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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铭老爹的儿子鸿江独自到上海开了一家米店。因为从小耳濡目染，所以米店经营的不错。慢慢的他在杨浦的码头搞到了一个仓库囤米，并买了一辆旧道奇卡车运米，先是他自己当司机，后来请了一个开过军用卡车的司机，还请了几个乡里乡亲的小伙子，当搬运工。在上海各区都有了米行。
四九年六月上海解放后，他和一些做米的老板和投机商都认为这是他们"捞一票"的大好时机，他们从海上陆地大量收进大米、籼米，开始不断囤积起米来。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新政权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基本生活的物资肯定会奇缺，尤其是米、布和煤。甚至一些不经营纱厂、米业的工商界人士也认为这是一个牟取暴利的好时机。
上海商人曾经有过“打老虎”的经验，太子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来势汹汹的，最后搞不定“扬子公司”铩羽而归。蒋经国“打老虎”失败后，向全上海人民谢罪的当天，上海的大米价格从每石（约合60.453公斤）20元金圆券，飙涨到了2000元金圆券，价格暴涨百倍之多。
上海米价在1949年6-7月间上涨了4倍，棉纱上涨1.2倍，仿佛已经开始萌动，接下来很可能是井喷行情。由于上海对周围地区物资虹吸效应，连带周边华东地区乃至华中地区物价上涨1.8倍。当时市长陈毅已经觉得有点棘手，他没有多少经济工作的经验。于是中央派了擅长经济工作的陈云来到上海。据说陈云到了上海先开了个千人打招呼大会，他是江苏青浦人，青浦现在就是上海一个区。正如宝山，原来也属于江苏省，我父亲他们的办公桌上都印着江苏宝山的白字。
他用青浦话做了一个报告，他劝大家不要玩投机，不要跟共产党对着干，要同心同德建设新中国。与会者私下里都说，共产党泥腿子懂什么经济建设？
鸿江也把所有的资金用于收米，准备坐收渔利。因为资金不够还问父亲有没有办法借到钱。
父亲说：“我刚来上海，住在酉昌家里，又没有工作，哪来的钱”。
鸿海说：“你舅舅不是很有钱吗？向他借借看。”
父亲心里说，要是缺钱可以借给你，要是做投机生意，我劝你不要玩。毕竟鸿江是长辈，尽管年龄比他大没几岁。父亲也不能多说什么。只一味劝他：“别跟共产党对着干，那是没好结果的，陈云、陈毅的讲话还是要听进去的。”
此时已经成立了中央财经委员会。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这其间陈云甚至一再笑着拒绝了几位从国民政府时代留任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特别顾问的请求，硬是等到了这个时刻，中共发起总攻了！。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而来，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其实陈云掌握了全国一半以上的货品，就怕你不吃进。投机商开始不知是计，还在大量高价吃进，但国营公司的货物越抛越多，价格还越压越低，例如上海国营花纱布公司在抛售中每过一个小时就把价格往下砸一次。这时，投机商才感到大事不妙，只好以低价竞相向外抛售。但为时已晚，随着价格继续下跌，投机商吃进去的商品开始吐不出来，被套住了，一方面因价格的下跌而亏本，另一方面又要支付贷款利息，真可谓“两面挨耳光”，叫苦不迭。一些投机商因无处借款，资金周转不灵，甚至无钱还债，纷纷破产，不少人还跳楼自杀了。
更高明的是，价格降下来后，在陈云的指挥下，国营公司又反手开始买进，把原来抛出的物资低价收回来一些。现在炒股的人都知道低吸高抛，陈云改变了一下顺序：高抛低吸。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但是中共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穷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许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缴税金额的3%。三条齐发，箭箭夺命。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大战使投机商输得倾家荡产，但鸿江并没接受前车之鉴。他相信大米不一样，民以食为天，大米比棉纱更紧要。一些在棉纱生意做亏的商人也存了一丝幻想，想在米价上翻盘。
