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燕青传——战争与爱情
第三十章 终章
上一章谈了一个个人层面的问题，本章讨论几个和国家、社会有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小说以两宋之交的中国为背景，涉及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多个侧面，为什么选取这个时代和这些侧面？我们选择中国历史上这个承前启后的时代——有些学者认为宋朝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的开端，试图思考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尤其是和西方比较，有什么特点。这里我们不拘泥于历史的细枝末节，而是侧重谈东西方历史发展方向上宏观的特点。在过去三千多年的大多数时间，中国的文学、艺术、哲学、科技、建筑等，都可以和同一时期的西方媲美，甚至在某一时期曾经超越西方。但是中国也有弱点，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和制度方面，这个弱点限制了中国社会在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使得西方后来居上，称雄世界几个世纪，并且对近代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延续构成压力。
东西方历史发展脉络
欧洲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古代，从三千多年前古希腊文明发祥开始到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从476年到1500年；近代，从15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基本上按照这个时代区划来考察中国和欧洲文明在三个时期的异同。在文明的早期，东西方似乎没有较大的、本质的区别。以文字的创造为标志，中国在三千多年前进入文明时代。与此同时，经济方面也有质的发展，摆脱原始畜牧业和种植业，开始进行较为发达的农业生产。在政治方面，国家开始出现，这些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一个社会进入发达的农业时代。同一个时期的欧洲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古希腊克里特岛上的麦诺安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创造文字，建立城邦，手工业发达，发展航海贸易，他们的文化后来成为希腊文化的基础。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差别似乎不大，没有本质的区别。
到了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活跃期，百家争鸣，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术思想（儒家、道家、法家等），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与此同时，欧洲文明也进入活跃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艺术、文学繁荣，和犹太人的宗教（犹太教及衍生的基督教）一起构成后世西方文明的核心。这一时期，东西方文明开始出现一个较大的区别，即政治体制的不同。在欧洲，首先在古希腊、继而在古罗马（分别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的早期和中期）出现了民主政治体制。而中国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动乱之后，秦朝统一全国，开始建立君主集权政治，东西方政治制度发展因此出现一个分水岭。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制度下，公民选举产生最高官员，官员实行任期制；成立公民大会，制定法律，实行法治。这些措施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 当然，民主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欧洲历史上始终实行民主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民主制在几个世纪后都先后让位于君主制，但是另一方面，民主思想和制度在欧洲从未完全消失，即使在君主制下也有所保留。
广大的古罗马帝国于公元三世纪后期分裂成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后来屡次被野蛮人——日耳曼人、匈人（可能和匈奴有关）等入侵，最终于476年灭亡。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也有汉人帝国被异族入侵的经历，即五胡乱华、南北朝，小说第九章有所涉及。在这一时期，中欧历史发展同时呈现不确定性，原有的大帝国被摧毁，新的制度有可能建立。但是其后历史的进展又出现显著不同，隋朝统一中国后，唐朝于618 年建立，逐步建立严密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从此中国进入一个长期繁荣的时代，领先西欧将近千年，直到公元十六世纪前后。相比之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进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The Dark Age），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所改变。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中世纪并不意味着科技、艺术的完全停滞，但是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一时期欧洲明显落后于中国。
