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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又普：台湾人林先生(2/2)
上周讲到林先生于1972年与他在日本的哥哥恢复了通信联系，成为陕西省第一批敢于与国外通信的人，当然，也会给他带来损害。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二十余年来天天搞阶级斗争，国家穷得蜗居在世界最末几位，用林彪的话来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那时，海外的华侨们纷纷给国内的穷亲友们寄些钱物方面的小东小西。1973年，林先生的哥哥给他寄来一个电子计算器，然而，林先生并没有收到计算器，却收到了一封北京海关寄来的通知书：“为确保国家安全，你的计算器被海关没收！”，通知书并且要求林先生必须告诉他哥哥，“东西收到了，很好，谢谢”，同时还需要宣传文化大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林先生所在工厂的革命委员会保卫科也找到他，要求他必须服从海关的命令，声言这是党的要求。那时，林先生刚刚从受批斗的牛棚出来不久，吓得小腿发抖，哪里敢说半个“不”字？数日后，林先生来到我家吐露苦水，四十多岁的大男人，气愤、痛苦得眼泪直流。自己受点屈辱没关系，只是害得哥哥也受到了连累和欺骗。当时我也亲眼见到了北京海关的通知书，心里轻轻地对海关咒了一句：“无耻！”。
1974年，我的一位朋友的父亲去广州开会，乘坐的是列车软卧包厢，同室的人是一位广州海关的党委书记。虽说两人是初次见面，但在西安到广州火车里的两三天的时间里，两人相谈甚欢。书记炫耀他手上最新式的电子手表，炫耀他手中的电子计算器，说海关是最有油水的政府部门，经常有海外华侨寄来一些新鲜物品，海关可以随意将其没收，并通知收件人不得吐露实情，然后，这些东西就全都成了海关官员们的私人物品了。开始时是人手一份，后来东西多了，就开始出手倒卖，进价是零，怎么卖都能赚大钱，海关官员们个个富的流油。我朋友的父亲也趁机低价从海关党委书记手中购买了一只电子手表。
1973至1978年初，我在陕西省汽车一大队当汽车修理工人五年，这五年时间可以说是"我的大学"，我每天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学习日本语和数理化，这五年也是我与林先生来往最多的五年，也是我的日语水平急速上升的阶段。1982年，我有幸考中了日本文部省的全额奖学金，得以赴日深造，我的日语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我永远都感谢林先生这位日语恩师。1975年的一天，我从我们工厂给林先生打电话商量点小事，没想到遭到工厂保卫科的关注，他们专门派人来到我的工组调查我的情况：这个人是不是日本间谍？为什么通晓日本语？工组师傅大力帮忙，说我是个书呆子，只懂看书，不是日本间谍，保护我未蒙受灾难。不过保卫科也同时向我发出口头警告：今后不准在中国的土地上用日语说话！这是我在中国29年时间里受到的最直接的一次威胁，从此以后，我接受经验教训，再也不敢在有外人在场的情况下使用日本语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胡耀邦等人陆续上台，他们否定了毛泽东的治国方针，使中国的面貌大变，国门大开，到70年代末期，中国的平头老百姓们也终于可以出国了。林先生成为陕西省地区第一批获得了中国护照的中国公民。在他哥哥的资助下，他带着屈辱和痛苦，离开生活了20多年的中国大陆，移民日本，从此和我们大家失去了联系，再也不回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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