鸿江是做大米生意的资深内行，他肯定上海的米价会像往年一样，在年后会依着惯常的规律不断上涨。但他不知道老黄历已经不管用了。而一些在棉纱上输掉的人，还继续玩棉纱之战的老套路，其实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鸿江把汽车卖掉，把奶奶（老婆）的首饰也变卖了，每一个铜板都用在不断套购政府倾销的高价粮食，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上海市政府突然一夜间成立十几家国营粮店，一日之内抛售了几亿斤大米。米价直线下跌，因为陈云、薄一波、以及贸易部副部长姚依林等已经利用共产党严密的基层组织能力，在11月底已经在上海及周边秘密储存了大量物资，其中仅大米就达50亿斤！要知到徐蚌会战时为了保障60万大军600万支前民工才调用了10亿斤大米。陈云从刚解放的四川地区，就设法调集了4亿斤大米沿长江南下运抵上海，陈云在东北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向东北的老部下发命令，每天以1000万斤粮食的惊人数量通过铁路秘密入运抵关内。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鸿江的大米全砸在手里，所有的店一夜之间关门。他处理了库存，辞退了工人，离开了上海，不知所终。
这场持续50多天，席卷全国的物价大涨风终被平抑。荣毅仁为此评价道：“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而能稳住物价，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而对这场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斗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毛泽东高度评价为：这场胜利，不下于淮海战役。并称赞陈云是“金融奇才”。
陈云胜利地打赢了“二白一黑”之战之后也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评价。可惜，以后毛泽东就很少听他的意见了，特别是大跃进那几年，到了七千人大会，主席台其他领导人都发言了，只有陈云一言不发，当时从周恩来开始中央向各地征调粮食，已经到了求爹爹告奶奶的地步，李先念甚至跟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了这样的话：死四川人总比死北京人好吧。相比当年从四川能调出这么多粮食，解放十年后竟然搞到天府之国都没有粮食了。你叫陈云说什么呢？后来有人逼问陈云为什么不发言，他说“不想让主席难堪”。
此战结束后华东局在“上海花纱布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东花纱布公司”。
父亲51年底投考了华东花纱布公司，经过严格考试，他被录取了，先担任食储科科员，不久他入了党，入党后担任了保卫科干事。“华东花纱布公司”的地址先是在福州路江西路的新城饭店，据说原来的美国新闻总办事处的旧址。后搬到了苏州河边泥城桥附近。我后来在上海冶金局团委工作，我们冶金局办公楼跟对面的新城饭店以及东南角上的医药公司大楼是三胞胎，三栋楼一模一样，只有在西北角上的劳动局和市政府大礼堂是中层建筑，仿佛是为了风水开了一个口子。
多年后我在国外读MBA，看到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德曼说的一句话：“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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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纱布公司的仓库在苏州河北边，地处闸北。当时叫“北站区”。因父亲为仓库事曾与区政府打过交道，政府负责干部对他印象很好，于是对他说来工作吧，北站区和嵩山区马上要合并为闸北区，需要大量的干部。父亲结束了两年不到的花纱布公司的工作，来到了北站区，先任调研组长。闸北区成立后，任街道总支副书记。
1954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中国有过一次认真的人大代表普选工作，他被闸北区派出来参加临时组建的选举班子，母亲从地处北站的上海铁路局派出来参加这个班子，于是两人认识了。母亲当时是宋庆龄专列的列车长，有时也送陈毅北京上海两地跑，没有专车任务时南到福州，北到蚌埠跑车，一出门往往一个多星期才能回来。当时的铁路局是半军事建制，她也是大盖帽，铜纽扣制服，神气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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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跃进”，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跟得最紧。他下令各区派得力干部去郊县农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父亲就在下放干部之列，还是个小负责人。