公元1500年前后，欧洲中世纪结束，进入近代，东西方历史发展又开始出现重大变化，西方在多个领域的发展开始加速，而中国开始衰落。首先，随着地理大发现，西方开始殖民扩张、全球贸易，逐渐取得世界霸权。其次，文艺复兴进入全盛期，此前文艺复兴于14世纪开始，文学、艺术、科技、建筑等领域开始活跃，产生了一系列成就。第三，宗教改革运动出现，改革天主教会，重新翻译、解释《圣经》，出现众多新的教派，统称新教或抗议教派（Protestantism）。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在于，人可以自由解释神，不再被固定的教义束缚头脑。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在政治体制上，英国率先建立近代民主体制，包括议会两院制、立宪等，为日后英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总之，公元1500年后，西欧开始逐渐全面赶超中国，但这种趋势此时还不明显。一个事实是，有些西方传教士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对中国的文明发达叹为观止，留下记录，乃至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史密斯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仍然认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然而，一两百年后，最晚到十八世纪，欧洲的全面优势已经不可逆转。再到后来，中国进一步落后，进入长达一个世纪的屈辱时期（1840-1949）。
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我们选取了宋朝——中国艺术、科技发展的高峰期，也正是因为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一系列发展，内藤湖南提出了唐宋变革论，认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在宋朝时期从中国北方南移，小说第十三章有所涉及。当代国际汉学界进一步提出宋元明过渡论：从宋朝开始的一系列变化，在元明两代继续发展，到清朝形成近代中国的基本特点。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繁荣之中包含着危机，即使宋朝也包含着屈辱的亡国、民族生存危机。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历史上领先欧洲千年，为什么到了近代反而落后了？或者说，为什么欧洲胜出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小说第六章触及了主要的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强调欧洲内部因素，包括地理环境、宗教信仰、政治结构等。例如，德国学者韦伯认为，新教——尤其是卡尔文教派的教义，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为西欧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第二类强调欧洲从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获益，比如，有人认为欧洲从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经济交流中受益，有人认为欧洲从十三世纪形成的世界贸易网中获益，还有人认为欧洲更接近美洲，并且大西洋比太平洋更适于航海，使欧洲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获得原料和市场。美国汉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用“分道扬镳”比喻中国和西欧社会经济发展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出现的差别。在此之前，中欧处于类似的发展水平，然而美洲的发现为西欧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使得西欧突破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资源的瓶颈，得以超越中国。
归纳现有的理论，我们认为，中国近代之所以落后西方，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中国的政治制度。西欧近代的快速发展（有人甚至称为大变异The Great Western Transmutation），一个重要原因是之前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封建制（feudalism），这不是指宽泛意义上的落后、愚昧，而是特指君主、领主、骑士之间的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上级向下级分封土地，下级向上级提供军事服务。在这种制度下，西欧形成众多的小王国，每个君主所管辖的土地很有限，而且封建领主的权利通常局限于农村和农业，对城镇、商业、宗教没有管辖权，封建领主因而很难控制商人、学者、宗教。也就是说，中世纪后期和近代前期，欧洲社会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国王和封建领主拥有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农村；教会占领道德高地，控制思想领域（宗教改革后有所改变）；城市工商业者控制财富，并享有自制。在这个时期，国王权力有限，很难控制工商业发展。同时国王也很难控制教会和思想。宗教改革后，思想和学术更加活跃。总之，这种多元结构促进了西欧近代社会的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情况主要存在于西欧，中欧（如德国）和东欧（如俄罗斯）情况有所不同。西欧国家中又以英法最为典型，所以近代世界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英法争霸的历史，而这两个国家中，英国的自由、平等程度更高一些。在政治方面，法国虽然也有国民大会之类的机构，但因为历史原因，英国议会权力更大。比如，1215年（相当于中国南宋中后期）通过的《大宪章》保障人民拥有一些基本权利，比如，没有人民代表的同意，国王不能征税。在1295年（中国元朝前期），又正式建立了议会。在经济方面，法国有强大的封建领主阶层，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较高，而英国城市工商业更发达。宗教方面，在法国，保守的天主教会占主导地位，在英国，新兴的新教力量更强大。这些差异使得英国成为近代世界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在和法国的争霸过程中始终处于上风。
