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在我家客厅的正面墙上，几十年都挂着一横仿名家的国画，画面上是一只威猛的下山虎。
母亲希望父亲是这只虎，可他不是！
我的父母都是1949年“开国大典”前参加共产党的干部，起初一直受到领导的信任和重用，但在解放初期的“打老虎”的运动中，父亲蒙上了不白之冤。此后，历次的政治运动，这只“老虎”都饱受欺凌、侮辱和委屈，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平反昭雪。由于多年的郁闷，父亲常年患有严重的胃病，62岁就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母亲出身贫寒，从小参加革命，一片衷心跟党走，却因为父亲的连累，至死连她终身追求的共产党党员都不是。
1989年六月，父亲去世，我没有回家，此事成了我终身的遗憾。后来几次从国外回家，母亲都和我作了彻夜长谈。长谈中，母亲回忆了她自己，以及她和父亲的一些往事。因为回忆，母亲常常哽咽地说不下去。2007年夏，母亲的糖尿病已到了后期，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在我探亲回家临走时，把家里的一些老照片送给了我。年底，她老人家走了。母亲留给我的东西，我一直放在身边，一搁就是好多年。
最近，我仔细整理了这些照片，回想起母亲给我讲的她自己和父亲的一些往事；父亲断断续续给我们讲的他自己和老家的故事，以及父亲在世时的悲惨遭遇，我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下决心用我这只秃笔把它们记下来，以示后人。
长途大巴从安徽芜湖出发，沿着205国道向南行驶大约二个小时，就到了位于皖南山区我的老家---泾县凤村。
据说，凤村的老祖姓刘，是后汉皇室后裔，为躲避追杀迫害，逃到四面环山的泾县凤村，听到凤鸣之声，认为是祥瑞之兆，就定居下来，改姓为凤。
小时候，我回过老家，印象最深的是：一条光滑的石子路当村穿过，山上的泉水沿着家家门前屋后的石板小渠，潺潺流过，清澈无比。抬眼向四周望去，满目青山，山上种满了桑树、茶树，还有栗、榧、枣等多种果树。
公元1926年，农历丙寅年的冬月，父亲就出生在村里一个叫“敦福堂”的祠堂里，小名老虎。
“敦福堂”的老祖有五个儿子。父亲是大房老二家“一肩三挑”的孙辈，从小有着宽大的额头，雪白的皮肤，双眼皮的大眼睛，脸上的一团蒜头鼻子，萌萌的招人喜爱。可他个子矮，又体弱多病，大大的脑袋上还长了一头的癞痢疮，在学堂里经常被同学欺负、耻笑。所以，父亲自小养成了胆小、怕事、老实巴交的性格。
可父亲聪明。五、六岁上，就和比他大一岁半的姐姐在祠堂的私塾念书，且念得很好，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私塾读完后，父亲又在茂林的新式学堂“阳山小学”读书，抗战时期，又在从芜湖迁至茂林的“广益中学”拿全额奖学金读完三年高中。
父亲在“阳山小学”高年级时，正值抗日战争紧急关头，泾县县城也一度遭到日本人的入侵。为了宣传抗日救国，他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组织宣传队，写文章、出墙报，还参加了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穿着麻布鞋，深入到乡村宣传、演唱抗日歌曲，表演《送郎去参军》、《放下你的鞭子》、《打到汉奸走狗》、《新编小放牛》等街头活报剧，宣传抗日。
一九四五年夏天，日本投降，父亲也在“广益中学”毕业。父亲毕了业，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只好回到“敦福堂”的大家庭里吃闲饭。那时候的“敦福堂”，家里的青壮男人大都在外面做生意，因为战乱和各种原因，大都不在家，也不寄公用的钱回来，一百多年的大家庭渐渐显出下世的光景来。而留守在家里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只能请一个外姓男人当家，管理祠堂里的田产收租，以及各个房里的杂事，每天只勉强供应全家人两顿大锅饭，而各个小家庭里的吃菜、穿衣、看病等用度，均要自理。恰恰在这时，在外多年做生意不回家的我爷爷，生意破了产，而且又得了神经病，回到家里来。
为了给我爷爷治病和一家子的生活费用，父亲不得不想尽办法四处寻找工作，还一度回到私塾复读，并做了“娃娃头”，以助家里的“燃眉之急”。后来好不容易，父亲托人找到村里的小学校长，这个人还是父亲的一个远房叔父，才在学校里当了一名国文教员。由于校方经常拖欠工资，教师们对此很有意见，常常在背后议论。老实巴交的父亲，不懂得人情世故，也跟着在后面随声附和，因此得罪了远房叔父，卷铺盖走人。
父亲失业了，在老家又找不到工作，只得远离家乡去外地。最远的一次，还坐过飞机去河南开封，最后还是失望而归。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江以南。父亲因为参加过新四军的文艺宣传队，能歌善舞、能写会画，加上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芜湖参加了革命队伍。
参加“革命”后，年轻、充满朝气的父亲起先被安排在市文工团，成天领着人上街唱歌、跳舞、扭秧歌、搞宣传。不久，又被抽调到了市公安局，后来，又被调到市总工会，做了工会主席的秘书，并在那里遇到了我母亲。母亲就是因为羡慕他的一手好毛笔字，才嫁给了他。此是后话。
解放区的天，对父亲这只年轻的“下山虎”来说，的确是明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