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亩地2019-03-16 09:2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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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台湾人林先生(2/2)

上周讲到林先生于1972年与他在日本的哥哥恢复了通信联系,成为陕西省第一批敢于与国外通信的人,当然,也会给他带来损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二十余年来天天搞阶级斗争,国家穷得蜗居在世界最末几位,用林彪的话来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海外的华侨们纷纷给国内的穷亲友们寄些钱物方面的小东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然而,林先生并没有收到计算器,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为确保国家安全,你的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且要求林先生必须告诉他哥哥,“东西收到了,很好,谢谢”,同时还需要宣传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声言这是党的要求。那时,林先生刚刚从受批斗的牛棚出来不久,吓得小腿发抖,哪里敢说半个“不”字?数日后,林先生来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气愤、痛苦得眼泪直流。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哥哥也受到了连累和欺骗。当时我也亲眼见到了北京海关的通知书,心里轻轻地对海关咒了一句:“无耻!”。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室的人是一位广州海关的党委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火车里的两三天的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电子手表,炫耀他手中的电子计算器,说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经常有海外华侨寄来一些新鲜物品,海关可以随意将其没收,并通知收件人不得吐露实情,然后,这些东西就全都成了海关官员们的私人物品了。开始时是人手一份,后来东西多了,就开始出手倒卖,进价是零,怎么卖都能赚大钱,海关官员们个个富的流油。我朋友的父亲也趁机低价从海关党委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也是我与林先生来往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阶段。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永远都感谢林先生这位日语恩师。1975年的一天,我从我们工厂给林先生打电话商量点小事,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是不是日本间谍?为什么通晓日本语?工组师傅大力帮忙,说我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不是日本间谍,保护我未蒙受灾难。不过保卫科也同时向我发出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日语说话!这是我在中国29年时间里受到的最直接的一次威胁,从此以后,我接受经验教训,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日本语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陆续上台,他们否定了毛泽东的治国方针,使中国的面貌大变,国门大开,到70年代末期,中国的平头老百姓们也终于可以出国了。林先生成为陕西省地区第一批获得了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他哥哥的资助下,他带着屈辱和痛苦,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此和我们大家失去了联系,再也不回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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