相比之下，明清时期中国的君主集权制压抑了商业、教育和思想的发展。在经济方面，政府对数十种商品实行垄断专卖，又通过发行执照、成立官方许可的行会等手段，限制商业、商人的独立发展。在教育和思想方面，国家通过两个手段进行控制。一方面，通过教育体制（官学）和科举，灌输政府支持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控制宗教，佛教、道教都不能独立发展。没有教育、宗教自由，人的思想就很难独立于政府，系统地、深入地发展，而文字狱又对思想自由的萌芽进行扼杀。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控制的手段和程度在历史上并非一成不变，在秦汉时期不全面、不深入，唐宋以后逐渐加强，明清时期达到顶峰。费正清精辟地指出，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事情都是政治，都被国家控制，甚至包括绘画、服装。总之，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转变过程中，西欧社会变得更加自由、活跃，而中国从唐宋到明清时期，政府控制越来越严厉，社会逐渐失去宽松、活跃的大环境，导致两种文明后来不同的结局。
社会缺乏广泛的自由带来了落后，中国这个国家为此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在国家层面，近代中国曾经长期面对来自西方和日本的屈辱，时至今日，中国仍然落后于先进国家。在个人层面，我们对思想、个性的发展进行压抑而不自知，这种压抑是广泛的、深入的、自愿的，包括父母对子女压抑、学校对学生压抑，团体、组织对成员进行压抑等等。就长期的历史性和广泛的社会性而言，不自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深蒂固的特质。这个特质和其他因素一起，使得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并且使中国在一定时期领先欧洲，然而当欧洲出现新的、更优越的制度后，中国原有制度上的缺点就显现出来，导致近代几个世纪的停滞、落后。
不自由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质，实际上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普遍缺乏充分的自由。广义而言，自由就是在一定的道德和法律框架内，充分保证个人及其团体在政治、社会、宗教、思想等领域的一系列基本权利；而不自由就是政府对这些权利做出过多限制，因而关于自由和不自由的讨论归根结底是谁享有更多自由：政府还是个人？时至今日，即使东亚自由程度最高的日本，和美国相比也有明显的差距。在法律上，日本国民虽然在政治领域享有较多权利——和中国相比，但是这些权利在实践中受到很多限制——和美国相比。而在社会和思想领域，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受到某些不必要的束缚（中日两国受到束缚的具体方面有所不同），形成狭隘、过于自我约束的国民性。批评东亚的不自由，并不是说自由是西方文明与生俱来的特征，而是说当今西方的自由是西方人近代长达几个世纪努力的结果，因此亚洲人要想获得充分的自由，可能需要长期不懈地努力。
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反思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还和我们每个人的现实生活相关。一方面，近代中国的落后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近代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就有一批中国人出国谋生、学习，成为最早的华侨。直到现在，仍有大批中国人到先进国家学习、工作、定居，这就带给我们下面的问题。
民族、文化和个人
这一章的第二个问题是，国家、民族这些宏观的东西怎样影响我们个人。我们的小说描写北宋、辽、金、南宋之间的战争，国破家亡，主人公流落异国，徽宗沦为阶下囚，燕青和女真女子通婚，并且长期生活在异国。通过这样的情节安排，我们希望思考一个对当代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来说无法回避的问题，什么是民族？什么是国家？我们与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在侨居国是否应当保持原有的文化？是否应当让第二代传承中国文化？无须讳言，海外华人是一个多样性的群体，这里着重谈美国第一代华人中受过良好教育的那部分人。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从理论上谈一谈民族和国家。
一个民族就是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具有共同的血缘、历史、文化。他们还有一定程度的向心力，认为本民族成员构成一个团体，本民族的文化优越于其他民族，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以一定的方式排斥其他民族。民族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团体，在世界范围来看，现存的任何民族都是在历史上多个民族不断融合、演变的产物。以现在的汉族为例，是原始华夏人在过去几千年中与周边众多的民族融合的结果。从我们的小说反映的情况来看，现在的汉族不同于一千年前的宋朝汉人，因为宋朝时汉族吸收了女真、契丹等民族成员。与此同时，一部分宋朝汉人又融入其他民族——比如女真人，成为异民族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汉人与南方百越人杂居通婚，使得百越人被汉化，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同时，北方汉人被迫采纳女真人的某些文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汉人特质，从而让南宋汉人感到伤感。总之，民族是一个变动的概念。
文化同化是民族关系的一个方面，即一个民族的部分或全体成员自愿或者被迫采纳另一个民族的语言、服装、宗教、思想、政治结构等等。同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普遍现象，在我们的小说中，女真人自愿学习汉人的语言、文学、艺术、政治，而汉人被迫采纳女真服饰，就是一例。在美国历史上，印第安人也曾被迫学习英语和美国文化。白人定居者在十九世纪广泛占领了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肥沃土地，并且强迫某些印第安部落迁居保留地。与此同时，白人还开办寄宿学校，让印第安孩子离开家庭学习英语，改用英语姓名，接受美国生活方式，印第安文化从而逐渐衰落。类似地，黑人在奴隶制下没有机会保持原有文化，逐渐丧失非洲传统。需要指出的是，欧洲移民也经历了文化同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三千五百万白人移民从东南欧来到美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一波移民潮，他们的第二代放弃了父母的语言，融入主流社会。当然，他们的情况基本上属于自愿同化，尽管在早期也曾受到西欧裔美国人的歧视。
