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洗完毕，两个觉得肚子饿。林乐弘拿出带来的土豆片和才买的小点心，说，咱们对付一下吧？
她说好。
旅馆的房间小，一张小桌配一把快散架的椅子，他有点为难，东西不知该如何摆。她说，我们在床上吃，算点餐。
他们面对而坐，用一条毛巾当托盘，喝着剩下的酒。他身披旅馆的毯子，她身披浴巾，浴巾没系牢，不时滑下。她笑笑，说，你应该学我，先暖身。等下到公社参加婚礼，裸体会比较自在。
他拉了拉毯子，说，这样好。
他们聊着，她撩掉浴巾，越坐越近，脑袋还伸过来，仿佛要跟他碰头。
一会儿，又说到她的青春岁月。她说，我讨厌那个时代，怀念那个时代。
他说，听起来似乎是不能并存的两种情感。
她说，我常常问自己，那些事真的发生过吗？假设当时有人为我拍过录像，把录像放给我听，我不会相信，即使他把头像放大，把我当时的眼睛对准我现在的眼睛，我会矢口否认，否认那是我。怎么说呢，避孕丸的问世，我们女人觉得获得了空前的自由，我们不用害怕怀孕，我们可以跟任何人做爱，做到死。我像一头野兽，人人像一头野兽。现在说话，我可以找回当时性交现场的种种气味，酒精，毒品，男人的汗味，女人的精液。我现在的丈夫，那时在伯克利当教授，蓄的胡子比现在长几倍，一次吸毒，他的胡子被点燃，烧掉了一边，让世人头一回看到了他半边嘴唇。
林乐弘记起她老公的烟头，他的不动神色，他说，非常有趣的人。
萨曼莎看出他的尴尬，委婉地说，林，我们的夫妻关系是开放式的，我们互不干预彼此的私生活。当然，不干预不是无限制，比如，我不能容忍别的女人穿我的衣服带我的首饰在我们的床上做爱。
他只能说，我同意。
她说，我的丈夫不是普通人。从小做大量的体力劳动，割草，盖房子，修马路。在大学不正经读书，转了几个学院。去欧洲旅行，四处打工赚住宿费。最喜欢德国衣服，意大利鞋子和宝马摩托车，迷倒了许多女孩。尼克松上台第四天，他从伯克利辞职，搬出美国，在意大利住了八个月，回来，伯克利续聘，我们是那时认识的。
他念叨说，伯克利，伯克利。
她说，在伯克利，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一位教授，学生激进运动的理论家，头发比女生的头发长，上课不用教室，喜欢借一家书店开课，通篇反体制的言论。他这边讲课，那边的学生不断结伴上厕所。干什么？当然不是方便。他自己，下课后约上一个或者两个女学生去他的周末公寓，打开窗户，远处是金门大桥。他在四个角落准备好毒品，在餐桌上摆了几款啤酒白酒，然后和学生纵情做爱。
林乐弘想起了自己，想起学院对师生恋的严密禁止，苦笑着说，伯克利需要修订师生恋的规定。
她说，也许。但是，太自由的结果，跟随的只能是厌倦。我们走得太远，性失去魅力，在技巧上人数上寻求翻新。我记得，我跟一个男人性交，他的精液还留在我体内。我懒得起来清扫自己，第二个男人来了，他扑到我身上，摸摸我的下体，问，怎么回事？我说，你来晚了一步。他翻下身体。我等他催我冲干净。他又爬回。我问，你不介意？他的身体开始抽动，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何必介意。
林乐弘不由自主地望了几眼自己的下体。在萨曼莎的男人系列中，他算第几个？
她爱抚他，说，林，记住，那是“不要战争要性爱”的时代，是“只要感觉好，撸起袖子上”的时代。换成你，你一定参与进去。
听到这里，林乐弘的下体挺起。萨曼莎注意到了，捏了捏。
他说，令人神往的时代。
她简单地说，极端总有后果。我们制造了大量的新型性病，一个个提前衰老。我算转弯得快，迅速回到体制内，读完了博士，收获了八十年代疯狂追求财富的红利。我失去的呢？多次怀孕，多次堕胎，直到无法生育。说说那些公社吧。我不怀疑她们的理想，从不挑剔她们的生活方式，问题是，结果不太好。
