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3年一月移民多伦多的。我租住在一个地下室。 房东是个香港人。 他有两套房子， 一套自己住， 一套出租。 房东已经六十岁了但是身体很好。 下雪的时候还开车过来给出租屋扫雪。 扫雪时候问我喜欢多伦多吗？ 我说， 喜欢啊， 美丽的城市。 就是消费太高了。 我每年五万的工资根本无法过上舒服的生活。 房东说， 我来加拿大三十年了， 也很辛苦。 一直做水管工。 有一次还伤了手。 他把手从手套里拿出来给我看。 有个手指头短了一截。 我想象什么硬物砸到他的手指， 鲜血飞溅， 觉得内心和身体都有一丝颤抖。 但是我的三个男孩都上大学了， 有一个还在斯坦福做教授。 年薪二十万。 我这个出租房就是他付的首付。 房东说这番话时我看到他的脸上流露出满足骄傲的神色。
我住的地下室是一室一厅， 有独立的厨房和洗手间。 条件很好。 唯一差强人意的就是有锅炉噪音很大。 晚上睡觉的时候哄哄作响。 最初有些影响睡眠， 但是过一段时间习惯就好了。 每个月的租金是五百加币。 我因此还能省下些钱还车贷款。所以我对这个租住环境还是满意的。 有一些华人到别人的家里租住一间卧房， 共用厨房洗手间， 我觉的不如我的条件好。 出租房的地上两层都租给了白人。 一层是个加拿大土生土长的白人， 叫 JEFF。 他以前是为多伦多收垃圾的。 每天早晨开着垃圾车繁忙的工作。 后来出来一次事故， 胳膊受了伤， 就不上班了。 政府每个月发给他一笔补偿金。 二层住着一家人， 是从罗马尼亚移民来的。 男主人每天忙忙碌碌的， 好像是在建筑行业上班。
地下室李没有洗衣机和烘干机。 所以我每周末到洗衣房去洗衣服。 我常去的洗衣房在 Eglington Avenue West 和 Keele Street 的交接处。 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去洗衣服。 电视里面市政府的一个人在讲话。说是医院里接受一个疑似SARS的病人。 他最近访问了香港。 在昨夜某段时间他在某某站乘坐地铁。 如果你在同一车厢请立刻到医院检查。 那段时间气氛很紧张。 大家都被SARS闹得很害怕。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收听一个 台。 有人把电话打到电台里， 说 these dirty Chinese are bringing infectious disease into our country.
六月份的时候我妈妈到加拿大来了。我到皮尔森机场去接她。 站在我旁边的是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华人女生。大约有一米七五， 穿着平底鞋， 站的直直的， 和我一样看着从海关向外走的人群。 我远远的看见妈妈出来了。 背着个很大的背包， 头发花白， 身体向前倾， 我觉得鼻子有些发酸。 和妈妈一起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上年纪的女士。我刚喊妈妈， 那个很漂亮的女生叫另外那个女士妈妈。 妈妈拉住我的手， 说儿子你瘦了。 我和这位王阿姨一个航班， 她是来看女儿的。 那个女生说， 你好， 我英文名字叫 Tina。 边递给我一张名片。 她在TD 做 Financial Analyst。 我翻着自己的兜， 说我好像没有带名片。 Tina 说， 不用了。 以后你可以用名片上的联系方式和我联系。
我把妈妈背的大背包放在后备箱， 然后回家。 妈妈说 Tina 在约克大学毕业的， 是MBA， 在一家银行工作， 年薪八万呢， 在湖边租了高层公寓。 都是Tina 的妈妈在飞机上聊天说的 。我说那生活要比我好不少。 我在一个制药厂， 每年只有五万， 还 住地下室呢。 妈妈说， 儿子你到国外到处流浪， 你在国内的同学早就都有自己的房子了。
我工作的制药厂是一家 私人公司， 规模很大， 专门生产 generic drug. 老板是个犹太人， 是加拿大著名的大富翁， 很有性格。 我上班不久就有人和我讲， 他的老婆给他买了新的奔驰车， 他坚决不要， 把车退了。 他说他喜欢开二手车， 有多余的钱宁肯捐给医院和大学。 这位老板经常要上法庭打官司。 因为 生产 generic drug, 经常要和品牌制药厂产生专利方面的纠纷。 总体来说， 这位老板给我的印象是不炫耀财富， 不惧怕甚至是喜欢法律诉讼。 有一次公司开庆祝会， 因为一个新的药得到批准上市， 能为公司带了很多效益。 老板在台上宣布， 给公司每个人五百加币奖金。 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掌声平息后， 老板说， I am a very old man, I don’t need all that money. 那年他六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