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附中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最早传经送宝的学校，也是上海中学打老师最厉害的学校之一。我们德语老师奚宝珍刚结完结婚上班，一进校门就被附中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剪了小脚裤和尖头皮鞋。当场发了神经病。
关于文革附中的情况还是最近一位附中的陶姓学长告诉我的，因为我们这在北郊，校车路线无法覆盖，当时我才小学三年级，所以每周日晚上就跟着这位附中的陶大哥去学校的。市区的同学都是大巴士一站一站送的。两辆上面写着“上海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大巴士在上海市一跑，用今天的话说，实在是太拉风了。加上我们的伙食也很好，生活老师还督促我们每天吃鱼肝油。这也是我自我批判的一个理由， 国家这么穷， 我们还享受好的待遇。这个学校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温床吗？
考入上外附小是不容易的。记得我们是在宝山路一个师范学校考的。早上8点进去。下午2点出来。爸爸妈妈急死了，托人送蛋糕进来。一起考的有个很好看的小女孩，大大的眼睛红扑扑的脸。（那时才九岁就动了“坏脑筋”）希望我们能一起考进去成为同学。结果她没有考取。
当时都不学外语，除了考算术语文外，就是考音乐的节奏和唱歌，最后模仿老师的发音。记得老师还拿一只码表放在墙上，让我的耳朵贴在墙上谛听，说听到嚓嚓声就说听到，听不到就说没听到。假如没开码表你说听到了，估计就没戏了。我听力极好，主考老师也有点吃惊。
最后是考是否能发卷舌音，小舌音。我都行。这样的学生就可以学德语。
但我不是好学生。至少不是用功的学生
有一次下午我在操场的沙坑挖“空门机关”，就是挖一个坑，上面盖上纸或树叶，再加上沙子，就等着其他同学上当一脚踩进坑里。结果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食堂关门了，我就想挺一挺。但是到夜里怎么也睡不着，顾老师来查铺，我们八个同学一间寝室，跟附中不同，我们都是一人一床，而不是双层铺。顾老师发现我没睡着，
就问，“怎么睡不着吗？”
我说“肚子饿。”
“怎么没吃晚饭吗？”
“是的，食堂关门了。”
“那起来吧。”
我跟顾老师出了校门，来到附近的广灵新村。有一家点心店还开着。她要了一碗素浇面。
记忆中这是最好吃的一碗面。连一根一根粗粗的面条我都记忆犹新。
几十年后，一位在法院工作的熊同学（姓熊）组织了一次聚会，班主任孙老师、生活顾问顾老师和德语老师吕老师都到了。吕老师问你们还记得我当时教你们的德语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吗？ 只有我和文新集团的负责人陈同学还记得，我们用德语唱起了：山连着山，海连着海。
吕老师和奚老师都是北大西语系的毕业生。他们的德语都极好，当然真正的德语专家是东德的老师汉斯夫妇。
我问：“奚老师怎么样了”？
老师们说，太可怜了，到现在都没好。
有意思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瞿希贤的获奖作品。她的名字跟“邓大人”是一样的，邓小平的字也是希贤，都是从“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来的。有一次举办她的作品演唱会。她跟指挥严良堃说，不要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演唱会到一半时许多观众站起来说，要听那首最著名的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严良堃没办法问坐在观众席的她，怎么办？她上台说，“全世界的无产者没有联合起来，反而是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大家一阵哄笑，作罢了。于是大家唱起了《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这是那个时代无人不晓、无人不唱的歌啊。
席间我说，当时根本没好好学习，老想着玩。不料大家说，谁好好读书啊，都不懂事的，说完大家哈哈笑了起来。
后来我翻看当时的学生手册，我的成绩是“算术”最好，“德语”次之，“语文”最差。再后来我有机会学习了高等数学微积分，竟然是考了满分，第一名。原来我适合学习数理方面的科目，最后却阴差阳错地学了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