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去北京办理出国手续
噹、噹、噹,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一九八五年到了。
一九八四年是我的本命年。有人告诉我:人过本命年时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否则容易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听到这话,我不由得笑了起来:太有道理了,我一定是太张扬。所以叫我出国,到了北京都会被赶回来。还是老老实实地等到一九八五年吧!
元旦刚过,北京的中科院外事局就来了电话。说我去德国的签证已经办好,可以出发了。马普给我安排了新的德语学习计划。不过由于时间安排方面的问题,慕尼黑的歌德学院安排不了,而是在距离慕尼黑有七十公里的小镇Murnau,那里有另外一个歌德学院。时间是从二月二十八日到六月二十八日学习四个月的德语。外事局要求我来北京一趟,要学习有关文件,还要自己去买机票,拿外汇等。哈哈,八五年真的是要转运了?
一月十四日,我再次出发来到北京。第二天,我到了中科院外事局。那里的小陈看到我,哈哈地笑了起来,把我的护照递给我:“这次是真的办好了,准备出国吧!”
接下来的几天,外事局给了我一大堆关于出国人员需要学习的文件:“本来是应当把出国人员集中起来办几天班,给你们好好讲讲的。现在就你一个人,你就自己看看吧。其中的注意事项一定要仔细看看。”我整整看了两天。除了几页和出国补助有关的文件外,大多数都和保密工作有关,特别是有关的保密条款。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国外谨慎一些确实是必要的。一方面有些事情确实需要保密,而且我们寄回国的信件常常发现被人拆开检查过,甚至被塞进一些宣传材料。同时,由于语言和各国对事物的理解不同,也容易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然后,外事局的小陈拿着一张支票给我:“你自己去买机票吧。再去中国银行取一百马克的外汇,就是给你救急用的备用金。我们只能给你这点零用钱了,到了那里再由马普给你生活费。歌德学院二月二十八号才开学,你不能去得太早,否则那几天你住酒店会住不起啊。另外,国际航班不是天天有的,所以你得仔细考虑一下去的路线。你可以从法兰克福转机,也可以从苏黎世或者巴黎转机,看怎么走时间能对得上。”我摇摇头:“不要紧,我大学同学在那里读博士,我可以在他那里挤着住几天。”小陈一听高兴了:“行,那就简单多了。你打算买几号的票自己决定吧。”我拿着支票到了航空售票处。卖国际机票的地方空荡荡的没有什么人,那里非常安静。不到半个小时,一切就都办妥了。我买了二月二十三号从北京出发,经法兰克福转机去慕尼黑的机票。然后又去前门附近的中国银行,在柜台前站了半天,拿到一张花花绿绿的票子。我拿着它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勉强猜出那应当是张一百德国马克的钞票。心里暗暗地想:“即便这是一张假钞票,我也看不出来。”
把这些事办完后,我又回到外事局。小陈看到我一切都办妥,再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带着我到电报室,给中国驻德国波恩的大使馆发了一份加密电报。说中科院的江育林将于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德国,准备经过四个月的德语学习后,到慕尼黑大学水生所执行关于草鱼出血病研究的中德国际合作项目。发完后,小陈笑着说:“行了,跟大使馆挂上号啦。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大使馆,他们今后如果要举行什么活动也会找你的。”我很紧张地问:“难道我还需要经常去波恩汇报工作吗?”小陈摇摇头:“不用。中国在慕尼黑的学生有好几百人,那里有学生会。他们每个月都会派人去一趟波恩的,你有事跟他们联系就行了。”啊,原来是这样,看来在慕尼黑可以见到很多中国人呀。晚上,我连忙打电话告诉在德国的陈应华。他高兴地说:“好啊,你放心好了。到那天我一定会来机场接你。你可以先在我那里住几天,到时候再去Murnau上学吧。”
还剩二天没什么事。上午,我特地去了一趟天安门,还看了毛主席纪念堂。纪念堂里非常安静,我随着队伍慢慢走过,毛主席的遗体看得很清楚,看得出是化了妆的,跟正常人的颜色一样。然后我还参观了人民大会堂。那时只要花五毛钱就能买一张参观劵。我好奇地在那里东张西望,每个省都有一个厅,里面有那个省的名画和一些摆设,很气派。
下午,我看到军事博物馆离招待所不远,去看看还来得及。以前在文革时去过一次,人山人海,什么都看不清楚。于是我吃了中饭就赶往那里。不料一进大厅,就看到有一面墙上写有彭德怀的“万言书”的全文。我不禁吃了一惊:我们批判彭德怀的万言书批了几十年。文革前,老百姓从来不怀疑报纸的绝对正确性,既然说是反党的,那就一定是反党的了。但有谁见过它长什么模样吗?我好奇地读了起来。原来其实就是他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也没有“万言”,不过三千多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