苇滩叟2019-06-23 09:08:51

我的农友俞富根

 

俞富根是我农场农友。他睡到我下铺不久,我们就成了朋友。

 

俞富根先天近视,带了一副很深很深的眼镜,可能还不止1000度。上小学时,根本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所以功课跟不上,小学没有毕业就辍了学,1965年来了农场。65年来的知青大多都很强壮,可是他,又瘦又小又矮,身高也许没有1.60,在65年来的知青中间,许多女同胞都比他高大强壮得多,他的工资也比65年来的男知青的平均工资低了一级。每天早上,布置工作,他多分配一些和女同志差不多的轻活,像要背200斤一包棉花的卖棉花的工作,是不会叫他的。其实,他干活还是挺麻利的,像锄地,他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割稻,他从来没有落在别人的后面。寒冬腊月出去采棉花,由于棉田里的棉花已经不多,采了半天也就是大半袋,再看俞富根,他早已经采了一口袋了。65年的知青,人家是拜过师傅的嘛,和我们这批68年的知青不同,而且来的时候比我们年龄要轻。

 

农场是吃食堂的,每天收工以后,空闲的时间比较多。有的下棋,有的打牌,有的拉提琴,有的练嗓子。俞富根一个爱好是看连环画,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借来的,看到滑稽的他会笑起来,有时候看连环画看得不高兴,他会闷闷不乐好长时间。他有时候会和我分享他的“心得体会”,他的心得体会我大多都忘记了,不过,有一次他的心得体会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人”字最容易写,一撇一捺,但做人真是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来深刻体会。虽然算不上振聋发聩,却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他有时会哼上几句,大概是越剧,不是样板戏。他和人关系很好,和别人很少有什么磕磕碰碰。大概他知道做人的艰辛。一般吃些亏也就忍了。不过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和别人吵起来,居然用最难听的话大骂。我很吃惊。事后,他忿忿地对我说,我要么不吵,要吵也要让他知道我也不是好欺负的。他又对我说,你也不要太老实,人家骂你,你就要比他骂得更厉害。以后就不会有人惹你了。对他那通理论,我不敢苟同,但也说不出其他道道来。打从红卫兵造反有理,到知识越多越反动,许多事情都说不明,道不清。这个世界太疯狂,这个世界也好荒唐。

 

65年的知青,好多都已经结了婚。俞富根却还是光棍一杆,他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后来不了了之。这也许是他所言“一撇一捺,做人真难”的又一缘由。在中国,无论是穷是富,是贵是贱,结婚成家,应该是顺因成章之事。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他大概觉得应该找个老婆。为之,他极其节省,吃得很克。我真感到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工资这么低,吃饭活口都紧绑绑,难道还要从牙缝里省下来养活另一个人?68年的知青大多都是明白人,“相濡以沫 ,不如相忘于江湖”,什么谈恋爱,什么谈朋友,混一天算一天吧。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那里。

 

每个月6日和21日是农场场休日。有一次场休日前一天,俞富根悄悄地对我说,西边防风林南头一条小沟有鱼,这是一个老职工的儿子告诉他的。第二天一早我们来到那沟边,他大概和老职工的小孩一起干过“拷浜头”, 我跟着他筑了二个坝,然后用面盆舀水,舀到中午后,才发现三条小鱼,还有一条泥 鳅。他似乎有点儿沮丧。不过我还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农场里的每一条沟沟渠渠,不知道“扫荡”了多少次,能有几条漏网之鱼。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我把清理干净的鱼和泥鳅放在锅里,用他的火油炉煮起来。我一角二分买了一瓶土烧酒,加了一些到鱼里,蓝色的火苗舔着锅底,屋子里洋溢着芬芳的鱼香。我和俞富根尝着剩下的土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忘记了今宵何处,忘记了做人之难,我和俞富根快活的笑起来。

 

65年来的知青都有自留地,有一休息日,他要去他的自留地,我好奇的跟他去。自留地很小,长了些黄豆,他自我调侃道,懒人种豆。我和他把黄豆拔了,晒在老周家门前。过了几天,要回上海去,他硬要塞一包豆给我,按照常理,我给他钱,他不收,给他粮票他也不要。说送给我妈妈尝尝鲜。

