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十二队，第一条消息就是刘大富家房子被烧了。他俩夫妇走后，其他人忙不过来，一天没顾上喂鸡。鸡饿急了到处飞，扑倒了挂墙上的油灯。等火救下来，小半个院子已烧光了。
刘大富夫妇神情沮丧地坐在我们面前。一个月不见，俩人都瘦了一圈，只是眼睛还闪着倔强精明的光。
“我们决定去把这娃儿做掉了。”
“你总算想通了？”小琴冷冷地说，“早就跟你说过，跟共产党的政策抗是不会赢的。”
“并不是怕你们。”刘大富的倔劲儿又上来了，“李瞎子跟我们算了命，肚子里这个又是个丫头片子，还是个灾星。”
“李瞎子的话你就信？”二毛问
“不信也不行，刚算完命，家里就遭了火。”
“好！”小琴气得声音都在发抖，“是李瞎子说得你同意做掉娃儿的。我们也不想跟李瞎子抢功。你的事我们工作组以后不管，自个上医院手术去吧！”
小琴拂袖而去。工作组有纪律，不能当了工作对象的面发表不同意见。大家只好跟着小琴出去。我一步三回头地走出刘家大院，心里算盘着怎样劝小琴不要跟刘家过不去。抬头一看，小琴窜着头在田埂上走得飞快，一边走一边抹眼泪。我喊了声“小琴”追上去，不料脚下一滑，一跤摔倒在水田里。
至今我都不明白，小琴为什么气，为什么哭。她也许觉得蒙受耻辱。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上门解释科学道理，提供计划生育的福利，到头来不如李瞎子一句话。
三天后，我在医院值班。清晨五点，全院的人都被声嘶力竭的惨叫惊醒：“天绝我啊！天绝我啊！！”是刘大富看到从媳妇肚里掉出来的男婴后，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他媳妇也悲痛欲绝，拼命扯自己头发。我试图过去安慰她，快走到门口，刘大富仇恨地剜了我一眼，吓得我退开了。
从那以后我们再没和刘大富照过面。只听说他大病一场。每次下乡，从他家院坝前经过，我总转过头再三向里张望。李子熟透了，掉落一地，也没人收获。两条大狼狗仍然忠实地蹲在树下，脸朝着主人的方向，不懂得它们的主人已经万念俱焚，断了发家致富的念头。
一天我实在忍不住，悄悄来到刘家大院看看。大院里死一样寂静。只有侥幸逃出大火的几只鸡在灰烬中趴着，偶尔扑扇出一点声音。一抬头，看见赵会计也在这里流连，默默地绕房子走了一圈后，他声音凄凉的说：“这家人完了，心死了。”他指着绕满了篱笆，爬满了墙头，因为没有浇水而干枯的瓜藤豆蔓：“今年，这些先死。明年，到处就会长满野草、毒藤。那些竹子，会因为缺水、缺肥和缺氧而要死不活。那果树，会被偷吃的娃儿折断丫枝......”赵会计又越说越激动，一把抓起我的手，把我拖到开阔地。他指点着江山：“你看看，除了刘家大院，这方圆十几里，哪儿还有一棵象样的树，一兜象样的竹！每一寸土地都被开了荒来种粮食。”他颓然松开我的手，跌坐在地上变成了自言自语：“每一寸土都种了粮食，因为人均只有七分地呀！计划生育要是早十年搞，就不会是这样。可你们一搞起来又是这个样子！”他激动地冲我吼：“刘大富是农民的榜样，农村富裕的种子。你们这样搞法，把农村的良种灭了！”他好容易平静下来，探究的看着我，象要从我的脸上看出答案来：“我经常做着帐就走神，想这农村啷个就搞成这个样子。究竟哪一步走错了，啷个才理得顺？脑壳想痛了，也没有答案。中国先贤们总是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可我们的政府这几十年都折腾了些啥啊？干什么都一轰而起，一刀切。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吃错药了啊？！”
我无言以对。每周星期六的政治学习会上，熊书记和小琴他们一再强调从全国全省的高度理解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坚定革命意志，不要为一家一户的具体情况而心慈手软。自从好朋友月华的事发生后，我总禁不住要想，如果她们是我的亲人，因为没有生育指标，不得不去堕掉五、六个月大的胎儿，我会怎么感觉？每次出现这种念头，我就用文件上的冷酷的数据坚定自己的意志：二十多年来，昌都县的土地产量，只从每亩大约300公斤增产到每亩350多公斤，而人口却增长了近一倍。昌都县人口已经膨胀到人均只有七分地了，再不控制，这方水土，就养不活这些人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早在五十年代，一个叫马寅初的学者，曾建议过政府控制人口。可他的理论遭到了批判。马教授因此被划为右派，失去了传播自己理论和学问的自由。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七三年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极大的刺激了人们的生育本能，这个制度在食品、住房、能源等基本生活需求方面采取平均分配的政策，意识形态又倡导艰苦朴素，不准人民追求高质量生活。大家庭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家庭所得按人口比例增长，但生活花费却不是按比例增长的。其结果，人口从五十年代初的六亿增加到现在的十亿。正象赵会计说的：“上面制定政策的人早几年没看到这步棋，事到临头了打急抓。” 人民，来承受人口膨胀的苦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