幕，都在这个耄耋老人脑海中重现。于是，她写下了《治安策》，写下了《斗室中的天下》，写下了《老生常谈》......她言论中的真知灼见让闻者无不感怀。知识分子并不少见，而敢于说真话、揭伤疤的知识分子是少之又少，大家尊称她为“资先生”，不仅仅是因为她丰厚的资历，也不仅是因为她通贯多领域的才华，更是因为她的气魄、远见和那颗深沉的爱国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