对美国华人来说，我们个人和中美两个民族的关系如何呢？这是美国华人无法回避、甚至让很多人内心纠结的问题。我们自愿来到美国，没有人强迫我们，在这一点上我们和欧洲移民一样。但是与欧洲移民不同，我们的种族、文化和美国相差很大。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第一代华人来到美国，都立即接触到民族差别。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文化差别，并且无法选择地开始文化融合的过程：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家庭，我们必须学习美国文化——从语言到历史，从生活方式到政治社会结构，包罗万象，而且必须有效地、尽快地学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和我们的家庭的工作、学习、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文化融合的程度。当我们逐渐习得美国文化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审视和反思母文化——中国文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抛弃母文化。很多在美国长期居住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对母文化抱有反感——从中国人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这是一种真实的感情。有时候我们不会表露出来，甚至会刻意掩藏，但是我们在家里、在和好朋友聊天时，会自然流露出来，这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
伴随文化习得的过程，美国华人还形成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自己既不是完全的中国人，也不是完全的美国人，或者说某种程度上二者都是。美国华人在提到中国人时，往往说“他们”或者“中国人”，言外之意与我不同。同时，在提到白人时通常用“美国人”来代替，实际上这是个国籍概念，并非种族，白人和已经取得美国籍的华人一样，都是美国人。某些华人用美国人指代白人，同时很少用“美国人”指代黑人，尽管黑人也是美国人，反映出这些华人潜意识当中仍然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非“亚洲人”——美国人（无论种族）常用的说法。也反映出很多华人心目中有一个无形的种族阶梯，不同的种族和民族被置于不同的地位。当美国人、媒体批评中国时，多数华人往往感到不快，认为是在批评自己的国家，尽管他们已经加入美国籍，在法律上有效忠美国的义务。大多数华人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也存在着一个矛盾倾向：既希望孩子成为美国人，但同时还灌输“你是中国人”的思想，只不过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多数孩子还不认同自己的中国传统，取而代之的是“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已经彻底美国化。
第一代华人还面临另外一个问题：是否教子女中国语言文化？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学习中文，并且投入时间、精力、金钱，但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失败了。第二代华人最多只会说一些简单的中文，有些人甚至不会说，几乎都不会读写。第三代呢？我们的子孙早晚将融入美国——不仅是文化，而且包括血统，他们还会和白人、黑人、其他种族的人通婚，这是自然的事情，就像小说中反映的中国宋朝时的民族融合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不积极参与这个过程呢？我们给孩子灌输“中国人”的观念，不仅最终是无效的，而且在孩子成长的某一个阶段，容易给孩子造成困惑。为人父母，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孩子吗？不管我们的内心情感怎样，我们的子孙将融入美国，他们的中国传统将消失，这只是时间问题。
国家与个人
国家是什么？对美国华人来说，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学术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个人生活中的切身问题。国家不仅是绿卡或国籍，还深刻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家庭，甚至影响我们的情绪。它如同围绕在我们周围的空气，是我们生存的必需品，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通常认为国家包含三个构成要素：疆域、人民、政府。在这三个要素中，政府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一个民族可能具备人民和疆域这两个要素，却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在当今世界上有几千个民族，却只有大约两百个国家。中国有几十个民族，却只有一个国家。顺便说一句，台湾名义上可能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有独立的政府有效行使管辖，具备了国家的特征。
国家的产生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相对较晚的现象。人类的产生可能有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了，但是国家的出现不早于几千年前，最早的国家出现于两河流域、印度、埃及，稍后中国出现了国家。在世界有些地方，国家的形成甚至不早于几百年前。这就产生给了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会产生？国家的实质是什么？英国古典政治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1651年出版的《庞然大物》（Leviathan）一书中就指出，国家的作用是维持秩序，防止人与人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带来无秩序状态，从而保证大多数人的安全和利益。国家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使用暴力——法庭， 监狱，军队，来对付反对者。现代西方政治思想认为，国家的作用还表现在提供某些只有国家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 国防（使个人免受外部力量的侵害），国内秩序（保障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免费的义务教育、各种社会保障政策、公共设施（道路桥梁、公园、图书馆等）。