 

1972年底,俞富根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再教育毕业了,马上就要上调到上海工矿去了,这是农场知青的梦,终于梦想成真。不过,面对我这样一个留级生,他在我面前很少流露出来得意。临走前一天,他问要留什么给我,我想了一会,留下了那个煤油炉。他带回上海也没有用,我还可以派上用场。我拎着他的行李送他上车。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可那是已经是瑟瑟隆冬节。他没有说什么,我望着车绝尘而去。

 

过了一年,我也再教育毕业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我们几个上调的,请没有上调的在红房子西餐馆涮了一顿。又和几个上调的一起骑着自行车窜东家,访西家。 我骑自行车去了俞富根家,他家在长宁路底,他见到我高兴到不得了,他拿出了大白兔奶糖给我吃,过后,他又拿出了一块巧克力。他和魏永生住得近,经常来往。不过,他在工厂混得不怎么样。他现在在工厂里扫扫地,打打杂。至于个人问题,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光棍一个。看来,再教育毕业到了上海,还是做人难。过了几星期,他也来到了我家。他不会骑自行车,花了好长时间坐公交车来的,我拿出了巧克力,瓜子,聊了一下午。后来几年,我又去了他家几回。

 

1977年,我高考进了大学。入学后的一个星期日,我又骑车去了俞富根家。他看着我的校徽,好一晌说,你是知识分子了。我愕然了。我已经从知识青年晋升到了知识分子了。我们聊了一会,我骑车走了,因为我还要骑车去学校。大学期间,我又去过他家一次,后来他家拆迁了。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么地方去了。大学学习很忙,有时候周末都回不了家。那时想,毕业后有空去问问其他人俞富根的地址,甚至实在不不行,去派出所问问。谁知道毕业后又上了研究生,星期日都不得休息。毕业后又分配去了科学院,又准备出国,忙得不亦乐乎。

 

40多岁出去洋插队,个中甜酸苦辣,只有自知。忙忙碌碌一整天,忙忙碌碌一整年,过了一年又一年。有一天,我看到一个LASIK(laser-assisted in situ keratomileusis 激光辅助原位角膜矫正术)的广告,可以矫正200-2000度的近视。后来发现国内也有医生在做。俞富根他眼睛1000多度,他太需要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俞富根是在上钢十厂。假如是在过去,那还是束手无策的,幸亏现在有了互联网,一查,上钢十厂早已经被宝钢兼并。我打电话到宝钢退管会,终于拿到了俞富根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妹妹,她告诉我,哥哥俞富根患有失智症,而且糖尿病后期。后来我又打电话去问俞富根的病况,她妹妹说,她告诉了俞富根我的名字,她哥哥竟然说记得我的名字。这让我很为感动,他患了失智症,居然还记得我的名字。

 

我积了十来天假期回上海了,下机后的第二天,我又打电话到俞富根家,她妹妹告诉我,俞富根因为糖尿病,住到了武警医院。听得这个凶讯,我心中好生难受。第三天上午,我带了水果,赶到了上海武警医院,只见俞富根躺在病床上,陷在深深的昏迷中,大概已经陷入糖尿病引起的酮酸血症昏迷。他的二个妹妹陪在床边。二型糖尿病,只要管好自己的嘴,控制住血糖,应该能活很长。但是,他患有糖尿病,加上失智,像小孩一样没有收敛的吃,那可危险了。我默默地站在他的病床边,望着他那苍白的脸庞,听着他嘈杂的呼吸声,想到他与我难忘的蹉跎岁月,我潸然泪下。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到家二天后,我心情矛盾的拨通了俞家的电话,电话那头告诉我,俞富根已经走了。我默默地握着听筒,半晌说不出话来。难忘的过去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一撇一捺,做人真难。这是俞富根一生的叹息。现在,他平平静静地回到天堂,天堂里没有贵贱贫富,天堂里没有高下强弱,再也不用考虑做人的难与不难了。假如俞富根在天有灵,从天国鸟瞰尘世,尘世间还不,半是闹剧,半是悲剧。

 

 

弥留中的俞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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