闸北离宝山近，他们就下放到新桥乡。新桥乡的名字来自于张庙东端那座“西新桥”。后来桥东成立了淞南公社，桥西成立庙行公社。庙行有新一大队，淞南有新二、新三、新四大队。
父亲住在新四的乍家宅生产队，一家最贫穷的家庭。一个寡妇，家里有七个子女。我小时候去玩过，喜欢上了他们家养的兔子，红眼白毛，可吃饭的时候，给我夹的肉就是那只兔子的肉，我哭了起来，不吃饭了。父亲也跟着孩子叫那位寡妇为“妈妈”，后来就真的成了他们家的长子了。我们叫老妈妈为“阿婆”。
下放干部后来都陆陆续续回去了，大约留下来不足十个人。父亲说是因为表现好而留下的，但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出身不好才留下的呢？
阿婆过世后的墓碑上，刻有我们全家的名字。我们给过他们很大的帮助，他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也关心过我们。不过，近年来我们跟叔叔阿姨们的感情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淡漠了。
父亲下乡几年后，市委书记柯庆施下令下放干部的配偶也必须下乡，不愿意下乡的可以离婚。母亲边追随着父亲下放到了庙行公社，当了妇女主任。收入减少了一半还不止。
我经常问父亲，党为什么让一帮白面书生来“大办农业、大办粮食”难道信不过当地农村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吗？他也无法回答。到了1962年，市委书记柯庆施批评下放干部的屁股都坐到农民的一边去了，我才明白。这还是外来的干部啊，假如是当地的干部，肯定一屁股坐在农民这一边啊。你征调那么多粮食，农民都没得吃，要饿死了，干部们都看在眼里，怎么会不同情当地的农民呢？
一次有个瘦瘦的干部来到办公室，指着我问旁边的人，：“这个小鬼头是谁家的？”。他们说是向明家的，叫小明。他抱起我说，：“叫我丈人阿爸”。我也不懂丈人阿爸是什么意思。就叫了，于是就叫开了。他就是县委书记张正仁。他是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当了宝山县委书记。
他后来常来，一见面就叫我叫他丈人阿爸。
我记得他当年他从北京回来传达七千人会议精神，召开了宝山县三级干部会议。也就是到生产大队一级。所以有句话“别把村干部不当官”。共产党组织深入到大队一级甚至小队一级，哪像历朝历代只到县一级。传达七千人大会的精神时，当时我还没上小学，就跟着父母去了宝山。那时的宝山真的充满乡土色彩，城墙是土墙，还有两根吊索。镇上的汤圆好吃的不得了。晚上就睡在大会堂里 也不分男女老少好几百人打地铺。因为刚开完七千人大会，纠正的浮夸风，上下气顺了，士气极高。但我看到母亲在他们的小组会上被大家批评到哭，就偷偷地跑到父亲那个会议组贴着他耳朵告诉了他。
张正仁去参加了七千人大会。还拍了一张七千人的照片。文革时斗他，说为什么不把照片上被打倒的刘邓等打×，他说这是宝贵的历史记录，其实他心里很赞成刘少奇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因为刘少奇回到了湖南宁乡花明楼炭子冲老家，家乡亲友的生活比解放前还苦。他难过地向乡亲们鞠躬道歉，有个秀才说，现在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认为吃食堂是人民公社的“灵魂”，他完全忽视了人的本性。好在上海地区的“人民公社”办食堂吃大锅饭的时间不长。父亲说，当年地头的山芋堆积如山，既然“敞开肚子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农民就是不愿吃山芋，而吃大米，你怎么办？后来山芋烂掉后变成了酒，只要一到田间地头就能闻到一股子酒香。
1959年10月赫鲁晓夫前来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就在这次会谈前夕，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批评中国的国内政策十分不满。1958年11月30日，赫鲁晓夫在与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表示了对人民公社的反感。他说：“中国人现在正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嘛，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头破血流时，就会有经验了。”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时任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写信指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此时两人都在争夺国际共运的老大，按资格来说赫鲁晓夫可能还比不上陈毅，陈毅曾说过赫鲁晓夫算老几的话。但是伟人想赶英超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却不按事物的发展规律来办。他认为国家强大打赢战争就是要靠钢铁挂帅，全国到处是小高炉，一些百年千年的树木被砍伐一空。邓小平去四川老家调研，见到这种土法炼钢急得大叫快停，因为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在钢厂做过炼钢工，他知道钢铁是怎么炼成的。