第一代美国华人在中国出生成长，成年后来到美国，我们不可避免地经历文化碰撞，其中包括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我们在中国受到的是严密的“国家教育”，即个人必须无条件地热爱国家、服从国家。来到美国后，我们发现这个国家的一整套做法和中国如此不同，起初我们会迷茫、不知所措，进而在学习了解的过程中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中国的国家教育忽视了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国家统治的道义基础是什么？个人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怎样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
国家的实质是政府，理论上这个政府代表全体国民，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一群官僚具体行使国家权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体制保障官僚机构不滥用权力，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上明确界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在美国的政治伦理中，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种社会契约，即个人效忠国家，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些天赋的权利，接受国家的管辖。作为回报，国家提供某些补偿，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公共服务。美国宪法明确指出，政府体现了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必须保障公民的自由、财产、追求幸福这三项基本权利。在美国文化中，个人权利是一个清晰的概念，从学校教育中就得到体现。美国宪法又明确规定个人的基本权利，而美国独立的司法制度又从制度层面保障政府很难侵害这些权利。个人权利的一个例子是言论自由，这是指公民、团体、媒体可以公开批评政府的政策，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深入人心，成为美国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
说到美国的司法独立，这是指法庭体系独立于政府行政部门，不受行政部门干扰，从而避免政府以法律名义迫害公民个人。在实践中包含两个重要措施：一是陪审团制度，二是法官的终身制。陪审团起源于十二世纪后期的英国，最初是为了防止封建领主随意以法律的名义迫害个人。美国的陪审团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在被告是否有罪这个基本问题上，陪审团的意见起决定性作用。如果裁定被告无罪，则立即释放。如果陪审团裁定被告有罪，接下来由法官具体适用法律，做出判决。为了保证公正，陪审员都由普通人充当，通常有十几人，他们的选择是临时的、公开的，从众多候选人中挑选。定罪采取严格的陪审员全体一致的原则，即只要有一名陪审员认为被告无罪，被告则无罪。关于法官终身制，是为了确保法官凭专业知识、经验、良知做出判决，不屈从于来自任何方面的压力。美国只有法官和大学教授享有终身职位，鼓励他们以专业和良心服务社会。终身制的获得需要多年的专业教育、工作经验、严格评审，确保合格人选。
中国司法体制不同。各级法院隶属于同级政府，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比如市级法院隶属于市政府，省级法院隶属于省政府。近年有人建议法院隶属上级政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同级政府干预，保障司法公正，但是尚未实行。其次，虽然近年有些地方引进了“人民陪审员”，但其权力有限，最终是由法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何量刑。第三，中国法官没有终身制，可能会因为人为原因失去工作，难免在判案时做出违心的事。
不仅司法制度，中美政治制度也有显著区别，这里不详述。两国政法制度的差别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上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限制了自由、民主的发展。正如我们的小说指出的，中国唐宋时期曾经建立了相对开明温和的政治制度，如果在原有轨道上发展，可能会在后世产生相对的民主。但是北宋灭亡后，金国的统治改变了中国政治制度发展方向，其后的元明清更加强化了君主专制，使得民主的思想和机制未能出现。而美国的政法制度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首先，美国没有君主制传统，美国的缔造者们——The Founding Fathers，广义指参加独立战争和早期几部纲领性文件的制定，狭义指1787年宪法制定者——在独立建国后决定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和国（republic），在崭新的环境下建立一个崭新的制度。他们的理念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参考了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体制，具有相当大的相似性。其次，美国继承了当时政法制度最先进的英国的一些做法，包括陪审团制度。第三，更重要的是，美国吸收了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的一些主张，如政府三权分立、个人思想自由、基本人权等，并且把最先进的思想应用于制度的创建，从而从制度上保障思想的贯彻执行。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其制度难以照搬照抄。
