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黑匣子。
关于黑匣子的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除了最核心的问题即为什么中国一直没有向苏联提出索要黑匣子外，甚至还有人说256号专机上根本没有黑匣子，例如蒋健在《以讹传讹的256号专机黑匣子》一文中就提出：”中国1970年从巴基斯坦买入的那批三叉戟客机，既不可能安装FDR(Flight Data Recorder，飞行数据记录仪)，更不可能安装CVR（Cockpit Voice Recorder，驾驶舱通话记录仪）“。可惜的是，蒋健先生无视康庭梓、时念堂、孙一先等多人的证词，主观地认为”英国航空局当时并未强制要求安装CVR”、”40多年来，从没有任何中国人说见过此类设备”，所以”所谓的256号专机黑匣子纯属以讹传讹！”蒋先生这里犯了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航空局未强制要求安装CVR，不等于说专机上就一定没有安装；就算”40多年来（蒋先生没有听到）中国人说见过此类设备“是真的，也并不一定专机上就没有。
事实上，认为256号专机上没有黑匣子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除了蒋文中引用的康庭梓、时念堂、孙一先等多人的证词，康庭梓在《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一书中还详细记述了当年巴基斯坦教官讲授黑匣子使用的情形：对巴方教员讲解黑匣子这一课的情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对新型飞机的设备，自己身为飞行员，在思想上特别注意它们的性能与使用方法。当教员讲到黑匣子的使用方法时，除了讲解它的基本性能外，在如何使用黑匣子的问题上，竟什么都没有讲，只是简单地提醒大家，只要飞机发动机在工作的情况下，黑匣子就会自动打开，在飞机驾驶舱内，没有任何开关可以控制黑匣子的工作。”如果飞机上没有黑匣子，巴基斯坦教员是不会讲解这一仪器的。维基百科的三叉戟飞机性能说明上也说，三叉戟还是第一批配备飞机数据记录仪的飞机，记录仪能够记录飞行的13组参数。也就是说，256号专机上至少配备了航空数据记录仪FDR。前克格勃头目扎格沃兹丁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彼得·汉纳姆采访时也表示，黑匣子找到了，但是鉴定时没有发现飞机与地面的通话。
为探求事实真相，2012年1月5日舒云请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亚洲研究系孙万国教授代为电话访问了汉纳姆。汉纳姆表示黑匣子本身没有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大多数时间没有声音，因为飞机属于60年代生产的设备，黑匣子里的录音机和录音带的质量都不好，录制时间亦甚短。汉纳姆本人并未能听到原始录音，但根据他所采访的克格勃人士的转述，录音带里面并没有听到林彪、叶群或林立果的声音，也没有机上打斗的声音。因此，就算最后找到256号专机上的CVR，可能也不能一举破解专机失事之谜，更有价值的反而可能是飞机上的FDR。
中国官方长期以来没有向苏联索要黑匣子，可能和长期以来对航空专业知识缺乏了解有关。孙一先在《在大漠那边》书中就提到：”关于飞机上的‘黑匣子’，许大使没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为我方人员完全缺乏这方面知识，而国内来电中，也没有提到此项要求。”康庭梓也说连专业飞行员对黑匣子都缺乏应有的重视：”就我本人在飞三叉戟飞机的日子里，从没有主动向地勤保障人员询问过黑匣子的工作情况，连想看一看黑匣子外观的好奇心都没有，每天都在研究与飞行驾驶技术有关的课题，忽略了只有在万一的情况下才用得着的设备--黑匣子。” 蒋健在《以讹传讹的256号专机黑匣子》一文中指出，虽然英国航空局早在1965年7月就要求新飞机必须配备飞行数据记录仪FDR，我国1982年才以空军司令部司科字第45号文件规定“1985年后，我国所有飞机都要装飞行数据记录仪”，比英国足足晚了20年。
中国政府长期不索要黑匣子也和国内政治形势有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平反翻案不同，邓小平主政后一直坚持不给林彪翻案。1981年中国官方为建国后历史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利用文革祸国殃民、制造十年浩劫的责任一股脑地扣在了”以林彪、四人帮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身上。林彪不但和“四人帮”捆绑在一起成为了文革的罪魁祸首，排名还在作恶多端的“四人帮”之前。在”林彪不能翻案”的大前提和”历史问题细节不深究”的方针指引下，虽然民间对九一三事件几度掀起研究热潮，官方却在垄断了几乎全部史料的情况下闭口不谈，没有披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少数官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没有超越9.18通知的官方结论，而是基本停留在为9.18结论辩护的阶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选择不向苏联索取256号专机黑匣子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既然官方已经定论，黑匣子这样关键的证据要回来就变成了一个烫手山芋：如果要回来分析得出的结论和官方结论不一致怎么办？如果证明林彪不是叛逃呢？如果飞机失事是被前苏联导弹击落，中国要和俄罗斯抗议、索赔吗？更麻烦的是，万一黑匣子透露出任何有利于”阴谋说”的证据，面对这种无可辩驳的铁证，岂不成了官方的历史丑闻？