还有亩产万斤，现在才知道把边上几亩的稻谷移到一亩中，造假成为万斤的。种过田的主席不相信，钱学森说完全可能的，因为光合作用的力量是极大的。
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后来我们家的安徽保姆说，家里六个孩子饿死了四个。只剩她和妹妹。
八十年代某年张正仁到我家来玩，我已经上大学了。他又讲到了去北京参加了20多天的七千人大会的事情。“丈人阿爸”跟我父亲说，原来在会上毛的讲话和发下来的正式文字材料一对比，已经改得面目全非了，最重要就是增加了“阶级斗争”的内容。我后来一想，对的，老爹、姑妈被赶走就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现在才知道阶级斗争这根弦是康生1962年开始绷紧的，康生一手造成的“小说刘志丹”案，牵涉到6万人，“内人党”案牵涉到30万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问题是谁给了他权力？
张伯伯说，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的人除了陈云其他人都发言了。彭真说我们要检讨，主席也要检讨。主席的威望就像一座大山，挖掉几楸土一点不影响主席的威望，周总理马上插嘴，我们多找自身原因，别扯上主席。但是林彪的讲话，明显地支持主席，他说回顾历史我们犯错误就是没有按照主席的思想做，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好像主席是永不犯错的。
后来我看到了1967年毛主席和斯诺的谈话。斯诺一再问主席你们这个社会主义怎么搞下去，对老朋友主席没说虚的假的，“我们真的没有经验，真的不知道怎么搞下去。”大跃进时，他说15年赶上英国，许多人包括大科学家一吹，他说10年，后来又改为5年。最后在会议上说，“我看至少一百年”。现在我们的才知道在我国原爆之前，英国一直在准备对我们投放原子弹，要把我们炸回石器时代。连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这个计划。今天我们经济各项指标都已经超过了英国，但我们国民的综合素质是否超过了英国呢？毛时代其实是中国历史上全国人民最为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时代。我们看到了当年的“除四害运动”，当时几乎把全国的麻雀搞得绝种。如果老人家说，全体中国人民不可以随地吐痰、不可以乱穿马路闯红灯，不可以公众场合大声说话，那今天中国人这些为人诟病的毛病肯定绝迹了。
经过四年的苦干，到1966年全国的经济已经恢复，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当时我已经考进上海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我在外语学校上学时，每周老师带着去一场电影，像《小铃铛》、《没头脑和不知道》、《大李小李和老李》、《打铜锣 补锅》至今还记忆犹新。电影反映的当时的和谐的社会风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完全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而这时毛却发动了文革，后来毛说，他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就想搞掉刘少奇了。他对自己党内的同志和敌人也一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人，今天中国做一切事业的人都受其影响。反观蒋介石，从他在重庆谈判期间所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产生过三次抓捕参加“鸿门宴”的毛泽东的冲动，但三次都放弃了。毛讲他可以做到的“忍到无耻，狠到无情”，而蒋虽然也狠，却做不到无情。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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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有一次半夜从牛棚跑回家，我听到他跟我母亲说，“说我是还乡团。我真不想活了”。母亲说：“看在小人的面上，你一定要活下去！”。我后来想一定是唐菊仙阿姨放他回来的。我曾去“牛棚”送衣服，看到唐菊仙也跟着，就知道她负责看管父亲，我想不管怎么说，她一定会跟别人不一样，会对父亲会网开一面的。