美国华人来自中国，但是长期生活在美国，他们在心理上似乎处于两个国家的夹缝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必要的。他们当初以个人身份来到美国，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政府组织。他们大多数人在美国自食其力，也没有得到任何政府组织额外的关照。不管生活在地球上哪个国家，做一个好人最重要。按照西方近代产生的社会契约的观点，能够为个人提供机会、保障个人幸福的国家就是最好的国家。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此心安处是吾乡”。同样，能让个人平静地工作、生活、养育下一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
第一代华人移民的经历是艰苦的，也是幸福的，因为我们在中美两个国家的生活经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世界，了解人生，也了解我们自身。我们在中国出生、成长，我们的祖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传统，曾经领先世界约一千年，之后随着近代西方的迅速发展而相对落后。在近代西欧文明的基础上，美国又建立起高度发达、民主的国家。祖国的文化哺育了我们，融入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为自己的文化之根而骄傲。同时我们在美国学习、工作、养育子女，我们的头脑也受到美国文化的熏陶，我们嫁接了美国文化优秀的成分，我们也为自己的子国——子孙的国家而自豪。人生的河流把我们带到两个伟大的国家，得以吸取两种杰出的文化，这是我们人生无价的财富，是对我们长期艰苦努力最好的回报。
最后的话
这部小说表达了一个美国华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看法，潜在地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字里行间流露出欣赏与反思两种态度。写作过程中，作者尽可能追求真实性。首先是历史真实性，为此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书中的历史事件，比如金国灭亡北宋的战争及其过程，南宋的历史等，都是真实的。第二，对主要历史人物的描写，如徽宗赵佶、粘罕、斡离不、耶律王妃等，尽可能追求真实。对徽宗艺术成就的描写，更是完全真实的。第三，对书中出现的事物，如东京汴梁的城市布局、皇宫的格局、南宋初期西湖的景致等，都做了真实描述。第四，即使某些细节，如街道和店铺名称、食物、器物等，也都根据历史来描写。为此，作者查阅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和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做到真实细致。除了历史真实性，小说还注重细节，试图用文字给读者描绘出生动的画面，让读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为了做到这一点，几乎每个细节都有生活的基础。
在刻画细节的同时，作者还勾勒出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以及中国历史辉煌灿烂的一面，以展示人物活动的大背景，进而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探讨中国人的特质。作者长期在海外工作生活，希望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可以有很多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先对比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异同，然后再找出与其他亚洲人（比如日本人）的异同。作者的感受是，中国人强调感情、人情，不擅长逻辑思维，不如西方人理性，西方人思维更加深刻而大度。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表达感情不够细腻、含蓄，但是具有大气、不拘小节的一面。基于这种认识，小说试图突出每种文化的特长：一方面强调中国文化艺术的绚烂，另一方面又细致地描写人的内心感受，最后再分析政治和社会变革，希望给中文读者提供一部语言平实、结构严谨、思想深刻的作品。
小说包含三个层次：第一是性爱，包括异性爱和同性爱。第二是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人生，前两个层次都是这个层次的构成部分，也就是说，性活动、在不同国家的经历都构成人生的一部分。人生就像一条河，这个想法来自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随笔How to Grow Old，也借鉴了两首歌曲：一首是梦露的A River of No Return，另外一首是日本国宝级演歌家美空云雀的《川の流れのように》。虽然借鉴了前人的想法，小说对这个想法的具体表述则是我个人的，与前人并不完全相同。探讨人生的意义、自我存在的意义，是人最终的哲学问题，这部小说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小说还借鉴了多种文化成果。首先，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某些情节。其次，借鉴了日本文学质朴、恬静、含蓄的风格（即日本人所说的さび、詫び、幽玄），恬静之中笼罩着一层朦胧的伤感。第三，也吸取了西方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想，细致描写自然场景和人物心理，强调人活动的大背景和内心感受。并且遵从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即作者通过文艺作品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和生活的看法，写作的目的是表达思想，作品本身只是一个媒介。最后，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中、英、日文学术资料，不能逐一列举，谨向各位学者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者Kawanonagare
第二稿于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