他说，怎么个不好？
她说，男人基本跑光，剩下的女人成为同性恋，坚守阵地，最终成了纯粹的女权主义者，不再需要男人。可是，她们能做什么生存呢？卖健康食品，卖手工艺品，帮人看相算命。无论哪一个行当，收入微薄。当今世界，追求物欲成为主流，她们的所作所为在绝大多数人的眼里，可笑可怜。我并不觉得可笑可怜，我只为她们伤感。我并不享受现在。
萨曼莎眼睛里噙满眼泪。
他收拾好吃剩的食物，把床清理干净，拍拍床铺，说，我们躺下休息一下吧。
他们躺下，仰望屋顶，静听暖气机的运转，发现噪音不小。待她平静下来，他说，六七十年代恐怕是美国年轻知识分子最好的时代。我不相信，我这辈子能赶上第二次。我怕是生错了时代。
她说，很多很多人这么说。我们做了一切想做能做的事情，崇高的，卑微的，肮脏的，愚蠢的。好不好，要看对谁而言。第二年九月，乔普林和亨得里克斯相隔十六天去世，才27岁，死于过量吸毒。他们不能那么高烈度地活下去。对他们，这不是最好的时代。他们的命运对我们这一代所有人，是个警讯，是个暗示。飞得再高，终会下坠，或者平安落地，或者摔得粉碎。
她本人，无法继续安心念书，她申请休学半年。她和一群人住进屋主不在的公寓，吃喝之外，就是吸摇头丸和做爱，平时懒得穿衣服。她对家里谎称，她要打工。工作不假，为一家画廊看店。画廊几乎没有生意，她百无聊赖，练就了修指甲的硬功夫。
她跟一个南方男孩相处了好一段时间，他的口音特重，开一辆破旧的福特车。他们两人喜欢坐在车盖上，听他点评《在路上》这篇垮掉一代的宣言小说。他们是几条街远的一家酒吧的常客，他痴迷一首歌，每次都在点歌盒里塞硬币，听了一遍又一遍，惹毛了女招待，找人将他扔出去。
她的父母过来看她，她父亲本想突然袭击，没料到她妈妈提前打招呼。萨曼莎吓得够呛，赶紧搬回伯克利的学生公寓，换洗一番等着父母。父亲的脸色严峻，那副样子，像极了科罗拉多公社的那个辛迪的父亲，鄙视带无奈，叱责伯克利的学运就是马戏团。萨曼莎的妈妈倒是没有抹眼泪，使出浑身解数化解父女之间可能的大冲突。
父母来访，成了她人生的转折点。她顺利毕业，接着上密西根大学的博士班。读书期间，美国社会归于平稳，大量的反叛者放弃主义，进入主流，为生计为家庭奔忙。她属于其中一分子。
林乐弘说，我发现，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法国有“五月骚乱”，捷克有布拉格之春，墨西哥城经受长达九个星期的学生抗议，诉求不尽相同，结果都归于现实。
她说，奇怪的是，那时没有一个全球中心指挥系统，国与国之间的通讯很不发达，怎么会同时兴起同时终结，殊途同归？中国也出现抗争，比如红卫兵，他们的口号“造反有理”响彻世界。
林乐弘说，从现象看，好像一样。本质上，我觉得，很不一样。
她问，不相同之处在哪里？
他说，西方的抗争是自发的，与官方是对立面；中国的抗争不是自发，是上头的一个派系引导，当成权力斗争的工具。等到它的利用价值耗尽，大批城市的年轻人需要工作，国家无法安置的时候，他们随时会成为不可控的力量。怎么办呢？上头设计了一场人口大迁移，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上头对年轻人说，看哪，广大的乡村，多么美丽的景色，多么智慧的农民，去，大胆追求，改天换地吧。
她说，你的年龄不大，你没参加红卫兵，没上山下乡吧？
他回答，我那时太小。那段历史，主要是我大哥后来讲给我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