革委会后来派人去南通调查，到了父亲读书的中学，那校长还没退休。校长说他不仅不是还乡团，他还对革命有功啊。他对外调人员说：“我当时是南通的地下党负责人，曾派他送过一封信到苏北的一个联络站。因为他人小，不会被注意。信的内容他不知道，但我们都是心照不宣的”。
父亲解放了，补发了工资。买了几样东西，至今还在用的三五牌台钟走了半个世纪还很好。记得当时还是凭票买的。“
父亲他选择去了最边缘的盛桥公社担任党委副书记。可能庙行是他的伤心地。这么多队长、社员一夜之间就翻面孔，而他又是执行政策最温和的干部。我经常讲你就是个“避震器”。
父亲在盛桥工作期间非常愉快，他有一个同事叫陈守初，老讲戏话，老陈住在江湾，每周一他们约好在张华浜集合，一起骑车去盛桥。现在想想从张庙到盛桥这种走法少说也要四十公里。可见当时他的身体有多好。
他回来跟我讲陈守初的笑话，其实也是大路的，我记得有一个是这样说的，有个农民说，“今朝大家要当心，广播里气象报告说，下午有尖头雨啊，落在身上斜痛的。”其实是“间断雨”，上海宝山蕰藻浜浜北的口音“间断”就是“尖头”。上海本地话跟市区话截然不同。因为耳熟能详，我也会讲一些。
人们问老陈几岁，他总是说：“我30公岁”。可惜这么乐呵呵的陈守初，六十多岁就病逝了。
我曾去盛桥度暑假。一次我在马泾桥（不知现在这桥还在吗？）桥头一个猛子扎到河里，父亲正好看到，等我上岸他问我，你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我说早就会了。小时候公社没有洗澡的地方，井水又太凉，所以下午我总是跟公社的干部们一起去马路对面靶子场旁边的水塘“汰冷水浴”，这些书生竟然没有一个人会游水的，只能在水塘边浅水的地方“湿湿水”。
中学时我跟一些大同学玩，经常到蕴藻浜去游泳，顺流而下很轻松，一游就是好几公里。但回来是逆流就游不动了。于是我们扒小火轮，小火轮往往很长一串，开船的老大往往在牵引火轮上，后面的都是没有动力的驳船。但是有一次，船老大拿着一根带尖刺的船槁过来赶我们，我们纷纷跳进河里。不料我浮上来时发现在船底下。手摸到的都是船底滑滑的青苔。我一想不好，不找到船边就完蛋了。关键时刻我非常冷静，我摸着船底下朝一个方向移动，大约一分钟后出了水面。那船老大见我上来还要用船槁扎我，我一个猛子游向岸边。后来跟领头的同学一说，他脸色顿时变了，说你差点没命啊，以后不带你玩了。后来我们从上钢一厂废钢堆里找到一把土枪，可能是外地武斗时用过的，修了修，用硝化棉填在子弹壳里，当时有学校‘工基课’，（工业基础知识课）相当于化学、物理课。课本中介绍到硝化棉可以当炸药。靶子山到处是弹头和弹壳，当地的孩子都去捡来玩的。我们就去打野鸽子，不再去游泳了。
又经沧海难为水。马泾桥头一跳是小菜一碟啊。这些年，我几年我早已不是温室里的乖孩子了。
父亲在盛桥公社纠正了许多冤假错案。其中莫氏姐妹的案子最为重大。莫利国、莫利仁姐妹都在盛桥插队。其父是复旦教授，50年以特务罪被枪毙。陈毅市长批准其母带着儿子去香港，最后辗转到了美国。但莫氏姐妹一直出不去。最后在我父亲的帮助下去了美国，当时父亲和她们母亲还吃过一顿饭，临走还送了些礼品。走了以后就没有消息了。我们才知道她们回过上海，但早把父亲忘了。
父亲之所以帮助他们多半是出于自己身世的同情，并不是图什么回报。他还处理了几个知识青年讲“反动话”的案子，现在看来根本够不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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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山最偏远的盛桥公社工作了几年，父亲被调到吴淞公社。我当时已经在上钢五厂当工人了，我们车间的对面就是吴淞公社张建浜大队。算是邻居了。
四人帮粉碎后，我从冶金局团委借到了团市委，筹备第十九届团代会。开团代会的同时我去参加了高考。团代会上我负责工业块的简报，因为交上简报才可以回家，为了早点回家，我把正在挠首写不出简报的另外几个块同事的简报也顺手完成了。会后不久，团市委的组织部的正式调令到了厂里，同时大学录取书也到了。车间总支书记是个中年女工，她拿着两份通知书说，你不忙做决定。去问问你父亲，她下巴朝吴淞公社的方向示意了一下，显然她知道父亲就在对面。我骑上自行车就去了吴淞公社，其实我心里还是想去团市委工作的。父亲坚决地说，去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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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淞公社因宝钢建设地盘越来越小。最后成立了吴淞区。吴淞区和宝山县“拆二建一”成为宝山区。1979年父亲在农村二十多年后兜兜转转地回到了市区。十年之后，他就退休了。父母都有可能争取“离休”的待遇。母亲在南京参加工作的，南京1948年就解放了。父亲曾送过一封信给地下交通站。但是他们都觉得不要争取了，经济上可以了。
他可能是上海市最后返回的下放干部。我开玩笑地叫他是“最后的莫西干人”。（美国作家库珀的小说）他不懂什么意思，一笑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