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中国故事的美国学者，走了 心存善念2022-01-08 00:15:42
史景迁先生（Jonathan D. Spence）过世了，享年85岁。两个多星期以前，他在自家园子散步，回来的时候摔了一跤，因为患有帕金森症的缘故，卧床不起。在最后的时刻，他应该是听到了耶诞节的教堂钟声，在人们欢唱赞美的颂歌之后，在北美大地进入普降瑞雪的时分，安静地度过了耶诞夜，在第二天午后的沉睡之中离开了人世。
师母金安平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走得安详，没有痛苦。我虽然感到心情沉痛郁结，人天两隔，再也看不到追随了半个世纪的老师，但不禁冥想，他安详离去的时刻，一定是听到天使摇着金色的小铃铛，伴着前来接引的天籁乐音，从人世荣耀的光辉，上升到永恒的天穹，在闪耀的星图中，化作一颗闪亮的星子，永远照亮凡间。
亚里士多德曾说：“历史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诗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由于这个原因，诗比历史更带哲学性，更严肃；诗所说的是普遍的事物，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物。”这个说法，引出了历来关于文学与历史孰重、何者更接近哲学真理的争论。原本讨论的是认知真理的哲学问题，应用到历史写作，等而下之的误读，就成了质疑历史书写应不应该有文学性，历史写作是否应该文笔优美的问题，其实是庸人自扰，摒弃了历史写作应该同时追求历史真实与表达明畅优美。二者不能得兼，我们才会产生何者为先的想法；若是有能力达到严复说的“信达雅”，当然应该以优美的文笔呈现真实的历史，而非虚构出无端的想象。史景迁的历史写作，就兼得史料运用真实与文笔流畅优美的好处，也是西方史学界一致公认的人文成就。
你要问我，史景迁书写历史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同意美国人文基金会的悼词，是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颠覆了西方中心论的扭曲心态，客观平实认识中国历史文化。他书写中国史，胸中所怀的对象主要不是当前的中国读者，而是古往今来的世世代代，要延续历史传统这一盏灯，要忠实照亮人们所处的龌龊世界，要从苦难中升华，在困境中追寻幸福。这是人文精神为人类提供的最值得欣慰的贡献。
（作者郑培凯先生是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博士生，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等。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创立中国文化中心，2016年获颁香港荣誉勋章）
（原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