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汤圆 （此文创作于农历新年前，迟至今日才发） 瞎拍瞎有理2019-02-23 09:10:36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过年了，年后便是元宵节。温哥华的华人超市各类汤圆琳琅满目，虽在异国他乡，也很有过节的气氛。

我家是南方人，但父母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工作生活。那时北京没有汤圆，只有元宵。汤圆用的是水磨糯米粉，包出来的汤圆幼滑而富有弹性，用今天时髦的语言就是Q。北京的元宵是用干磨糯米粉沾水滚出来的，放在锅里久煮不烂，哪怕最后几乎成了一锅浆糊，元宵里面还是顽固不化。父亲最喜甜食，汤圆更是他的大爱。但北京的元宵对他来说实在是难以下咽，根本不入其法眼。所以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在北京过元宵节，吃的都是父亲亲手做的汤圆。

父亲是做学问的，搞学术兢兢业业，严谨过人。但他同时是个标准的吃货，做起美食来也是一丝不苟。早年北京没有卖南方的水磨糯米粉，连圆糯米都少见，他借出差的机会，从南方背回来一个大约十多公斤的石磨，糯米也是托亲戚从上海寄来的。先把糯米泡上一两天，然后用石磨磨成米浆。米浆装入面口袋滤水。滤水是个难题。北京冬天室内有暖气，如果不能及时干燥，米浆就很快发酵，成了米酒。那时家里没烘干设备，靠手拧干也不可能。父亲找来一把前高后低的椅子，把布袋放在椅子上，布袋上面放一个搓板，人坐在搓板上，水便被挤压出来，流到椅子后面地上的脸盆里。于是父亲端坐其上，读着元代农民战争史，屁股有节奏地上下左右扭动，白色的米水不断从搓板下的布袋渗出，然后耳边传来潺潺的流水声。挤出水分后，父亲用两把椅子架起竹竿，把几个装着半干米粉的布袋挂在竹竿上晾干。那时我家三口人挤在一间不到十四平米的房间内。晚上睡觉，我的头旁边就是晃晃悠悠的布袋。余下的几天，满屋子飘着酸酸的米浆味。

米浆晾干后就成了米粉，但这只是汤圆大业的第一步。下一步是做馅儿。通常我家汤圆馅子有两种，豆沙和芝麻。红小豆要去皮。父亲用一口大锅，把小豆加水煮烂，然后用细孔竹筛（北方称为笸箩）将皮滤去，剩下的便是无皮小豆汤。接下来就同做糯米粉的程序一样了：椅子，搓板，脸盆，和一本关于元朝那点事儿的书。

制作豆沙馅的最后工序是炒。父亲从通县买来上好的猪板油，将大油熬出后，按同比例与白糖和豆沙混合，用小火炒制。炒制时间较长，其间须不断翻动。父亲一手拿着锅铲，一手拿着书，站在炉灶前边炒边看书。不知从何时起，他开始放一些自制的糖腌玫瑰进去，称其为改良版。玫瑰是他在夏天亲自去妙峰山采来的。他说采玫瑰不能早也不能晚，一定要在清晨时分，玫瑰半开时采摘。

芝麻馅就要简单一些。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北京是没有好芝麻卖的。安徽的芝麻好，父亲就托在安徽生活的外甥买好后寄到北京，然后炒熟并用石磨磨碎。父亲说芝麻不能磨太碎，否则油就出来了。猪板油要先除去纤维，拆成小块，也是按同比例与白糖和磨好的芝麻揉捏混合均匀，无须再炒。

那时家里是没有冰箱的，父亲把所有的馅料装入数十个铝制饭盒，放在北面的阳台上冷冻，需要时便拿到屋中。

杨氏汤圆在亲戚、朋友与同事中一直是赫赫有名的。过年时受邀到我家来吃汤圆乃是一大乐事。很多人也想拜师学艺，父亲倒也毫无保留地传授。但每次吃完他人的汤圆后，他都悄悄地告诉我，实在是不怎么样(原话)。我笑问他是老师不行还是学生不行，他回答："关键还是看有没有用心去做。"

元宵节又要到了，父亲却已不在，杨氏汤圆的味道也成了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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